反制天兵怎么打书:汉语中的“毒素”分析(又)

汉语中的“毒素”分析 黎 鸣

汉语中的“毒素”，由于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文化、精神以及习俗对历代中国人的垄断，基本上都来自孔夫子及其儒家。

在我前面的文章中曾谈到，汉语的逻辑结构空缺、汉语的逻辑程序错乱、汉语的逻辑意义颠倒，这种种汉语严重的弊病其实全都来自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极其偏颇有害的思维习惯。

有人反驳说，近一百年来几乎无人读儒经了，孔夫子的影响早就烟消云散了。说这种话的人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的极其无知。尽管近五十多年来孔夫子的书的确是不怎么流行了，但中国人尊孔的心态事实上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正是因此，于丹的读《论语》的《心得》一出，人们就像久旱遇雨一般，不惜花时间花金钱排长队去购买。这与其说是“于丹现象”，莫如说是中国历史中孔夫子情节的“回光返照”现象，或者更可以说是中国愚民历史的“回光返照”现象。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流行的语言中，几乎所有最涉及中国人精神、心理、情感等等方面的语词，差不多全都非常顽固地保持了孔夫子及其儒家所遗留下来的解说或会意。例如道、德、仁、义、礼、知、信、天、地、君、亲、师、孝、悌、忠、恕、心、性、善、恶、宗、教、臣、父、子、夫、妻、纲、常、伦、理……等等等等。正是因此，即使从来不读孔夫子及其儒家著作的人们，只要他们按照传统的惯例运用上述的语词，他们也就不知不觉地成了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忠实徒众了。

举两个最显著的例子。

先秦时中国人对“道”、“德”的理解，更多的是依《易经》或老子《道德经》之说，即自然之“道”和自然之“得”。也即是说，实质上具有规律（之道）、真理（之道），以及因循真理之“得”的内涵，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属于对真、假进行辨别的范畴。然而两千多年来以至现在，我们对“道德”的解说事实上完全跟随了孔夫子的说法，变成了仁义之“道”、忠恕之“道”，甚至天下治乱之“道”，以及相应于此类之“道”之“得”，这显然已变成了对善、恶进行辨别的伦理道德了，从而实际上完全进入了辨别善、恶的范畴。这等于说，“道德”已被归并在“仁义”之下。随着“道德”一词如此历史地，从辨别真假到辨别善恶的范畴的变迁，再经过后来孟子“人性本善”“理论”的加固，最终造成的后果却是，从此以后，中国人几乎永远地丧失了对真、假进行辨别、思考的可能，更几乎完全丧失了对真理、规律进行探索认识的愿望和可能。

正是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对真理、规律进行任何一点认识的可能。一个永远都不知道真理为何物的民族，怎么可能会有信仰，怎么可能会有科学呢？事实上，丧失了真理观念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也即丧失了对人性终极（智慧）的追求。这才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之所以会变得愈来愈愚蠢的最深刻的“根”源。

再说对“理智”的理解。《论语》中根本就不曾出现过“理”字，“智”字也与“知”字相混。孔夫子的“知”只用来“知”“礼”、“知”“名”，“知”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知”“礼”的说法到了宋代，更被宋儒索性说成了“礼即理也”。由于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深刻影响，中国人只讲“礼”，而从不讲“理”，更不知道还有“真理”。甚至到了今天，中国人仍然不懂得讲理，也即不懂得讲真理的重要性。一个不讲理、不讲真理的民族，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可以有多么高明的智慧呢？

上面的两个例子，已足以可见问题的严重性，也即汉语中含“毒”的严重性，而这种“毒”显然全都来自孔夫子及其儒家两千多年来对中国人的精神垄断。

孔夫子及其儒家在汉语中所遗留的“毒素”，按照我多年来的研究，可归纳为如下的五种：

一， 孔夫子及其儒家非常顽固地坚持复古主义，这种复古主义的精神倾向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以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最好的时代、最好的人性、最好的情感，全都只应出现在古代。有一句成语叫“人心不古”，今不如古，尽在言中。

