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物坊陶艺馆加盟:历史的“终点”

　　杨继绳先生说,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以后，暴露了大量的过去不知道的重要信息。这些事件和信息使人类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原来以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重新认识……这些反思和重新认识，使中国人回到了启蒙时代：人类本来是要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从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学发展。而我们却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人类这个发展轨道。脱轨时间正是两个决议(1945年第一个决议)所涵盖的时间。用这些新的思想成果来重新审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会对它提出更多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权力真正严密控制着每一寸国土，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专政的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前30年是“极权制度加统制经济”，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建立的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从杨先生说的这段话中,我感到他有大智慧,他认识到人类历史的方向:人类本来是要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从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学发展。不过,实际上他的这个讲话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才会有意义,对发达国家来说已无意义,因为那些国家早已实现了。目前在国内有如此大认识的人还是不多的,杨先生有了如此的认识,所以他毫不怀疑地认为我国将来的努力方向是“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他的这个讲话发表后,立刻遭到脑有问题的毛主义人士的批评。从这些人的批评中,我更感到我们中国人认识历史方向的艰难,本来到今天这已不是很高深的问题了,但还是有很大的一批人不懂。看来我们这个民族中的一些人把握方向性的能力很糟糕。所以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才会说,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产生,公务员机械化，无思想。没有思想当然也就把握不了人类历史方向。对这个人类历史的方向性问题,我三十年前就已开始思考了,几年前我把思考的成果写成一本书,书名叫作<<社会进程>>,我想在此文中就历史方向性问题从大的方面再议一议。

　　(一)历史记忆: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社会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统一体，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实质上是制约着特定类型角色互动的规范模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都有其社会结构规范模式，这种规范模式我们简称为“范式”。“范式”的概念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nn) 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年)中系统阐述的。我们这里只是借用这一概念来研究社会结构，不拘泥于它的意义。农业社会有其结构范式和亚结构范式，工业社会也有其结构范式和亚结构范式。

　　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的基本特征是：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基本是帝王专制;在经济上是以私有制为主的自然经济;在文化上实行的是一元化文化。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是封闭性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是线性的，它不是耗散结构。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世界历史上在农业社会里也有过民主制度，比如古希腊城邦、古罗马早期共和国时期就存在过民主制度，但必须指出的是，它们不是那特定时代的基本的结构模式，它们或者是某些思想家的试验，或者是某些政治家的试验，在那个历史时期出现，它们是不符合人类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所以说它们不是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结构范式，它们的出现对历史长河来讲只是花昙一现;换一句话来说，只有农业社会结构范式才是符合历史内在逻辑的结构范式，其他的都不是。结构“范式”和亚结构“范式”是会转换的，比如，从世界历史来看世界大部分国家已由农业社会结构范式转换为工业社会结构范式。

　　农业社会应该是从古埃及(根据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一直到第一次科技革命(又叫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一段时间后，才向工业社会转变，或者说农业社会结构范式才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转换。其历程大约是六千多年。在漫长的六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总的来说，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是相当稳定的，在六千多年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里，农业社会经历了奴隶制、农奴制和封建制的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亚结构范式。

　　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在政治上的基本特征是：专制制度，基本是帝王专制。古埃及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在古罗马完成疆土扩张后，在政治上也立刻转向专制制度，在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更是登峰造极。虽然，在古希腊和在古罗马早期都实行过民主共和制度，但是，实行的时间很短，古希腊是从公元前508到前336年，古罗马是从公元前509年到公元前27年，少的有两三百年多的有四五百年。当然，论时间三四五百年也并不短，但对六千多年的农业社会(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算起)来讲，也不算长。悠悠漫长的农业社会，专制的时间长，有六千年，这样，把专制作为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在政治上的一个特征，应该更符合历史事实。应该说，在农业社会专制制度才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政治制度，而对农业社会来讲民主制度应该是个怪胎。可问题是，在那么野蛮的年代，这种文明的制度，竟然能维持三四五百年，不简单!

