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殇韩吉的钥匙: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 十八、半个多世纪的师友之交

——毛泽东和黎锦熙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所在的预科一班，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历史教师。

　　他，中等身材，看上去比较清瘦，平时着一身蓝士林布长衫，穿一双圆口布鞋，戴一副玳瑁眼镜；讲课语言和缓，虽讲究词藻，亦不失风趣幽默，于温文尔雅中，透出一种飘逸俊秀的学者风范。

　　他，就是黎锦熙，字邵西，又名鹏厂，1890年2月2日生于湖南湘潭县晓雾镇石潭坝，也就是今天的湘潭市湘潭县长塘乡。

　　《湘潭文史》载明：在现代史上，湘潭曾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家庭，兄弟姊妹共11人，均成为中国现代著名人物，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这就是湘潭长塘黎氏————黎锦熙的家。黎父培銮，字松庵，前清举人，终身不仕。在众多的子女当中，黎锦熙居长。

　　黎锦熙4岁时，父亲便为他请塾师来家设馆，塾师就是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妻弟王仲言先生。其时黎锦熙年纪太小，人矮得爬不上凳子，齐白石与黎父松庵先生交好，又常来黎宅看望妻弟，往往是他把黎抱上座位的。黎锦熙自幼聪慧过人，乡人有“神童”之称。10岁就参加了家乡民间组织的“罗山诗社”。12岁起写日记，此后终身不辍。赋诗、作画、治印、吹箫，全都爱好，1905年应童子试，名列前茅，中秀才，时年16岁。

　　1906年，年方17岁的黎锦熙只身来到长沙，假曾国藩祠堂为活动地址，以“致良知”为宗旨，以“牺牲个人，努力报国”为原则，组织“德育会”。不料触犯官府禁令，要捉拿他，幸早得讯息，逃匿回乡。旋赴北京考入铁路学校，不久学校焚于火灾。于是又回长沙，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辗转迁延，其时已19岁。

　　这时，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开创了共和纪元。但政见纷纭，百废待举。1912年，黎锦熙以优等成绩毕业于“优级师范”，被新任湖南督军谭延聘为秘书，到职后不几天，有感于衙门的复杂，政情的诡谲，坚辞不就。于是改办《长沙日报》，任总编。持论每与当政不洽，报社改组，他也被挤出来。接着，他又创办《湖南公报》，仍任总编，写社论、时评，博得热血青年一致好评。《湖南公报》强调全国和平统一，力主“民治”。当时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帝制派窃据时政，报纸又被查封，乃改《湖南大公报》。这段时间，他为振兴中华大声疾呼，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充分表现了满腔爱国热忱。

　　由于黎锦熙的这段传奇式的经历，他在来到师范任教之前，便已誉满长沙城。尤其是在许多年轻的读书人眼里，他成了反帝制、反复辟的大英雄。1913年，黎锦熙受聘到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师，在毛泽东所在的班级————预科第一班教历史课。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等学生的尊崇。

　　毛泽东是个“报迷”，早在湘乡驻省中学和省一中就读时，便是《长沙日报》、《湖南公报》的热心读者，因之对这些报纸的创办人黎锦熙早有耳闻，特别是黎锦熙那不凡的经历和渊博的学识，更令他倾倒。及至他与黎先生在课堂见面时，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不过，毛泽东万没想到：眼前这位名重一时的先生，竟是这般年轻、随和、可爱，不由更平添了几分钦佩。

　　与此同时，年轻沉静、体态和气质与众不同的毛泽东，也很快就引起了黎锦熙先生的关注。据黎先生的夫人贺澹江女士回忆，黎锦熙后来在追述毛泽东在第四师范读书的仪表和举止时说：“在当时的学生中，毛泽东个子很高，显得沉静儒雅，并无过激言行，上课听讲时从不浮躁，只是一双眼睛灼灼有光。他衣着俭朴，一望而知来自乡间，课间休息时，从不和人打闹，对一切事物总是静思、观察”。黎还回忆说，那时毛泽东就表现了不凡的胸襟，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

　　黎锦熙只比毛泽东大3岁，两个年龄相仿，加之又是湘潭小同乡，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他们虽为师生，却很快建立起朋友般的情谊。