二， 孔夫子及其儒家极其顽固地坚持唯上主义，这种唯上主义的做人倾向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以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最好的人性、最好的人品、最有智慧的人，总是属于上层的大人、君子。所谓“唯上智下愚不移”，尽在言中。

三， 孔夫子及其儒家极其顽固地坚持“圣人”的独断主义，这种独断主义的认知倾向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什么叫“独断”？“独断”即只讲情、讲礼，而根本不讲理。“圣人”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所以凡事都只能凭人事地位（礼制）、人情世故进行直感地独断。

上述的三种有“毒”的语言（意识）倾向亦可从孔夫子所概括的“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中获得体认。很显然，坚持“三畏”的复古主义、唯上主义、独断主义，就已经从根本上否决了中国人任何逻辑思维的可能，更是否决了中国人对任何真理从事追求的可能。正是因此，才造成了前述汉语中逻辑结构的空缺、逻辑程序的错乱和逻辑意义的颠倒。

四， 孔夫子及其儒家极其顽固地坚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治主义，这种人治主义

的政治惯性与“国”与“家”的比喻一起，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人的语言。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思想的传入，中国人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人世间还会有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的稀奇政治。

五， 孔夫子及其儒家极其顽固地坚持君主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实际上

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惟一的无可选择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与孔夫子的圣人之言“臣为君隐”、“君子三畏”一起，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人的语言，成为了中国人永远政治的宿命。

以上的五“毒”，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锤炼，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人的语言，通过语言

，更又深深地嵌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以及行为。近代中国尽管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折腾，革命也不知革了多少回，死人也不知死了多少亿，“伟人”们就像跑马灯似地换了不下数十位，却总是只换了汤，根本换不了药，其根源究竟在哪儿？我亲爱的同胞们，根源就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自己身上，就在我们每一天都在运用的语言中，以及语言所表达的已经散发了两千多年毒性的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意识，乃至行为中，而我们今天还又在大喊大叫，要恢复儒教、儒学、读经、尊孔了。这实际上与吸惯了毒品，因而大发了“毒瘾”的人们的表现是一样的。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思想意识，事实上就是中国人“吸食”了两千多年的“毒品”。中国人的“毒瘾”现在又大大发作了。亲爱的同胞们，我们能不能把这散发了两千多年毒性的“毒品”，从今天开始彻底换一换，从而争取尽快戒除掉这种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毒瘾”呢？

说白了，上述的五种毒药，后两种是“硬”毒药，是给中国人的政治硬件下的毒药，是政治体制的毒药；前三种是“软”毒药，是意识形态的毒药，是给中国人的大脑下的毒药。

说到底，孔夫子及其儒家，压根儿就是两千多年来为中国的极权专制体制服务的全部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和始终不渝的维护者，而中国人的语言，两千多年来，早就已经被彻头彻尾地浸透了这种满含毒素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中国人想要改变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竟这么难？不仅比不上西方人，即使比起北方的俄国人，东边的日本人、韩国人，也不知道要难上多少倍。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我的答案是：中国人的“革命”仅仅只改变了外部“硬件”的表面，而远没有能够改变中国人内在的“软件”，而其中最重要的“软件”，即中国人的语言，以及附着在语言之中的散发了两千多年“毒”性的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深藏“五毒”的意识形态，从而以至我们自己的政治行为。这“五毒”，即本文中所论述的五种顽固的“毒素”。“吸食”了这“五毒”的中国人，代代相传了两千多年，“毒瘾”已经深入“骨髓”、“灵魂”。不痛下决心，来一场彻底的自我语言和思想的革命，中国人想要和平地“崛起”，恐怕还会回到“换汤不换药”的痛苦的历史老路，又将是一场“红楼梦”。