　　古代世界各国普遍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小国林立的状态逐渐被一些统一的帝国所取代，先后出现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等大国，这些国家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都是逐步形成的。古埃及是最早建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公元前4245以前埃及就已经出现了奴隶制城邦，埃及人称之为“塞普”，汉译为“州”。这些城邦面积很小,人口不多,上埃及和下埃及各约有20个州。州长(国王)既是军事首领，又是祭司长和最高法官。古代亚述、赫梯、波斯、古罗马等国亦先后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古罗马的历史划分为王政时期(约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09年)、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年——公元前27年)和帝国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三个阶段。也就是说，古罗马是公元前27年又重建立君主专制制度的。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后，西欧社会进入中世纪时期，以后西欧的主要国家比如，英法德也在不同时期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英国社会转向典型专制主义大约从15世纪末开始，1485年英国建立都铎王朝，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出现。专制主义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达到了顶峰。1589年法国建立波旁王朝，这是法国典型专制主义上新台阶的标志。法国贵族比英国强大，为制服贵族，法国王权必须比英国王权更加专制，结果是形成了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欧洲最强大的专制政权。中世纪末期，德国就已经四分五裂，近代早期则进一步完成了德国的“碎化”。30年战争(1618年—1648年)使德国彻底破裂，德国土地上出现了300多个近乎独立的小邦国。此后两个世纪，德国远远地落在了西欧各国的后面。但德国的专制主义却畸形发展，专制政府出现在各小邦。1848年，德国发生革命，企图推翻各小邦的专制政府，同时建立统一的德国。不幸的是，德国革命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失败的革命。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普鲁士的容克统治者通过对外战争统一了德国，完成了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任务。

　　君主专制制度在我国最登峰造极,最早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在我国可以追溯到秦朝。当时秦始皇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秦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皇帝”称号称呼最高统治者，并创立了独特的皇帝制度。皇帝称号一经出现，便成为中国古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专称，被历代王朝沿用了2000多年。秦始皇还采纳王绾等人的建议，制定运行了以家天下方式实施统治的皇帝(君主)专制制度。秦朝创设的皇帝制度，具有显著的特点：(1)是神化了皇权并突显出皇帝至高至尊的地位;(2)是皇帝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绝对”的权力;(3)是全国官僚都成为皇帝的臣仆，庞大的官僚机构都成为执行皇帝意旨的机构;(4)是地方绝对隶属于中央，地方各级政权一律不享有政治上的独立性。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皇帝制度在中国存在了2000多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

　　皇帝制度、郡县制度等都成为了以后中国历朝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西汉时期，汉高祖首先铲除异性王(韩信，彭越等)，封同姓王形成诸侯。到了汉武帝时期，诸侯势力日益强大并威胁到中央政府，于是，刘彻颁布了“推恩令”来消弱诸侯的力量并且推崇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巩固中央集权。到了唐时期，唐太宗继续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度(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下设工、兵、刑、吏、户、礼等六部)，后来六部制度为各朝所沿袭;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由于是“黄袍加身”夺取皇权，所以怕历史重演，于是强化皇帝手中的军权。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空前加强的时期可以说是明清时期了，朱元璋时，历时千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了，六部的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直接领导的秘密特务机构——东厂、西厂的设立更凸显了专制制度的腐朽性;清朝设置的军机处是总揽军国大计的中枢机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体现。

　　中国等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权大于法，帝王极权专制靠的是一架庞大的只对上负责不对民众负责的官僚体系所组成的统治机器来运行，这个统治机器运行的动力就是来自自上而下赋有等级专制的特权，这个特权的性质之一就是权大于法，或者说官位大于法，即官越大越凌驾于法律之上，直至皇帝出口即法——法律是帝王官僚意志的产物;(二)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历代帝王视国家为他一人私物，即他一家天下，自上而下任命官员，即从皇帝起，任命自己最信任的“忠臣”为封疆大吏，任命自己最信任的“忠臣”为郡县官吏，最终形成一个效命于皇帝的金字塔型的官僚体系网络;(三)权力不受监督、制衡、制约，在帝王极权专制社会，皇权往往打着代表天意的招牌，即代表真理和正义的招牌，欺骗民众而横行天下，因此不允许民众怀疑其权力的公正性、合法性、合理性，更不允许民众议论和批评。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权力金字塔里，皇帝高踞于最顶端，拥有最高权力，对天下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很显然，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君臣关系只能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样一来，如何维护皇权，实现对天下臣民的“绝对领导”，就成为专制帝王们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历代帝王在驾驭臣下时经常玩弄权术。