　　1914年，湖南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后，黎锦熙仍任历史教师。他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他任主任，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又附办刊物《公言》，发表正义舆论，抨击教育弊政，极力鼓吹新学，并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报导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引人注意。毛泽东也对此很有兴趣，时常帮黎先生抄写文稿。对这段史实，黎锦熙后来以欣慰和略带幽默的口吻说过：他办报时，有三个青年学生帮他抄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一位默默无闻了，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这第一位、第三位他不便说出来，但私下对家人透露，第三位抄写文稿的人，就是毛泽东。

　　后来，“宏文社”在长沙“李氏芋园”组织哲学研究小组，研讨新思潮。学生中，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都加入了这个学习小组，听黎锦熙、杨昌济等先生讲授哲学，参加学术讨论。

　　正是在这师生教学相长、相得益彰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黎锦熙的友情，与日俱增，并从此保持了一生一世。

　　黎先生在治学和做人方面，曾给早期毛泽东以重大影响。毛泽东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称赞他“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就是兼指这位良师的品行、才学和思想见解而言的。

　　黎锦熙很赞成孔门弟子的“安贫乐道”精神。作为师范学校的先生他收入不薄，虽无恒产，但也从无窘困之忧，可仍以“吃得菜根百事可做”自励，从不“暴殄天物”，奢侈浪费。衣服破了，不喜欢换新的，却要补了再穿，说旧衣服舒适。他不喜欢奢华靡费，却也不悭吝小气，除了众多弟妹常得到他的资助外，其他亲友、学生，凡是贫寒求助的，他莫不援之以手。他喜欢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常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思。他曾经对毛泽东讲，刻苦俭朴的生活，能够磨炼人的意志，培养人不畏劳苦、战胜困难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是成大器者不可缺少的。

　　黎锦熙的这些品质，影响着他的学生。尤其是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他身上反映得更明显些。至今仍陈列在湖南一师范毛泽东纪念馆内的《讲堂录》里，便写有这样一些富有哲理的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这便是毛泽东当年在一师听黎先生讲课时记下来的偶感。

　　以老师作榜样，毛泽东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在长沙读书期间，总共用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三分之一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也多是买了书籍和杂志。在长沙五年半的师范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坐过人力车，没有进过戏院，也没有下过饭馆，唯一例外的就是到长沙火宫殿买过臭豆腐吃。

　　毛泽东的衣着朴素也是出了名的。初入师范时，学校里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他一直穿到毕业。衣袖裤管磨破了，颜色褪了，他还是缝缝补补，穿了又穿。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民用的蓝棉大布套被，没有枕头，则以书代枕。他唯一比较体面的衣服是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一年四季常穿，不同的是冬季穿时里面加些旧衣裤，夏天穿时则把它减去。因此，一些同学跟他开玩笑说：“毛润之的‘算术’学得好——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

　　那个时代的先生，受封建思想观念影响较深，多以衣帽取人，对那些衣衫寒酸、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常常冷眼相看。黎锦熙则不然，不仅未因毛泽东的艰苦朴素而瞧不起他，相反更看重他，在交往中主动摒弃师生之别，将毛泽东引以为最知己的朋友。

　　黎锦熙博学多闻，满腹经纶，但他向来不以学者自居，而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因人施教。他常勉励学生说：“不怕不宽宏，就怕不笼统；不怕不聪明，就怕不宽容；不怕不用功，就怕乱翻动；不怕不奋发，就怕如炮炸；不怕胆不大，就怕少规划。”这种深入浅出饱含哲理的教导，使不少学生深受启发。他不但对学生期望殷切，而且真诚地关怀学生，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就曾在多方面得到过他的热忱帮助，从而在学问和做人上才有了长足的进步。

　　黎锦熙执教不愿囿于旧的章程，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他毕业于师范学校，立志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不仅热心，而且非常忠心。对教材教法，他不愿沿袭旧制，而是反复揣摸研究，想尽办法要闯出一条让学生易学易懂易用的新路子。利用图表法进行教学，便是他勇于探索的鲜明一例。他教历史课，把历史年代、人物、事件、历史地位和贡献等，用图表法加以排列，学生不用老师多费口舌，便可以把某个纷繁的历史问题搞清楚，在头脑中留下具体深刻的印象。

