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彦：泸定桥不放，红军根本冲不过去

[导读]蒋介石曾通电话让刘文辉将泸定桥的铁索桥砍断，但刘文辉说那是康熙大帝御批修建，趁蒋介石思考间隙，刘文辉表示：没关系，我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了就行了。事实上，木板也没有全拆，就拆了几块。

二刘之战的震动

发生在1932-1933年的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战双方的统帅，分别是21军军长刘湘和24军军长刘文辉，叔侄二人反目。

新中国成立后，刘元彦仅听父亲谈起过一次刘湘。“本来二刘联系得很好，父亲是刘湘的叔叔，但比刘湘更年轻些。刘湘在重庆，我父亲在成都。两人表面上一致，但父亲是保定系，刘湘是另一系的，本身就两个系统，后来因出川问题发生矛盾。我父亲有向全国发展的想法，他去重庆找刘湘谈，说要出川：你愿意走，我就留川支持你；你不出川，就我出去，你留下支持我。但刘湘不同意。刘湘的武器比父亲强，我父亲有时买的好武器，就让刘湘给扣了。后来矛盾越来越大。我父亲说，如果出川就没问题了。”

刘文彩三子、新中国成立后曾给刘文辉担任助手的刘元富对南都记者说，刘文辉保定军校毕业时，他的堂侄刘湘已经是高级军人，刘湘将刘文辉介绍给川军第八师的陈洪范，从上尉参谋一路干到混成旅旅长，“他在军界混了很多年，明白当时军队驻哪都要收税养兵。那时四川各地各军打内战，都自筹饷。刘文辉在宜宾一年多，认识到要扩大地盘就要养兵要收税，别人他信不过，就信我父亲(刘文彩)，于是把我父亲请去，替他收税。”

刘元富说，宜宾位于川南，相对富裕，所以整体上税收也不会比其他地方更严重。而且当时土匪很多，商人怕抢求助政府，军队也借此收保护费，成为另一财源。

除此之外，垄断鸦片经营，也是刘文辉的重要收入来源。

“刘文辉钱多，送钱把别人拉过来，挖空别人，养了十几万兵。他在川南扩大地盘，小军阀让他收拾得差不多了。此时在四川，川东的刘湘是他堂侄，川西他和邓锡侯、田颂尧都是保定系的同学。”刘元富说。

想要问鼎中原的24军军长刘文辉，也因此和曾扶持过他的刘湘矛盾。按刘元富的说法，刘文辉想要发展空军，因此买了一些飞机，飞机实际上比较落后，飞不太远，但在用轮船从上海运输到四川的途中，被刘湘防区一个王姓师长扣下了。“刘文辉找刘湘要飞机。但刘湘也知道这个叔叔野心很大，怕他有飞机后势力更大不好相处，就说师长是以前军校的教官老师，不好说。刘文辉很生气，就翻脸了。”

刘元富说，此时刘湘仅有五六万兵力，而刘文辉则有十多万，但因大多是收买的，所以亲信不多。刘湘采取了分化手段，和另外两个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沟通，刘文辉也有所觉察，但并不想通过整治手段解决。“刘文辉武力攻打邓锡侯，但部下很多师旅长都毕业于保定军校，不忍心弄邓，双方相持不下。在成都，刘文辉和田颂尧也打得很凶。他丢了邓、田两个朋友。刘文辉败退到雅安还收不住，又一路退到宜宾。刘湘也晓得蒋介石想进川，为了多留一个(蒋介石的)对立面，才没进一步打刘文辉。刘文辉又开始在西康省立足。这次大败，他很受震动，开始反思，认识到单靠武力不行，开始多交朋友，几年后就有了‘多宝道人’的称号。”

1952年冬天，刘文辉去武侯祠时在大殿对联前的驻足，给刘元富留下深刻印象。刘文辉此时刚从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转任四川政协副主席，在成都参观名胜古迹，刘元富陪他去了武侯祠。武侯祠大殿前的对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他对这个对联很有感觉，站了很久，估计他一定想从前的事，凭武力是不行的。”

二刘之战败北，对刘文辉打击很大。刘元彦听母亲说，刘文辉就是自那以后开始抽鸦片烟的，“不过他和一般人不一样，抽进去就吐出来，没吸进去很深，所以后来戒烟容易。”

刘元彦小时习惯了父亲吸鸦片满屋子烟的景象。刘文辉对抽鸦片并不避讳，他去成都就住在刘文彩家，刘文彩的孩子逢年过节也去给这位“幺爸”拜年。“他抽鸦片，我们就在边上耍，很随便的。”刘文彩次子刘元华说。