　　在现代人看来，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是最野蛮的政治制度，而文明标志着人类摆脱野蛮的进步状态和程度。制度文明在整个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集中地反映在它的制度文明状况上，而在制度文明中，政治文明又居于重要的位置。政治文明是指国家政治制度的进步状态，它的发展程度主要通过不同时期国家管理者对于国家的性质、职能、目的、组织形式以及治国方略等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来体现。从一般意义上讲，现代工业社会之前的一切形式的专制包括君主专制，其政治是与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统治者是以对于多数人自由的严加限制和对少数人自由的特殊保护作为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的，其政治制度建设的方向就是，有效地维护专制政权，努力使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差异及由它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具有法的合理性，使由法所确定的等级秩序常态化。因此，我们一定要彻底抛去一切形式的专制制度，不断地朝着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向前进。

　　(二)结构转换:三次重大科技革命

　　人类历史上，从近代以来，发生过三次重大的科技革命。 第一次科技革命历史上又叫工业革命。工业革命首先是科技人员在起中坚作用，1769年，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汤姆斯·钮考门的蒸汽机。蒸汽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为利用热能、为机械供给提供了动力手段。因而，它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由来已久的依赖。这时，一个巨大的新能源已为人类所获得，可以说，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

　　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18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从英格兰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一般认为，蒸汽机、焦炭、铁和钢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四项主要因素。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前，整个生产所需动力依靠人力和畜力。伴随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不再依河或溪流而建，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自蒸汽机发明后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工业革命是一般政治革命不可比拟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人类近代化进程的推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类推向了崭新的蒸汽时代。

　　工业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工业革命是生产技术的变革，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它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从社会关系说，它使社会明显地产生出三大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巩固了新兴的自由市场制度。工业革命使人类跨入了机器时代，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拉大了东西方社会进步的距离，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打开了亚、非、拉落后国家的大门，把整个世界纳入了自由市场经济体系。

　　自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英、法、美、德等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工业革命在主要国家的普遍展开，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对外贸易在这些国家经济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表明19世纪中期世界市场已经形成，它为世界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工业革命及经济的大发展，导致了三股大的历史潮流的涌现，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与改革、国际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三大历史潮流;或称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大倾向。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那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类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它以电机的发明为起点，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不仅推动了生产技术由一般的机械化到电气化转变，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电力的广泛使用，改善了生产和生活条件;汽车、飞机的问世，缩短了人们旅行的时间，使出行更加方便;电话、无线电报的发明，加强了世界的联系。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享受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部分成果。

　　19世纪初电磁学领域的一系列发现，引发了新的科技革命(以发电机的发明为标志)。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使电力的广泛应用由可能变为现实，而在电力的应用中又产生了一系列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它使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业革命产生冶金、铁路运输和机器制造等重工业，但以轻纺工业为主，第二次科技革命诞生了电力工业(发电厂、发电机和电动机的生产、输变电机和电缆的生产等)、汽车工业、石油化工业、炸药等合成化工工业等新兴工业，它们的发展速度和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均超过传统轻工业。先进国家的产业结构产生了重大变化，发展方向从轻纺工业为主转向重工业为主，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为整个工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工业革命实现了资本主义由手工工场到近代工厂制的转变，但大工业并未确立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19世纪70年代前，除英国以外，各主要国家还仍然是农业占优势的国家，正是由于工业革命中产生结构性的变化，并利用重工业的雄厚力量确立了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各重要国家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城市人口超过农业人口，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得以完成。第二次科技革命导致生产关系的调整,第二次科技革命中产生的新产业需要大型生产设备和大规模生产，创立这类企业资本需求量大，靠个人积累获得资金，以及少数人合伙的传统方法已无法适应新的需求，股份公司遂被广泛采用。在股份公司的形式下进行的联合和吞并活动，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更有需要、也有能力采用先进的设备和先进的生产组织、企业管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由此大幅度提高，生产出的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排挤中小企业，导致生产和销售的垄断。垄断组织的出现是生产迅速发展的结果，生产的迅猛发展，必然会促成生产关系的变化，产品结构的复杂化、设备的更新和资金的需求等都要求生产规模必须扩大，设备与资金更加集中，于是垄断组织应运而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组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逐渐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这样，以科技为基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手段，以垄断为组织形式，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出现。这表明了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已经定型。尽管此后又出现了诸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等，但在基本形式上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由于各国生产的集中程度和其它历史条件的差异，各自的垄断组织发展的速度、程度和形式也有所不同。美、德两国的垄断程度较高，美国更被称为“托拉斯帝国主义”，而英、法两国的垄断程度相对较低。同时，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进一步加剧，美、德超过英、法，日本崛起为亚洲强国，而俄国仍远远落后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科技革命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变革，正如前面所说，第二次科技革命加速了工业的进程，主要国家均在它的影响下，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伴随工业化而来的是城市化的发展，如1850年，纽约人口69.6万人，伦敦268万人，莫斯科36.5万人，1900年分别上升为343.7万人，658万和100万人。第二次科技革命也使到工人运动和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兴起，不断促使西方主要国家建立起民主制度。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次科技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事件。

