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军陶坊:关于文化自觉与跨文化理解问题

——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庆本博士
本报记者 张圣华
李庆本，男，1965年生。山东省莱州市人。1983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93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国家汉语水平考试中心第二命题室主任。先后赴马来西亚、菲律宾、俄罗斯、韩国、意大利、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香港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现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文艺美学、比较诗学的研究，也致力于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研究。曾在国内著名学术刊物如《文艺研究》、《文史哲》、《天津社会科学》、《中国文化研究》、《东方丛刊》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专著有《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美学》、《走出混沌》、《转型期的文化与美学批判》，合著多部。研究成果多次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转摘。2002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研究类青年教师奖。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刚刚参加在香港举办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归来的李庆本教授。
记：首先祝贺你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
李：谢谢！
记：最近几年，费孝通教授一再强调文化自觉问题。年前在香港举办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将文化自觉问题确定为会议的主题。您作为这次论坛的参加者，能否介绍一下为什么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问题受到大家如此的关注？
李：“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教授最近几年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他解释说：“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为中外文化的关系问题所困扰。要么是“中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要么是“全盘西化”，“文化激进主义”，这个问题争论了一百多年了，始终在原地打转转，没有多少理论的创新。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认为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始终摆脱不了“中外文化”绝对论模式，始终认为中外文化之间似乎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先是带了这样的先见，再去思考处理中西文化问题，自然会陷入这样的怪圈之中。我觉得费老提出“文化自觉”问题，就是要摆脱这样的怪圈，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反思当前国际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说白了，这就是一种跨文化的理论新视野。他与以往中外文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承认文化之间像国界之间那样有一个明显的界限，而是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有一个文化场，文化中心在向四周扩散的时候，形成许多重叠；文化自觉理论要求每一种文化都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所自觉，要“自美其美”，同时也要“美人之美”，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002年12月17日至21日，“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在香港举行，这是继1998年和2000年之后论坛举办的第三次国际学术盛会，来自祖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及美国、新加坡、菲律宾、韩国等130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就“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参与了广泛的研讨，费老因故没能入会，但他作了书面发言。饶宗颐教授作了主题发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中联办主任高祀仁也参加了这次论坛。可以说，通过这次研讨，“文化自觉”问题已经在国际上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记：我们知道在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他的这一理论影响也非常大，“9·11”事件似乎也印证了他的这一理论。那么，您怎样看待费老的“文化自觉论”与“文明冲突论”？
答：首先，亨廷顿本人并不承认“9·11”事件印证了他的理论，他说这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他多次说他提出“文明冲突论”就是为了避免冲突，他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也特别担心美国在未来的冲突中居于不利的地位。其实他在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那就是《孤独的霸权》，是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他似乎也在提醒美国政府不要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但不管怎样说，他把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归结为文明之间的差异，在我看来从学理上确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文明问题或文化问题与政治、军事、社会、物质利益等问题毕竟不能一视同仁，很明显，当前美国，包括以色列，他们与阿拉伯某些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完全是由不同的文明所造成的，从根本上说物质利益的冲突，首先是由不同的利益所造成的。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很时髦的理论，就是“文化决定论”，似乎社会历史中一切问题都是由文化所造成的，这显然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有反作用，但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源还是生产力。我觉得在今天还是应该强调这一点。这是其一。我们不能同意亨廷顿理论的第二个原因是，亨廷顿将不同文明看成是绝对对立的，有着明显的界限的，这种看法也有很大的问题。这不仅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的。因为如果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的，就意味着文化对话、跨文化理解没有办法进行。就像过去殖民者那样，把被殖民者看成是另类，是野蛮的，没有理性思维，只是被奴役、被征服的对象，这说明只是片面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是很危险的。现在有一种新的帝国理论，代表人物分别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罗伯特·库伯和原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顾问菲利普·波比茨，他们就公开地鼓吹发达的后现代国家对落后的国家的战争是应该的和必须的。费老的“文化自觉”与上述理论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将亨廷顿等人的理论称之为“冲突的理论”、“战争的理论”的话，那么费老的理论则是“对话的理论”、“和平的理论”。这次论坛有学者将费老的“文化自觉论”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列，看成是当今国际上不同的两大有代表性的理论学说，我是非常赞同的。
