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亮甜文:周恩来做红色特工司令都有哪些“绝招”？

周恩来做红色特工司令都有哪些“绝招”？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央特科，主要是为了负责保卫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正好与国民党的调查科针锋相对，于是双方在上海滩展开了一场秘密战线的激烈较量。当时调查科的负责人是徐恩曾，特科的负责人是周恩来。巧合的是这两个不共戴天组织的负责人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恩”字。

中央特科的前身是1927年5月周恩来在武汉领导中共中央军事部后成立的“特务工作处”，也叫特务科，科长顾顺章。下设4个股，保卫股负责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安全；情报股专搞情报；特务股也叫“打狗队”，镇压叛徒为主；匪运股负责收编江湖武装。汪精卫政变后，特务股由武汉迁往上海，成为中央特科的班底。

1927年秋，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总务科负责后勤与善后；情报科负责刺探与反谍；行动科又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负责营救同志和清除叛徒；电讯科负责各种联络和培训无线电专业人员。情报科人才济济，有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等。而电讯科更使得红军在战场上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1928年11月14日，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以加强对中央特科的领导。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大改组，原来人马撤往苏区。新特科由陈云、康生和潘汉年负责，其中陈云负总责，兼总务科长。康生为副手，兼行动科长。潘汉年为情报科长。

中央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在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国民党政军机关安插了红色特工或眼线，其中比较出名的是成功策反了中统的要员杨登瀛，清除叛徒何家兴，清除叛徒白鑫。

也许有人会问，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众所周知的领导人，也是红色特工的最高司令。上世纪三十年代他长期在上海领导秘密工作，处境非常凶险。当时被捕人很多，叛徒很多，认识他的人更多，为何他一直安然无恙？因为周恩来有从事地下工作的不少“绝招”。

首先看“住”。他经常变换住所，最长不过一个月，往往只住半个月。因为从邻居注意到消息传开起码要几周的时间，两周换个住所就最安全。而且，每换一个地方，周恩来就改一次名字，从不疏忽。尤其是知道周恩来住所的人员严格控制，从不超过两三人。

再看其“行”。由于社会上认识周恩来的人太多，所以他把外出的时间严格控制在清晨5点至7点和晚上7点以后，其余时间如无紧急情况决不外出。此外，周恩来异常细心。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交通走向和人流状况都事先进行过仔细研究。外出时尽量不走主要交通要道，从不搭乘公共交通，只走弄堂小巷，而且从不到公共场所。

再看其“貌”。见过周恩来的人往往会过目不忘，因此他外出时必经过仔细化装。他通常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尤其又留起了大胡子，使熟人很难辨认，因此党内很多人又称其为“胡公”。旁人听了以为他姓胡，不知是指其貌。

正因为这些众多心细所构成的“绝招”，使得对手们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踪迹。

中共早期情侦保卫：周恩来建红队对付内奸20年代，白色恐怖下生存发展，我党建立对付敌探和内奸的保卫组织，开展情报侦探保卫。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      1926年末，中共上海区委组织工人武装起义，从秘密工人纠察队挑选精干，建立打狗队。保卫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确保周恩来等安全，保证起义成功。1927年中共中央成立特科，创建人周恩来强调:红队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和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1928年春，周恩来主持特科培训班，从苏联学习格别乌保卫工作的陈赓、顾顺章授课，周恩来规定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指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特殊任务；一不许指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规定，情侦保卫工作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而主要通过政治信仰发展情报关系。     我党领导的情贞保卫工作学习、借鉴苏联的情侦保卫的经验，同其有所区别。苏联契卡 (政治保卫总局)在列宁去世后涉入联共内部斗争。中共特科建立之初便禁止党内斗争中搞侦察，防止苏共悲剧重演。      中共地下工作开展较顺利的1928年至1930年，周恩来在领导特科除奸斗争时，对采用的手段严格限制。 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租界被捕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六天后遭杀害。中央特科负责情报的陈赓等通过内线，了解到是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出卖的。上海党组织面临极大危险。中央紧急通知重要领导人马上搬家，让红队冲进叛徒住房，搜出名单后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挨枪负重伤，就此斩断继续叛变。     1929年8月24日白鑫叛变，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五人在沪西区的军委秘书白鑫家开会时被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而幸免。彭湃四同志遇害后，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白鑫干掉！ 11月红队将其击毙。叛徒特务闻之丧胆，在街头不敢随便活动。      周恩来在特科建立后为情侦工作提出打进去、拿过来的指导方针， 1931年以前实施较顺利。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来的典型，是中央调查科(中统前身)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此人大革命时期同共产党员交往并受影响，赴沪后，想继续做官，又感到不能对不起中共朋友。周恩来通过与杨认识的陈养山得知后，将此人发展为反谍报关系。三年里，杨登瀛同陈赓、刘鼎接头，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送京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如从苏联回国准备任军委领导的黄第洪(黄埔一期生)，返回上海写信给校长蒋介石悔过，准备出卖周恩来和中央机关，此消息很快便由此渠道报来。中央查实后，派红队称国民党来人找其谈话，用黄包车将黄第洪拉到僻静处消灭。有些打入共产党组织的内奸也因杨登瀛的秘密通知，很快便神秘地消失。       我党打入国民党内最重要的侦察渠道，是1929年进入中央调查科内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周恩来后来将他们称为党的情报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为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乘机用相机翻拍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破译。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要求见面蒋介石，保证三天内将中共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一电报拍到南京后先被钱壮飞译出，使在上海的党中央几十处机关和数百工作人员能在敌特大搜捕前迅速转移。打入敌特内部的铁三角发挥挽救党中央的作用，暴露不得不撤出。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特科情况被敌掌握。6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向敌屈服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同年秋，周恩来等领导人离开上海到苏区，中共在大城市的组织此后因缺乏保卫和侦察力量而连遭大破坏，特科组织逐渐萎缩，临时中央1933年初被迫转移到苏区瑞金。    周恩来为党内保卫工作创建的正确原则，在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30年代前期没有得到坚持，根据地和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长征后，毛泽东、周恩来总结党内保卫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强调暴力手段只能用于除奸，党内斗争不能杀人。抗日战争后，毛泽东等领导人总结肃反的重大教训，强调除奸工作必须置于党组织的严格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反对其神秘化和职权扩大化。这为解放战争时期制定正确的安全保卫工作原则奠定了重要基础。我党早期情侦保卫的经验，新中国的公安和国家安全工作中得到继承，保障了国家的发展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