　　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美国兴起，绝非偶然现象，而有其客观必然性。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战后初期美国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众多优秀的科技人才、蓬勃向上的创新精神、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巨大的市场容量等方面的优势，为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可能性;二是二战后，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直接促成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美国具备如下条件：技术条件——在思维技术方面，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已经形成;实验技术以军民结合、理工结合为特色;生产方面以电力技术和航空技术领先;物质条件——美国有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国内市场广大，有利于规模生产;制度条件——美国是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文化条件——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二次大战前后涌入一批优秀欧洲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等;建立了各种学会组织，科研体制多元化。第三次科技革命与第二次科技革命相比，呈现出许多鲜明特点：一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科技产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精密;二是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三是这次科技革命的内容极为丰富，而且联系密切，形成了一个群体形式;四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化趋势大为增强;五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形成的新的技术能力，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空前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它引起生产各要素的变革，使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二是使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加强了产业结构非物质化和生产过程智能化的趋势，而且引起了各国经济布局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带来了物的现代化，引起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且也造就了一代新人与之相适应，使人的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以及各种“人—机控制系统”的形成，使生产的自动化、办公的自动化和家庭生活的自动化(即所谓的“三A”革命)有了实现的可能。预示着人类社会将从机械化、电气化的时代进入到另一个更高级的自动化时代;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已从被束缚于地球表面的“地球居民”时代进入一个远为辽阔的陆海空立体新时期;基因重组技术、结构化学和分子工程学的进展使人类获得了主动创造新生物和新生命的创造力，标志着人类正在由“必然王国”一步步走向“自由王国”。 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先进国家由一般垄断向公私混合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就使得原有的私人垄断不能适应生产高速发展的需求，因而迫切要求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使一大批国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先后实现了高度工业化，而且使一大批国家在20世纪70至90年代实现了民主化。 第三次科技革命提高了世界生产水平，加速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货币金融关系的变化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推动了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和经济战略的变化。第三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加剧了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使各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

　　第一次科技革命在英国发生，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生产结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信仰体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全面确立了起来。第二次科技革命在美国和德国发生，电器时代接着就到来了，西方社会由自由市场经济进入垄断市场经济阶段，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相继建立起了民主制度。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美国发生，美国终于成为唯一的世界性超级大国;人类进入了现代化新工业阶段即信息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走出了资本主义的误区，进入了公私混合加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阶段。从第三次科技革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以来到现在已有五六十年，在这五六十年间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愈来愈多的国家选择了民主制度。历史和现实都充分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跨越式发展的最根本和最终的推动力是科学技术。

　　对于社会生产的增长来说，科技投入生产实践的问题是关键性的。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在革新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的和技术的创新才成为真正的社会推动力。从根本上说，科技的社会功能体现在它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杠杆。科技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是多方面的。科技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能够实际地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精神世界，从而推动社会的变革。科技革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微电子学和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标志，包括生物工程、激光通信、空间技术、海洋开发以及新材料、新能源在内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物质生产生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核心内容，它构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与实践的基础，并推动后者的运动、发展。科技是社会发展中的物质力量，科技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科技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的衡量标准。生产组织、生产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状况及其变化，必须适合科技发展的要求，必须随科技的发展而变化。生产系统与社会系统虽有调节作用，但这种调节作用不能越出科技发展状况所决定的范围。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伟大杠杆。科技革命是一种在历史上和现实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社会动力体系中的最终动力。