刘文辉起义细节

1948年，刘元彦的同学胡立民与刘文辉见面后，就住在刘文辉位于成都小天竺街的一栋小楼房里。刘元彦平日住在这里，“这房等于就是我管，我家就是共产党活动的地点。”

刘元彦很清楚父亲反蒋。“当时我们希望蒋介石早点完蛋。之前在雅安，蒋家人长期住是不让的，借个名义就给请走了。蒋介石的正规部队和心腹不让进西康。”

和刘家的愿望相一致，蒋介石在国共战场一路败北。战场一直远离西南，四川表面上还很安静，而内部暗流涌动。蒋介石想让中央军进川，将这里作为反共大本营。刘文辉并不支持，他联系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抵制。

1949年秋，刘文辉收到周恩来电报，大意云：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在电报里说，王少春代表他。后来部队怎么安排，父亲就听王少春的意见。”刘元彦说。

刘文辉将西康省的军事、政治重新部署后，决定于10月下旬长住成都。

“当时有的朋友替我担心，认为置身虎穴，凶多吉少。我考虑到，耽在这里，利多于害，危而实安。”刘文辉晚年回忆说，这样做是因为，在军事上蒋对刘文辉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在成都，蒋对他的政治态度摸不透，就不至用兵，如果先行露出可疑的迹象，胡宗南的重兵向西康一压，他就吃不消。此外，成都是四川政治中心，在成都可以联合四川地方反蒋力量，使他们在紧急关头不至因蒋的威胁利诱而动摇，又可以在蒋介石集团内部分化运作。

“邓锡侯在内战时，人称‘水晶猴子’，非常多变，他和父亲说好起义，但父亲不放心，一定要回成都一起，怕他变。这个以前没讲过，现在过了几十年了可以讲了。”刘元彦说。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跑到成都，召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和熊克武等人开会。据刘文辉回忆，蒋介石此时寄希望于胡宗南部，认为尚可一战，希望川康的朋友与之合作。随后，刘文辉和邓锡侯被要求与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而他们的家眷要先去台湾。刘文辉认为此举是限制他们行动自由，家属被作为人质。他一边虚与委蛇，一边设法逃脱。在获悉城防将被胡宗南部接替的当天早上，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离开成都逃往彭县起义。

刘文辉之子刘元彦被安排到乡下，和熊克武住在一起。“我原来想和父亲一起走，他不让，把我支到南门外熊克武那里先躲起来，那里有一个团的非正规部队。熊克武也反蒋，我父亲说，他和四川的军人都打过仗，就没和熊克武打过。父亲怕家人被蒋介石扣为人质，在出城前就安排好，让我母亲、妹妹和爱人先走，我开车把他们送到城里岳父家里———他是一个中医，因为估计国民党在成都只是短期，待不了多久的。”刘元彦说。

此外，刘文辉还把秘密文件焚毁，让个别工作人员携带电台和其他重要文件先行，还在自己出城途经之地布置了便衣警卫，以防万一。为了避开周围宪特和守城部队的盘查，刘文辉和邓锡侯决定分头行动，他本人不带任何行李，带了两个随从，与平日一样，乘汽车从大门出去。

平安到了城门附近，守城部队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所派，刘文辉此前已与他们联系好，按说不会留难，但因还有蒋介石的宪特在，为防万一，他在距城门还有相当距离的转角处下车，走到左侧城墙缺口处翻了出去。“当时我正在病中，气喘如织，汗流浃背，由两个随从扶掖而行，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终于度过了第二关。”刘文辉晚年回忆，他与邓锡侯会面之后，“感到自己好像是脱笼之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真有说不出的轻松愉快。”

刘元彦再次见到父亲是在胡宗南部撤离成都之后。“父亲回到成都，住在舅舅家里。我见他笑嘻嘻躺在床上，很累的样子，但家人都平安，他很高兴。”刘元彦说，之所以住在舅舅家，是因为他们家的房子虽然有一个中队守卫，但此前已被胡宗南占领。胡部撤退时，在房里埋了炸弹，结果被一些想进来“拿东西发财”的人引爆，只剩下一栋。

刘文辉的起义，加速了西南的解放。

减租退押风暴

西南解放后，刘文辉受到重用，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那时全国分为六个大行政区，西南军政委员会是西南行政区的行政领导机构，刘伯承任主席，副主席6人，中共党内3人(贺龙、邓小平、王维舟)，党外3人(刘文辉、熊克武、龙云)。

最初的情况似乎令刘文辉满意。“刘文辉当时在西南受到很好的照顾，地位很高。”刘文彩三子刘元富说。刘元彦也说，“共产党对父亲很尊重，没有不放心。公家分了他一个小洋楼，贺龙、王维舟经常来。”