记：我注意到您最近一再强调“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问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对话，这不是一个不争的明显的事实吗？难道还需要说明和强调吗？
答：我上面说过费老的“文化自觉”论本质上是一种对话的理论，而对话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理解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并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在我国古代《庄子·秋水》中曾经记录了庄子与惠子的一段对话，大致的意思是说，庄子说他能够理解鱼的快乐，而惠子则提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就是说，差异性的存在使得理解不可能进行。在西方现代也有类似的问题。1981年哲学家伽达默尔与德里达就曾争论过这个问题。这说明“理解的可能性”问题从古到今都是一个要加以讨论的问题。有学者把理解看成是认识论问题，这一点，我难以苟同。其实，在中国传统中，“知”主要与伦理和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故有知行合一之说，有良知之说。固然知行合一，可以按照康德的划分理解为“知”为认识，“行”为实践，而实际上这种认识与科学认识仍然是有很大差异的，韦伯区分理性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康德本人也有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我总觉得古人的知除了是认识的知而外，也包含着伦理的知；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前面的“知”可以看成是认识论的知，而最后的“知”则显然不是认识的知，而带有伦理学的意义了。古希腊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别人都不知自己无知，只有他知自己无知。古人所谓的良知就是伦理的知，类似康德的绝对命令和韦伯的价值理性，是伦理问题，不是认识问题。庄子跟惠子争论知不知鱼之乐的问题，惠子是把知看成是认识问题，区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而庄子则把知看成是本体论问题，他说“我知之濠上也”，意思是说我与鱼“在世界共在”，所以他能知鱼之乐。庄子的知也不是认识论，不区分主体与客体，如果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在庄子眼里，鱼不是“在者”，而是“在”，他与鱼共在，所以他能理解，理解就是对不同“在者”之“在”的理解。理解问题的确是现代阐释学中根本的问题，而在现代阐释学那里，理解也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本体论问题，这功劳当然要归海德格尔，就是他才开始把理解和阐释问题看成是本体论问题的，而不再看成是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后来伽达默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点。
记：为什么您要强调“理解”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还是本体论问题？
答：文化首先是价值论、本体论的问题，文化之间的理解也就自然是价值论、本体论的问题了。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跨文化的理解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理解，而是主体之间的理解，不是主体性，而是主体间性。如果把不同的异文化看成是认识的对象、认识的客体，就意味着主体对客体可以任意地处置，客体成为被研究、被注视、被处置、被奴役的，这里有不平等的意味。殖民主义时期殖民者对土著文化采用的就是这种态度。跨文化理解应该将异文化看成是与自己平等的主体，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对话。而且这种理解并不追求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而是仍然以承认差异性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样的理解并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像我们阅读理解一部小说一样。跨文化理解都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这一点很显然，可是仅仅讲不同还不行，还得讲相同，不同的是“在者”，相同的却是“在”。正是不同之中有相同，差异性与相同性并存，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认识论中的理解与本体论中的理解倒是一致的。在认识论中，如果认识的对象与主体是一个东西，理解是没有必要的，同样，如果对象与主体差得太远，超出了主体的认知能力，理解也是不可能的。文化领域、价值领域、伦理领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本体论领域，也有这个问题。亨廷顿只讲文化的差异性，而不讲文化的相关性、相同性，在我看来，就是亨廷顿理论的盲点所在。费孝通讲到文化场的时候，就是针对亨廷顿讲的，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当然文化场的概念还不足以把文化的差异性与共同性这个问题讲清楚，所以在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是把它作为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来讲，同时也提到现代阐释学，提到“前理解”的概念。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首先肯定理解是可能的，理解就是对不同“在者”的“共在”的揭示，“在”向我们的敞开，同时他们也指出理解是基于“前理解”的，因此造成理解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用于回答跨文化理解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统一。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统一是一对陈旧的概念了，然而用到这里却很能说明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000年世界文化报告仍然在用文化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这样的概念，而且是主题词。看来这样的概念还有用。
《中国教育报》2003年1月16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