　　(三)现代纪录:工业社会的结构范式

　　工业革命的作用是巨大的，工业革命不仅促进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向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转变，即从农业社会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封建制阶段的经济结构向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转变，具体说来就是，从以土地私有制为主的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转变，而且促进农业社会的政治结构向工业社会的政治结构转变，即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变。工业革命后，虽然也只有少数西方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就是说也只有少数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化社会，也就是说只有少数国家的人民开始朝向享有全面性自由的目标进发，但是这是人类历史的新方向，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从过去到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了工业化，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上又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这次工业革命又叫第二次科技革命(或叫第二次工业革命)。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电力的广泛应用、新通讯手段的发明等等，这些技术的应用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生产技术及产业结构的变革，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的迅猛发展和工业化的基本完成，而且加速了从工业社会第一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工业社会第二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

　　工业社会从英国工业革命算起至今也有近二百五十年了，其社会结构范式在政治上的特征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呢?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在政治上的基本特征是专制制度，这一点已没有疑问，如果工业社会社会结构范式也是这个特征，那么就意味着人类政治史没有前进，而事实是人类政治史从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已经前进了几大步。工业革命发生前后，英国虽然是由一个立宪政府和议会统治的国家，但这个政府并不代表人民。全国仅有少于5%的人口可以参与选举，而且议会仅仅代表有钱人的意愿。只是到1832年议会改革以后，议会才成为实际的最高立法机关，议会内阁制才正式宣告形成。这时下院已是民选的，但选民还只是扩大到中产阶级;直到1866年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工人才获得选举权，到1884年才使农业工人获得了选举权。这以后，英国的男性公民不分种族、信仰、阶级、教育程度和财产才都有了选举权;工业革命还促进英国现代政党制的正式形成。两党制、男性公民的选举权使英国代议制民主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也就是说，工业革命催生了英国的民主制度，虽然这个过程是慢慢实现的。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是决然相反的东西，有了民主制度就意味着人类政治史发生了转变。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虽然当时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建立民主制度，但是这一制度一经建立就显示出其生命力，从那以后直到现在随着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以及科技革命的不断推动，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粗略统计，现在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采用了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已经成为最受人尊敬的政治制度。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专制制度即将变成历史尘埃，既然如此，那么，很显然专制制度已不能认为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的政治特征，它只能是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在政治上的基本特征，而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在政治上的基本特征不言而喻只能是民主制度。

　　在当代的用法上，“民主”一词指的是由人民选出的议会和政府，无论是直接民主制还是代议民主制。今天，民主通常用以称呼代议民主制，但在代议民主制里被选出的民意代表以及多数人的意志在行使决策权力时受到了法制的限制，通常是用一套宪法加以管制，以强调对于个人和少数派的自由和权利的保护。

　　民主制度是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的，尽管在不少人看来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已日益完善，管理技术日益精巧，管理手段日益多样，但这是经过多年的修补才逐渐完善的。我们知道，代议制的基础是普选制，早在英国大宪章运动时就提出了实现选举区平等，废除财产的资格限制，男子应有选举权。但是即使这些并不彻底的要求，在英国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步实现的。1832年关于改革英格兰和威尔士代表制的法令通过后，当时20岁以上的居民中不到25 %的人享有选举权。1867年选举改革降低了财产资格的限制，享有选举权人数的比例提高到36%。1884年再次降低财产资格，具有选举权的人提高到48%。1918年规定30岁以上的妇女享有选举权，这一比例提高到78%，直到1964年才实行18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地享有选举权。由此可见，在英国，仅普及选举权就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法国是革命最彻底的国家，但直到1974年才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18岁以上的男女平等地享有选举权。而在美国，完全达到这一标准也是是1971年。

　　从立法和行政关系的角度看，现代民主国家可分为议会内阁制、总统制和半总统制，与之相适应的典型国家是英国、美国和法国;很明显这是三种不同的具体的民主形式，但是在这三种不同的具体民主形式中都有其基本的共同的内容和原则，比如代议制、选举制、多党制、权力分立和制衡等等。应该说，这是民主制度的共同原则和精神。