1950年初，刘元彦和父亲刘文辉去了一次北京。刘元彦想留京工作，结果因肺病不能工作而回川。时隔不久，母亲留在成都，他陪父亲去重庆戒鸦片烟。“戒烟是父亲主动要求的。我、大夫和父亲一起住在招待所里，没去多久，几个月，因为戒得很快。”

“戒烟后，他慢慢就变胖了。解放初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合影中，他最瘦。”刘元富说。

刘文辉去重庆戒烟时，成都减租退押运动开始了。刘氏家族受到很大冲击。刘文辉的侄子、24军原副军长刘元琮，曾在起义过程中于雅安与胡宗南部打艰苦的阻击战，1950年军队改编后任186师师长。他在土改过程中失去性命。

“刘元琮被清算历史罪恶，开大会批判，农民当面指着鼻子骂他。但他土改时表现好，把金元宝都拿出来，到大会会场当场退押。但还批斗他，他脾气很大，就在会场上服毒自杀了，自杀后还有人向他身上泼污水。”刘元富说，消息传到重庆，刘文辉为此非常震怒，后来在会议上批评川西行署负责人，刚刚说过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就对刘元琮如此，认为他做得过火了，“刘文辉军人出身，脾气是有的，刘元琮是手下大将，立了很多功，结果被逼死，他说话很有情绪。”

刘文彩那时还没有成为典型，但退押减租已将他的次子刘元华弄得焦头烂额。他还为此去重庆向刘文辉求救。“退押没办法，什么钱都花光了。幺爸(刘文辉)说，把他自己的办完了再帮我们。他也没奈何。后来确实拿出一部分帮我们。刘元瑄(刘文辉侄子，原24军代理军长)、刘元恺(刘文辉之女)一家也都是他帮忙给钱退押。”刘元华说。

拥有大片地产的刘文辉，本人也要减租退押。刘元彦对此细节不是很清楚，“可能对我家在计算上还客气一些，其他人有的就过不大去了，包括刘文彩家生活都困难了，老家好多亲属和关系深的人，还有部下，钱不够都到我家拿。”

时隔两年，刘文辉被调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这个职位明显不如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文辉本想去北京，但李井泉说，四川才解放不久，不安定，刘文辉留四川比较好。中央就留他做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刘元富说。

刘文辉平日很少和刘元富谈论政治，但刘元富知道他对共产党非常佩服，“共产党一个命令，雷厉风行到基层，他管一个省都做不到，蒋介石更不行了。那时共产党的一切政策他都拥护。”

刘元富记得，刘文辉在一次讲话稿中说，他在农村除草，时间稍长就腰酸背疼，体会到劳动人民有多苦。

“大跃进”进入到大规模饿死人阶段之前，1959年夏天，刘文辉离开四川，去北京出任林业部长。在这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刘文辉平安过关，“反右时没有抓到他的把柄，他这种级别，抓右派要报中央批。”刘元富说。

中央保护“过关”

但1959年，对刘文辉却是一劫。这一年，刘文彩开始浮出水面，成为全国性负面典范。“四川开始布置‘地主庄园’，把工人房子都锯矮了，准备公开展览。报到了中央，中央当然同意。周恩来只有把刘文辉调往北京，但四川不放。谁都知道刘文辉和刘文彩的关系，后来中央让刘文辉人先来，手续后办。刘文辉7月去了北京，9月地主庄园就公开展览了。”刘元富说。

地主庄园公开展后，《光明日报》曾采访刘文辉，问他对此的看法。刘元富记得，刘文辉回答说：刘文彩做的事应该由我负责。“可那时候他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还能对别人负责？全靠中央念旧情，处处保护他，‘文革’时还是周恩来保护他才过关。”

刘元彦记得，在刘文彩举国闻名之际，刘文辉曾问他：这事对我是否会有什么影响。“父亲担心接下来批斗自己。因为显然此事不是针对刘文彩一人，还有针对我父亲。因为父亲在四川还有影响。不好批他，就批刘文彩，以减少他在四川的影响力。”

地主庄园中，有很多不实的展示。“但当时刘文辉已经不在四川，我不敢说啥。‘文革’时，我曾去北京看过刘文辉，说起这个想法，他没多说话。他是多年从事政治的人，城府很深的，私下有意见也不会说。但我二哥(刘元华)去看他时，他曾流泪，表现了内心。”

刘元华之子刘小飞曾听母亲说过，刘元华1973年去北京看望刘文辉时，刘文辉曾将子孙都支出去，落泪对刘元华说：老二，我对不起你们。1949年解放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