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垄断组织凭借抽象的国家利益等名义维持特权

“国进民退”还是“国降民升”？

胡舒立：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家控股的金融体系，由于相对封闭、开放程度不够，也由于金融创新产品较少，暂未受较大的影响。这本来是中国金融体系落后和不发达的结果，却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超越危机”、一枝独秀的标志。与此同时，在电力、电信、石油、煤炭、金融等领域，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独领风骚”，也成为投资和增长主力，银行体系成了此番经济刺激的发动机。2009年，为确保8%的GDP增长率，各大中央企业有了银行的支持，纷纷加大投资，民间投资和经营受到压抑。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国有经济的行政性垄断不仅没有受到抑制，反而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的倾向。国有大型企业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竞争格局上独家垄断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目前，在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上，也逐渐出现重大的分歧，这是什么原因？

高尚全：在市场化改革推进30年后，行政性垄断组织一方面凭借抽象的“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等名义维持或争取更多超经济权利的特权，另一方面则运用这些特权追逐市场收益，这越来越引发社会和公众的不满。

目前，社会公众对行政性垄断的强烈不满有四：一是垄断部门收入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诸多研究资料显示，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等行业，大多是国有垄断，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两三倍，如计入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实际收入差距更大。

二是垄断部门的高额利润并没有回馈社会。从1994年至2008年，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都没有上缴国家，这意味着，社会公众并没有分享到国有垄断的好处，同时这也违背了维持国有垄断部门的初衷。正在试点的“国企分红”，进展相当有限，收入也未纳入全国人大的实质性审查。

三是垄断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价格持续上涨，抬高了社会、个人生活和生产成本，而社会却难以有效监督和制约。在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价格听证改变不了“逢听必涨”的局面，更多的则是连听证程序都没有执行，有的则流于形式。

四是垄断部门由于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的动机普遍不强。在水、电、气等公用事业领域，服务价格与市场和国际“看齐”，但服务质量却不能同步提升，问题突出。

但是，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一些人还是认为，中国出现了“国降民升”问题，所谓“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私营经济比重上升”。据这些人分析，目前中国私营企业主高达497万人，比1956年的16万人增长30多倍。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因此“要抓阶级斗争”。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公降私升”是必然趋势，“不能说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了，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上升了，中国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就要抓阶级斗争。”

事实上，据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09年底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已占全国GDP的一半以上，全国城镇新增的就业人口中，80%是非公有经济部门解决的，而全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非公有制企业完成。

依我看，居民财产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增加，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要发展，外资还要进入，公有制经济比重必然要下降；同时，随着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落实，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会逐渐增加。这并不可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吴敬琏：按照执政党的目标，中国将在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市场交换，是自主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换。因此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是，明确产权和保护产权不受侵犯。

为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中共十五大(1997年)和十五届四中全会(1999年)确定了“有进有退”“有所不为有所为”，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方针。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了向政府控制和占有资源复归的开倒车现象。

除了被广为诟病的工矿业和房地产市场的“国进民退”现象，我还想讲一讲土地资源的例子。目前法律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农村土地被政府征购为城市建设用。十多年来，新增的城市建设用地，80%以上来源于农民集体土地。这种征用，并非农民作为土地产权主体与政府的平等交易，而是借助政府排他性的权力。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政府征用农民所有的集体土地，并非以该土地的市场价格补偿，而是按照该农用地的农业年产值补偿，最高补偿标准只能是该土地农业产值的30倍，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补偿标准不过是农业年产值的10倍左右。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出”，农民向政府转移的价值总额，据说高达20万亿元—30万亿元。“国进民退”的规模之大，令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