　　民主制度的优点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产生和完善的过程却非常复杂。在19世纪晚期之前，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并不多，二战前法西斯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纳粹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佛朗哥、葡萄牙的萨拉査和苏联的列宁、斯大林等政权的出现使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称为“独裁者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扭转了这种趋势，在同盟国占领下的德国和日本成功的进行民主化。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绝大多数国家在名义上都采纳了民主制度，不过当时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所生活的国家依然都只有不实的选举制度，民主制度也没有彻底实行，尤其是在共产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接下来的民主化浪潮中，则使许多国家出现了真正的民主制。南美洲的一些军事独裁国家在1970年后期和1980年初期转变为民主制度，东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也在1980年后期陆续民主化。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1991年的经济停滞和对于共产统治压迫的愤怒导致了苏联的彻底瓦解，也促成冷战的结束，这些国家也都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在这些新的民主国家之中，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接近西欧的国家往往改革较为成功，有的国家已经成为了欧盟的新成员。民主化浪潮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散布至一些非洲国家，最突出的是南非,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民主化浪潮又席卷了北非。目前民主化的国家数量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而且仍继续增长，因此，许多人推测这波潮流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民主制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标准为止。这种预言成为法兰西.福山的“历史终点”(End of History)的理论核心。

　　(四)中国之路: 第三次科技革命与我国社会结构模式转变

　　科技革命是社会发展、社会结构转换的最终动力，现在，第三科技革命使西方社会走出资本主义的误区进入了混合经济时代;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任务在我国还没有完成，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在我国广泛加于运用，尽管如此，它的运用也已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三次技术革命使整个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即国民经济中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和联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表现为三种趋势的加强：产业结构的非物质化趋势，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趋势和科技革命带来了各省经济布局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已带来广大劳动者就业与劳动方式的变化，随着工厂的自动化、电脑的普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工人的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劳动方式也随着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的同时也带来管理的现代化和造就了一代新人与之相适应，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更充实，已成为现代人的追求。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下，用于国际交换的产品更加多样化、产品生产工艺更加复杂化、产品技术和质量要求更加严格，需要实现更高水平上的生产专业化分工，主要是零部件生产的专业化，即实现同一产业部门内部在国际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在当代国际分工中，传统分工的国家边界已经明显弱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成为分工的主体。我国要完成现代工业化的任务、实现现代化，不管是被动走还是主动走，都要按国际化分工的要求去做，这是没办法的，积极主动就能抓住机遇，这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后产生的强烈要求，是现代新工业化潮流。

　　顺流比逆流要好，逆流要倒退、或停滞或要翻船。因此，束缚国际化分工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都要改，该丢掉的要丢掉，该废除的要废除，该改革的要改革。必须建立起符合国际化分工的、符合现代新工业化要求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想改，能拖一段时间，但拖不了长久。

　　事实上，国内外愈来愈多的人都意识到，到现在为止，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将发生一次或若干次突变，在突变中到底会产生哪些科学技术方面的新突破，都是难以预见的。人们决不能因为第三次科技革命过程不断出现新的突破，而不断地改变对这场革命本质的认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要过程，科技革命的本质在于生产过程中出现“综合性自动化’。自20世纪中叶以来所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不只是个别科学理论、个别生产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而是在各门科学和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以微电子技术为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技术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第一次可以建立在一种不仅可再生且能自生的重要资源——信息与知识之上，从而避免了延续以往机器技术与工业生产模式所必然发生的资源枯竭的问题。同时，依靠高新技术，通过大力发展“高效益、低消耗”型的新型产业，促进经济规模与布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就业结构，甚至社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变革，将传统工业经济、工业社会推进到信息经济的新工业化时代。转变生产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全方位建设新型工业化社会和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过渡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向工业化过渡的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面临新技术的挑战，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只能是“两化”协同发展，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要以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大力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与产品的更新换代，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就需要大力发展“高效益、低消耗型”的新型产业，促进经济规模与布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就业结构，甚至社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完成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我国向新型工业化社会发展。要形成有利于科技进步的体制与机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不利于科技革命的，这就需要调整生产结构和调整生产组织形式，需要改善社会的政治、经济机制体系了。从我国的情况看，如果不改变现存的经济、政治体制，解决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两层皮”的情况，不形成有利于科技进步的市场机制，一句话，不切实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科技进步只能是缓慢的。这就需要进行全面体制改革，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与方法，建立全社会范围内“协同自序”的运行机制与社会环境 ;体制的改革与制度的创新是科技革命良好运行的环境支撑，没有完善健全的体制与制度，科学研究将无法有效地进行，社会生产将陷于盲目，企业内部各种混乱与低效的现象将在所难免。随着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市场经济体系框架已初步创建，但仍然有不少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体制障碍，制度缺位、制度错位、制度失效和制度隔离等现象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营管理水平仍然较低，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些都成为我国采用新科技的绊脚石。必须通过深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改革，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完善管理制度与方法，从刚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创建扁平化、人性化的组织结构，从而为科技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总之，一句话，我国目前应该为适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要求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制度，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模式必须要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转化。工业社会已进入第三阶段，即在经济上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私公混合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阶段，实际上，我国的经济也已向这方向转变。