　　黎锦熙的图样法、纲目排列法，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早年在一师读书时，他运用这种方法阅读、理解了许多人一生都难以读完、读通的“经史子集”，为他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以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图样领导艺术。大到中国革命或建设的总体构想（总图样），小到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的规划和设计（分图样），毛泽东总是事先用铅笔在纸上勾勒出来，经过周密的调查、分析和论证后，才形成决议和文件。这种具体多样、缜密精妙的“图样法”，成为他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也因善于绘制出众多极其成功的“图样”而著称于世。

　　在治学上，黎锦熙生平最服膺两个字，一是勤，一是恒。而两字当中“恒”字最重要。他常对毛泽东说，世人多是“勤于始而怠于终”，所以无所成。他从青年时代就认定，这两个字缺一不可，并且一生身体力行。写日记，他一记就是七十多年，从未间断；搞语言，一搞也是七十多年，全力以赴；办教育更是这样，21岁开始做教育工作，一做几乎又是七十多年。恒心、毅力加上科学精神，和注重实践与不断前进，是他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几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这方面也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在一师读书时，他就写过“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的著名对联，以此提倡“持之以恒”的学风。

　　黎锦熙关心政治，同情革命，不是那种闭门教书、不更时事的“桃花源中人”。但是，他甘于澹泊，不慕虚荣，不愿把宝贵的时光花在政治活动上。对于做官，一向不感兴趣，甚至到了头上的“官”也不愿接受，更不用说去勾心斗角、拉关系，钻营取巧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西北师院院长，他始终没有到位。解放后，有几次出任某校、某馆领导职务的机会，他都婉言辞谢，推荐别人担任。他常常把一些整天东游西逛、混日子、不干事的人叫做“等死”！

　　他一生除执教外，孜孜不倦地研究文字学，自得其乐。他的研究成果，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默默笔耕的结晶。他还说：“这门科学，现在很少有人搞，我宁愿做一头牛，耕别人不暇后顾的这块荒地。”

　　黎锦熙学识渊博，著述等身，许多学科领域均有精湛的造诣。他出版了很多关于文字改革的著作，如《国语新文字论》、《新著国语文法》、《文字改革论丛》，其中《新著国语文法》一书，迄今为止已先后印行二十六版之多。

　　他不只是著名的学者，同时又是诗人，著有《邵西诗存》；他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留在人间的翰墨真迹，笔力遒劲秀拔，颜筋柳骨，人们视之为无价之宝。

　　黎锦熙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在他的人生简历上，赫然写着：早年，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历史教师、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中国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抗战时期，历任西北临大（联大）主任教授，西北师院教授、教务主任、院长及湖南大学文学院长；新中国成立后，续任北京师大教授、系主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一、二、五届委员，全国人大一、二届代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职。

　　观其一生，无论是治学还是立身，都堪称一代师表。

　　据笔者考证，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先后同三位老师交往最为密切，他们是杨昌济、徐特立和黎锦熙。而在这一时期，根据毛泽东的学习兴趣所在、学校课程的设置和老师的工作变迁等情形，又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与三人中的某位老师关系最好。大抵情况是这样的：第一阶段——1913年春到1915年秋黎离长赴京，毛泽东同黎锦熙过从甚密；第二阶段——1915年至1917年秋徐辞却一师教职，毛泽东与徐特立交往甚深；第三阶段——1917年至1918年春杨赴北大任教，毛泽东和杨昌济感情甚好。

　　对于毛泽东来讲，黎锦熙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一位难得的益友。他不但在才学上敬佩这位跟自己年纪不相上下的老师，而且在思想见解上也服膺于他；他不仅在课堂里向黎先生求学问道，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黎的住处释疑解惑，共同切磋学术见解，交换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探求人生与救国的大道理。因此，在一个时期他们两人几乎到了须臾不离的亲密地步，这是全校师生人所共知的事。

　　对此，黎锦熙在他1915年4月至8月所记的日记中及后来撰写的《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中，作了翔实的记载。他回顾道：