汉语，中国人思维中无形的囹圄

——再谈汉语中的“五毒” 黎 鸣

前文讨论了汉语中的五种“毒素”：

一，精神（语境视野）上的复古主义；

二，做人（话语活动）上的唯上主义；

三，认知（语法逻辑）上的独断主义；

四，行政（语用语气）上的人治主义；

五，政体（语言结构）上的专制主义。

前文还谈到，这五种“毒素”全都来自孔夫子及其儒家，来自他们在两千多年中对中

华民族精神的垄断。换言之，孔夫子的“儒家”原本就是“五毒”之家，长期以来垄断中国人精神的“儒学”原本就是“五毒”之学。这“五毒”严重地害苦了中华民族，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依然难以摆脱这“五毒”的羁绊。中国人不仅吃尽了“五毒”的苦头，还严重地染上了“五毒”的“毒瘾”，例如有人离开了这“五毒”便会要死要活地大发神经，甚至扬言，没有了孔夫子，他就不是中国人了。我真纳闷，孔夫子到底给了他什么“好处”，竟然让他盲目迷信、感恩戴德到了如此非人的地步？这突然让我想起了德国法西斯头子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了多遍就可以变成真理。如此看来，孔夫子的“神圣”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已经被历代的帝王将相们以及亟待做官的儒家文人们“重复”说教了多少遍呢？简直是无数亿万遍，难怪孔夫子的“神圣”，简直可以说就是中国人的“上帝”了。只不过“孔夫子”不是开发中国人智慧的“上帝”、不是为中国人造福的“上帝”，而是促使中国人变得愚昧的“上帝”，是为中国人制造罪孽的“上帝”。

据说有一位叫康晓光的先生，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宣扬要在中国实行儒家的“仁政”；而且还有一本关于“仁政”的专著，由于本土出版的限制而只能在新加坡出版。这有点让人遗憾。虽然我根本就不认为儒家会有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仁政”，无非又是“五毒”之政而已，但我还是认为它应该在中国出版。我也欢迎康晓光先生、蒋庆先生、陈明先生以及诸如此类自视为“大儒”的其他的先生们站出来与我辩论。因为在我看来，从来就无视真理、无视讲理、无视人格平等的儒家、儒学、儒教，无论他们宣扬什么“仁政”、“内圣外王”、“王道霸道之辩”等等，最终全都只能是骗人的无稽之谈。事实上，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已经做出了无可辩驳的铁的证明，而且更甚，凡是染上了儒家习气的学人，不管他有多高的才能，最终也不可能会有真正多么巨大的真实的成就。最显著的一个例子，美国的余英时先生。尽管我非常欣赏他的人品、文品、见识，但我对他在人文学术事业成就上的最终的评价却不能不感到巨大的惋惜和遗憾，即使他最近获得了号称具有人文科学方面“诺贝尔奖”的“克鲁奇”奖，这也未能改变我对他的总的评价。其中的关键，就在他身上的“儒气”太重，这种“儒气”严重地遮蔽了他探索人文的真理之眼。他和他的老师钱穆先生，竟然全都在朱熹的身上大废笔墨，尤其是余英时先生，实在是太不值得。按照余英时先生的才气，原本不应落在日裔美国人弗兰西斯．福山之下，然而实际上却不然。因此，我真为余英时先生不能成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人文思想家和重要的哲学家而深感遗憾。儒家“五毒”的害人竟然也害到美国的华裔学者身上去了。

再谈“五毒”：

复古主义的后面是中国文人们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的嫉妒主义；

唯上主义的后面是中国文人们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的奴隶主义；

独断主义的后面是中国文人们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的感性（情绪）思维主义；

人治主义的后面是中国文人们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的血缘（民族）主义；

专制主义的后面是中国文人们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的野兽（恐惧的暴力）主义。

由上可知，儒家“五毒”的意识形态最毒害中国的文人，但是也最让中国的文人在世俗的利益上受益。中国文人们的人格品行事实上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性。中国文人们的中“毒”至深，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的中“毒”至深。语言上中“毒”的中国人，使自己的思维永远处于愚昧、迷信、麻木不仁的囹圄之中而毫无自觉，而终究难以自拔。在当今的中国，最需要在语言上，思想上，最后在心灵上兴起一场革命的，首先即应该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五毒”侵害的中国文人。我这里所说，当然也不排除我本人。（２００７，４，２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