　　现代市场经济要求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发达的要素市场、市场的国际化、有效的宏观调控、逐步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高度的法制化。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交易制度已是经济进程中的中心制度,商品同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人们衣食住行所需的种种物质资料几乎都离不开市场,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获取，因此,市场经济关系必须法律化、制度化,市场运行机制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加强法治的原因。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有市场经济为他提供空间创新，而市场经济又有法治要求，这样的最后结果只能是要不就不进行科技革命，要不就要建立市场和实行法治。在法治社会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理性原则，表现为良好的法律秩序，并包含着内在价值规定的法律精神的一种治国方略。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共产党的中国成立不久就确立了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价值取向的根本政治制度，但一直到现在，这个根本政治制度并没有很好地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制度保障，它被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以及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所破坏。国家制度遭到破坏、民主政治不能得到发展、公民权利遭受践踏，这一切都与政治体制有关。

　　从体制谱系上看，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政治体制属于社会主义经典体制范畴。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考察社会主义经典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第一，权力结构的基本组织结构是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实行一党制，不存在其他竞争性政党;第二，共产党和国家“水乳交融”，处于经典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像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拥有正式的宪法、法律和司法制度，国家也有三个独立的权力机构，比如立法、国家行政和司法，但共产党实际上具有重大权力，比如，所有重要岗位的人员任命、晋升以及解除都是由共产党的各类机构决定的,在国家行政机关进行决策之前，共产党组织已经对所有重要的国家事务作出决定，党委直接参与政府管理，这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双重体制顾问。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党国一家”以及政治与行政职能混合在一起。

　　社会主义经典体制(权力结构方面的)的主要特征可以说就是党政不分。在政治学原理上，政党是国家的一部分，不能等同于国家。在党政不分的体制中，政党倾向于吸收国家，公共行政大体上只是党务的副产品。这一主要特征也是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来源。

　　科技革命特别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以来，世界各国通常都实行现代民主的政党政治，多党制、代议制、选举制、权力分立与制衡就是这种现代民主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建立和发展民主制度应成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民主化是迟早的事，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任务在我国完成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我国民主化就实现了。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党愿意不愿意的事，掌权的人或政党不愿意虽然会推迟民主化进程但改变了这个进程。

　　严格说，我国大部分地区既没有经历第一次科技革命，也没有经历发生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现在尽管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经持续了五十余年，但目前我国的总体发展状态还是处于向工业化过渡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我们的国家处于这样的时代：第一，必须完成第二次科技革命所赋予我们的一切;第二，必须全力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任务。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目瞩目的成就，但当我们放眼整个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还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仍然面临着来自自身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严重影响。从历史上看，中国走向现代发展是被世界文明被世界的发展拖和拉着走的;中国发展的技术乃至思想智慧都不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文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而制夷”、“君民共主”的思想。这些思想闪烁着现代思想的智慧火花。 19世纪70年代，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在“师夷长技而制夷”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文化、军事乃至政治的改良思想。1888-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了戊戌变法，变法在经济、政治、文教方面提出了有远见的、可操作的、较之完备的成熟的计划。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高举了“科学”、“民主”两面大旗。如果说，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付诸行动，中国的发展一定比现在要好得多，然而中国现代化发展被扼杀在摇篮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是社会主义使我国现代化走进了死胡同。具体体现在工业发展缓慢、农业增产举步维艰，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到我国的发展停滞不前。二十世纪70年代，正是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黄金时期，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空间技术等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而中国的各项事业却陷入险境。这种灾难的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和制度与现代化文化和制度格格不入的。一个国家想发展，摒弃错误的落后的文化、学习发展的先进的文化，摒弃专制制度，学习民主制度是必须的。今天，世界各国的现状是：有的国家经济科技实力雄厚、社会局面稳定、国强民富;有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官员贪污腐败、科技文化滞后、对立冲突不断、百姓生活艰难。国与国之间有天壤之别，其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主要就在于各国自身的文化和制度。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等等方面都处于领先于地位，这些国家的发展有没有共同的经验呢?把这种共同的经验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科学、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和市场经济等等。但是在中国，今天主流的理论界对人类社会现代发展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偏见，他们的研究还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相互对立、战胜资本主义的层面上。因而，他们对人类社会现代发展所得出的结论与人类社会现代发展真正的经验相距甚远，甚至是对立的。这不仅误导了中国的政府、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未来，而且严重碍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改革开放靠什么?我们知道，离开人类社会现代共同经验一意孤行而失败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1958年，中国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结果是3000万人饿死，1966年，中国搞了文化大革命开展了对资本主义的大对抗，好人被打死斗死，今天，中国在治理腐败上始终不敢借鉴人类现代发展的共同经验，结果呢?腐败行为愈演愈烈。