　　辛亥革命后，我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师，毛主席于1913年考入预科，又升入本科……那时我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办《公言》杂志，又组织哲学研究组，共有杨昌济、徐特立等二十余人。大家都搬到一起住。毛主席每逢星期日常偕同学来参加学习讨论。见于我1915年日记，如：1915年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读日记，告以读书方法。

　　4月11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

　　4月18日，星期日。润之、少青及执钦相继至，共话社事。

　　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李氏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学术。

　　5月9日，星期日。润之至，稍话读书事。

　　为什么是“稍话”呢？黎锦熙追述道：“查我上一天即8日日记：‘日本已于昨日即5月7日下哀的美敦书矣！’故9日对读书只是稍话。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的消息是详谈的。当天下午日记云：‘公报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48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于是群情大愤’。毛主席写了‘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于他所读的书上。”

　　5月30日，星期日。上午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

　　7月11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旧称）功夫做法，余谓宜读《说文段注》。

　　7月13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时放暑假，两人都离校住宿《公言》杂志社中）。

　　7月15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章。与润之说研究法。

　　7月19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

　　7月20日，星期二。收拾《公言》杂志社编辑室。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篇，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

　　7月21日，星期六。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精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看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力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8月8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谓易于引导群众）为佳。

　　8月11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

　　8月14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甫处，甫前日来此住，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到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

　　8月15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甫处。

　　8月29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平子（张平子，《公言》杂志社同事）偕。

　　时正组办湖南《大公报》，9月1日创刊，同时我动身来北京……

　　从以上日记及《毛主席六札纪事》中的部分回忆，可以看到在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共去拜访黎锦熙近20次，可见其请教是多么频繁，请教的内容又多么广泛！他们名为师生，实是挚友，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在这些求教及相互交谈过程中，毛泽东很有收获。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如婴儿之得慈母”一语，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黎锦熙的尊敬和推崇。

　　1915年，年仅26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向先生当面聆教的机会，于是他就采用通信的方法求教。

　　从这年的冬天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黎锦熙一共写过六封书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在信中，毛泽东对黎锦熙或尊为师，或称为兄，谈政论文，说古道今，披肝沥胆。只要读过那几封信，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

　　毛泽东给黎锦熙六封书信的具体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

　　之一：直言劝友。

　　1915年秋冬之交，袁世凯收买一批政客，以北京为中心，大造复辟舆论。当时，黎锦熙受聘初到北京，社会上有人误传他也被袁世凯罗织。毛泽东担心黎卷入复辟逆流，出于关心，他于11月9日给黎去信，恳切地规劝道：“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有可急图进取。”并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是“腐臭之地”，不可久留，劝他不要为人收买，请他“急归无恋”。

　　之二：疏通误会。

　　毛泽东在给黎锦熙寄信以后，在另一位老师杨昌济先生处得知：黎任职的机关是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隶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这个机构是主管研究探讨有关国语运动的学术问题的，不同其他行政部门。黎锦熙在该会充任“委员”，除了为谋生计必需一个社会职业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利用教育当局想凭借专家学者的声望为自己装点门面的心理，来推进国语运动的发展。黎当的只不过是“事务之官”，做的是“书生事业”，并未被袁所笼络。弄清了事情是误传，毛泽东这才如释重负。于是，他又于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驰函”，检讨自己“所言多不是”，以求得好友的原宥，疏通两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误会。

　　之三：坦露心曲。

　　毛泽东对一师那种旧式的教育制度很不满意，认为它太机械，太呆板，使学生太受拘束，因而大大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当这样的教育制度与他强烈的求知欲望发生矛盾时，他产生了退学念头。特别是在1915年因发动“学潮”被校长张干“记过”之后，他更感到不愿在一师再呆下去。但是，对这样大的事情作出决定，他觉得还是应事先同信得过的人商量以后再说。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杨昌济先生，当即受到了杨先生的劝阻。尔后，他在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公开表露了自己对学校教育制度的强烈不满情绪。信中说：“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很想离去，“就良图，立远志”。

　　黎锦熙接信后，立即回信劝毛泽东留在一师继续学习，并告诉他：主要是利用学校的各种有利条件，自己发愤读书，以自修为主，借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这样，毛泽东继续留在一师学习。事实证明，毛泽东后来通过在一师进行系统的学习，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经受了多方面的锻炼，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是在上述这封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向老师通报了他为共同寻求真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的事。他在信中坦率地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之四：切磋学术。

　　1919年9月，毛泽东在他写给黎锦熙的另一封信中，称赞黎先生发表在《民铎》六号的《国语学之研究》一文，与《民铎》同期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一文，“是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读后收益不少。他还说：自己颇想研究国语，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否则“教育是没有办法的”。毛泽东在信中阐发的这种以普及国语教科书来推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主张，与黎锦熙多年来的孜孜以求不谋而合。这表明，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和老师在学术思想上是互有切磋和交流的，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立场也是互为影响、趋于一致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一师学到的文化知识越来越多，他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晰明了。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愈来愈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必须是具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壮体魄的人，才能当此重任。也就是说，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能任重致远。他在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重要意义，以期与先生求得共识。他写道：

　　说古称智、仁、勇为三达德，现今的教育学者进而提出德、智、体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而要实现这一志向，就应当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样的大本大源问题，从根本上改造现实社会。

　　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天下纷纷，时人虽有一些变革主张，但对救图之道，未找到一根本解决办法。即说维新派康有为，也是“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而所谓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他在信中批评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立志之说：“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明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立志，只有把立志和探求宇宙的真谛联系起来，把认识真理和实现真理联系起来，才能算得是真正的立志。

　　毛泽东向黎锦熙先生进一步直抒己见：“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为之有志也！如此之志，始为真志。”他进而得出这样的推论。立志是件不容易的事，“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将探索真理作为自己的奋斗理想，勉励自己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或主张。

　　1917年8月31日，黎锦熙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他尤其赞赏毛泽东关于“立志”一说，深感毛泽东“不愧为是大器量之人”。他想：虎豹之子未成纹，而有食牛之气；鸿鹄之雏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只有干大事业的人才胸有大志。毛泽东已立下凌云之志，似这等英才、伟器，焉有不成功之理！

　　之六：商筹人生大计。

　　在是否出国留学这样关系到人生道路抉择的大事上，毛泽东也曾写信征询过黎锦熙的看法。

　　早年的毛泽东是主张出洋的。新民学会成立之初，他就提出学会要向外发展。赴法勤工俭学的事传到湖南时，同当时许多湖南青年一样，他也是很欣喜的，认为“留学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并设想到日本等国去留学。

　　那么，后来毛泽东又为什么没有出国领略外面的世界呢？据史料分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现实的考察，深思熟虑后决定暂留国内研究中国国情。1918年秋到1919年春的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开阔了视野，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他深感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不够，对于种种学说、种种主义，还没有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因而需要在国内作进一步的探讨。二是，当时出国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友希望他能留在国内“殿后”，为学会在国内的发展打好基础。三是毛泽东特地征询黎锦熙等先生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才最后下决心留在国内的。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毛泽东常到黎锦熙家中作客，1919年的春节，就是同黎锦熙及家人一起度过的。他们之间无话不谈，黎锦熙将他的《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改订本送给毛泽东提意见，同时对毛泽东是否出洋的事也商量讨论过。黎锦熙日后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一文中回忆：当时，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如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研究本国问题”，这一观点与黎锦熙的一贯思想十分吻合，所以毛泽东的意见得到黎先生的赞同。

　　自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任教始，到1976年止，黎锦熙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保持了半个多世纪。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虽然人世苍茫，时事变迁，但他们师生加挚友的那份情谊，并未见因此而淡薄。六十多年间，他们的交情历尽了生与死、贫与富、贵与贱的种种考验，却愈发显得深厚。“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句毛泽东极欣赏的太史公对于友情的精辟之论，用在他俩人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1915年，黎锦熙到北京任职后，他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少了，可他们之间书信不断，或互报平安，或交流思想，相互之间的了解更进一步的加深。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后，第一次来到北京，一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边到北大旁听学习。这期间，据萧三回忆说，毛泽东“常到黎先生家拜访，同黎先生谈论时事及世界问题，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中的中国地位问题”。阴历年时，黎锦熙把毛泽东请到烟筒胡同4号的家里，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过年，师生感情之深，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