　　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已知的历史事实是人类社会已经由农业社会转向了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已经转向了工业社会的结构范式;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现，它的出现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从那以后到现在，人类社会又进入新时代即现代化新工业的信息时代，从经济上说，那就是人类又进入了混合经济阶段，即以多种所有制与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相结合和分配方式是多元的经济阶段。在这个时代里，世界上的三分之二国家已经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具体讲就是，在这些国家里已有多党制、代议制、选举制、权力分立和制衡的体制等等。这是人类文明，要融入它吗?不管愿意与否，世界文明最终是会拉着你走的。我国由于各种原因，没能真正迎接第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现在的事实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已发生，面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我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经济上的变化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们已经朝着多种所有制并存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光明大道前进，接下来的将是朝着民主化的政治道路前进。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但事实是反对并没有用，因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没人能阻挡;现在要变革政治制度，有更多人反对，但我们现在要提前说反对也一样没有用，因为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个最终动力发威起来，想去阻挡也是徒劳。科技革命的任务是在全球实现工业化，早走的国家在两百多年前就实现了工业化，晚来的国家也已经有很多实现了工业化，但我们中国还在向现代工业化过渡，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一定是要朝着工业社会的结构范式转换，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工业社会第三阶段(现代新工业阶段即信息化阶段)的模式(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即混合经济等)，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最终都要走的，早走早主动，不想走也要拖你进去。

　　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之前都有一个基础理论准备时期，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建立在牛顿力学、数学秩序原理、机械决定论基础上的组织化原则)是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构建完成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电磁学为代表)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量子力学为代表)是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构建完成的。第二、三次科技革命基础理论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到转化为技术大约用了五十年的时间。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系统科学为代表)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构建完成的，那么这种理论转化为技术也许在五十年后就有可能，或者要更长的时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说的是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混沌学等，根据这些理论所发明的机器将和以往的机器不同，以往的机器是线性机器，而将要发明的机器是非线性机器，以往的机器只是相互作用的机器，而将要发明的机器是自我调节、自我修补的机器，简单地说，以往的机器是非智能机器，而将要发明的机器是真正的智能机器。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结构总是与特定的生产技术相互联系的，建立在农业技术之上的生产方式、生产结构的最高形式只能是封建制(其间经历了奴隶制、农奴制)，建立在线性工业技术(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的最高形式只能是混合经济(其间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私有制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经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结合，它们都是建立在第一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之上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后，生产方式、生产结构、生产组织又发生了深刻变革，人类又进入了混合经济时代，即以多种所有制与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相结合和分配方式是多元的经济阶段。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是非线性机器的出现。通过这种技术生产的机器是能自我调节、自我修补的具有目的性的机器。这种机器除了创造性的工作如教育、医疗、管理、筹划等不能做之外其它工作都能做。我们知道，以往的经济建设有两个大问题必须高度关注：一是效率，一是公平。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原来绝大部分要靠人来进行的工作将由非线性机器替代，而非线性机器的工作是按程序来进行的，只要程序设计合理就有效率。换一句话说，到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人们关注的主要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公平公正问题。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人的绝大部分工作是由非线性机器来进行，效率问题只能由机器来解决。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生早则五十年，晚则一百年，或许要更长的时间。民族国家和区域国家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的一定的时间后要消亡，紧接而来的是世界政权的确立。世界政权的建立只能在科学技术充分发展之后在全球化的浪潮不断冲击之下才有可能。现在全球化浪潮已席卷世界，到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这种全球化的浪潮就不是任何人任何国家所能阻挡的。世界政权应是民主政权。到此,才真正是法兰西.福山的“历史终点”(End of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