　　1919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这时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迅速席卷了全国。毛泽东即以全部爱国热情投入这场反帝爱国的革命洪流之中，主编了进步刊物《湘江评论》，宣传五四运动。《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每一期都要寄一份给北京的黎锦熙，在监印第四期时，毛泽东又和往常一样，将刚印出的第一份刊物装入信封，亲自写好地址去邮局寄往北京。没料到，他刚刚离去，湖南军阀就派人查抄了已印好的这期《湘江评论》，并全部焚毁。所以直到今天全国只有黎锦熙保存的这独一份第四期《湘江评论》。毛泽东在1919年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曾谈及当时的情况：“《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加上增刊，第四期便是第五期，故有‘第五号被禁停刊’之语——引者注）。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收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延续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

　　1919年末，为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黎锦熙闻讯，即刻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北长街99号福佑寺看望。在这里，黎锦熙发现毛泽东在异常艰苦的工作环境下，正在阅读《共产党宣言》，言谈中毛泽东还要黎锦熙也看一看这本书。不久，毛泽东又去上海，从此天各一方，甚至音讯也渺茫了。然而，黎锦熙始终关注着自己的这位“高足”。后来，他听说毛泽东组织了“反对党”——共产党；再后来，又传闻毛泽东上山当了“土匪”；有一阵子，报上还宣传“朱毛赤匪被剿灭了”。听了这些消息，黎锦熙格外为老友的安全担忧，也更增添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打这以后，他保存的毛泽东“六札”墨宝，便成了他思念友人的感情寄托。每当思友心切时，读一读那字迹遒劲、学问渊博的书信，一师那时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便清晰地出现在面前。他感觉到与毛泽东近了，心胸便得到了慰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下，他把毛泽东的信和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及五期《湘江评论》装在一个精制的盒子里珍藏起来。他想等到那一天，一定把这些东西亲手交给毛泽东。这一天终于盼到了。解放后的1953年，黎锦熙把“六札”送给了毛泽东，作为他60岁的寿礼。收到这份异常珍贵的礼物，毛泽东特别高兴，对黎锦熙连声道谢。

　　北京和平解放后，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进北京城。刚刚住下不久，毛泽东从中共北平市委有关同志那里得悉，黎锦熙等知名学者都在北京，就立即驱车到和平门北京师大宿舍看望。黎锦熙事先得到通知后，从家中赶到院门口迎候。上午10时许，毛泽东一行到达北师大宿舍区，他一下车直奔黎锦熙而去。一声“黎老师”出口，他的眼眶湿润了，黎锦熙的双眼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自1919年北京一别，整整30年，两位挚友未曾见过面，这怎不叫人激动万分呢？在场的人们，都被这动人的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天中午，毛泽东掏钱让工作人员叫来了两桌酒席，款待老师和几位知名教授，席间他紧挨黎先生就坐，亲切话旧，非常兴奋，直到日落才依依而去。此后，毛泽东几次接黎锦熙到中南海叙谈，有时也把另一位湘潭人氏齐白石一同请去。有一次荷花盛开，毛泽东还饶有兴味地和他一起泛舟共赏。10月，黎锦熙受党中央、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开国大典。

　　建国以后，毛泽东日理万机，抽不开身去看望黎锦熙，就派秘书周小舟前往代为看望，常常捎去自己的一些喜爱之物送给老师。周与黎也属湖南老乡，又兼与黎有师生之谊，所以乐为代劳，长此以往，形成习惯。

　　1951年春节前后，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作为“九三学社”负责人的黎锦熙，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期半月左右，黎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有一天晚上，看郝寿臣演出武打戏，黎锦熙和叶圣陶、老舍等人被安排在毛泽东后一排就坐，演出间隙，毛泽东不时回过头来向老师和其他几位著名民主人士点头致意。看到毛泽东红光满面，神彩奕奕，黎锦熙感到无比高兴。

　　解放初期，毛泽东曾想请老师在政府部门担任一些实质性职务，黎以健康状况不佳婉言谢绝了。后来，他了解到黎锦熙潜心于教育和著述，也就不勉为其难了。不久，毛泽东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七人，共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被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副主席，兼方案委员会副主任和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据说，这些都是经过毛泽东点头同意的。

　　此后，黎锦熙便尽其所长，为汉字改革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时，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一报告里所说：“黎锦熙、钱玄同等人制订‘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

　　1953年的一天，毛泽东派人给黎锦熙送来了不少礼物。并附有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信中说，“黎锦熙委员：各兄弟民族先后敬献毛主席、周总理礼物一批，奉命分送给您。人参果一包，阿胶四块，红参一盒，冰糖一块，麝香二支，贝母一包，虫草半斤。并请查收，此致敬礼！”来人还转告了毛泽东的问候，望他多多进补，保重身体。这些关怀，黎锦熙不胜感激。

　　对黎锦熙的学术研究，毛泽东给予了支持和肯定。早在1950年黎出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时，曾向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很快回信加以肯定，他在信中说：

　　邵西先生：五月十七日惠书敬悉。所提大辞典处各点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

　　顺祝健康毛泽东一九五O年五月二十二日

　　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干扰使黎锦熙也受到冲击，毛泽东和周恩来旋即指示保护他，还通过毛泽东的表兄、黎锦熙的好友王季范等劝阻红卫兵，不要去抄黎的家，更不许去批斗他。

　　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得知黎锦熙居住条件较差时，特地过问他的住房问题，使他迁到朝阳门内北小街一个四合独院，他从此有了一个幽静舒适的环境，在这里一直生活到逝世。对此，黎锦熙曾于1973年元旦，以高兴和调侃的心情作《四合房即事》诗，以志庆贺。诗云：

　　南斋门设且常关，北门锁钥谁堪属？
　　北房中作办公厅，两头耳房供住宿；
　　西房一室客厅虚，东南五间书库实。
　　五车昨已汗牛来，万卷今犹充栋积。

　　对于毛泽东的关怀，黎锦熙感到无以为报，只能加倍地工作，更多地奉献教学和科研成果，以实际行动支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与此同时，他在思想感情上更贴近人民，更贴近时代，为革命和建设的每一次成功感到欢欣鼓舞。

　　早在1962年，国内遭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经济面临巨大困难，而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却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黎锦熙和毛泽东《沁园春·雪》原韵，填了一首词：

　　解放台湾，雾净波澄，风举叶飘。笑星沉海底，当窗历历，河源雨过，隔座滔滔。远掠层人，近探圆月，银汉翱翔孰比高！从天降，又百花齐放，万种妖娆。

　　地球映日呈娇，瞰海岸回环尽舞腰。叹向戍弭兵，徒劳辱舌，屈原爱国，空赋离骚。民主阵营，和平保垒，谁在张弓学射雕。拭目看，被东风压倒，曾不崇朝。

　　词中，他浮想联翩，超脱九天之上，将科学的眼光和浪漫主义的遐思结合在一起，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放眼全球，看到“民主阵营”、“和平保垒”东风正在压倒西风；对那些魑魅魍魉，他大声喝斥“谁在张弓学射雕？”，接着又展望了祖国统一的远景，字里行间散发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他立即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只惜吴刚不炼钢，明月千古冷天堂。
　　昨夜寰宇歌声动，争取红星斗列强。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多么激动和喜悦；对列强，是多么的蔑视！

　　黎锦熙，他不仅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还大力宣传毛泽东，对青年人进行传统教育。1952年，他撰写《毛主席六札纪事》，回忆毛泽东在一师刻苦学习、为革命储备力量的情况。1958年，出版《〈实践论〉语法图解》，以推动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1967年，他不顾78岁高龄，热情接待关于询问毛泽东青年时代革命活动的各地来访者，并著《有关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回忆》一文；1968年，完成《〈矛盾论〉语法图解分析》一书，从分析《矛盾论》的章句入手，帮助读者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全文的内容。1974年，校补《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1977年，撰写《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的部分革命活动》。

　　1976年，对于黎锦熙来说是沉痛的一年。先是年初周恩来逝世，他在悲痛中赋了“周总理哀辞”一首，以为悼念。

　　9月，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这对他震动更大，犹如五雷击顶，数日不思茶饭。不久，他病倒，身体更加衰弱了。

　　一年多以后，黎锦熙在书房不小心摔倒，竟致不起。时为1978年3月27日，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