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笠阿克曼被下药: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 四、“过激派老师”

——毛泽东和李漱清

　　1936年，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自己早年的学生生活时，曾以恳切的语气说过这样一席话：“……对我有影响的事，是本地小学来了一位‘激进’的教师。所谓‘激进’是因为他反对拜佛，想摆脱神佛，他呼吁人们把庙宇改成学校。他是一个颇受注目，被人议论的人物，我敬慕他，同意他的观点。”

　　这个被毛泽东称为“过激派老师”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李漱清。

　　李漱清，又名李吉力，1874年生，长毛泽东19岁，家住韶山冲陈家桥(今属韶山市韶山乡韶北村)，和毛泽东的家上屋场相距五六里路。清末投考湘潭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先后在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都校、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他是一个思想开明、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乡间，他常给人们讲述外地见闻，劝说乡亲们不要求神拜佛，并大胆地提出了“弃庙兴学”的主张。也就是说，要把寺庙和宗祠的田地房产，拿出来兴办学堂，让农家子弟都能进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以开发民智；而且，他要办的不是过去那种私塾，而是新型的“洋学堂”，在这种学堂里，学生不拜“孔圣人”，不读四书五经，学的是时兴的天文、地理、生物、算术等新学。

　　李漱清提出这些主张以后，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和责难，那些掌权的房户族长、封建豪绅们一致起来激烈反对他，都说他在外面中了洋鬼子的邪气，连祖宗都不要了，多半是发了疯癫病。因而，李漱清的新观点、新主张，被他们斥之为异端邪说，他本人也成了乡人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其时，正值1907年，毛泽东已在私塾里度过了5年的学习时光。5年中，他所读的书多为儒家经典，虽然他具有强烈的反抗、叛逆性格，但这些经典也使他获益颇丰。随着所读的书不断增多，涉猎的知识面不断拓宽，这个昔日顽皮的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也变得日益浓烈了。正当他凭借自己的天资，在书本中对宏观世界的宇宙奇迹和微观世界的人生奥妙，开始了初步探寻的时候，家庭情况正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几乎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轨迹。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认为，与其说再把白花花的银洋往书的“无底洞”里丢，倒不如让儿子停学跟自己学种庄稼，跑买卖，挣现钱。于是，毛泽东按照父亲的意愿，离开了老师，离开了课堂。

　　人虽离开了学校，可毛泽东渴求知识的愿望丝毫未减，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强烈。特别是那超出未成年人负荷的体力劳动，有时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来。毛泽东渴望读书，但又不愿再回到那陈旧的私塾学堂。这期间，他曾暗中在韶山冲一带打听名师，却没有访到。正在彷徨观望之时，李漱清学成归来了。他从大人们对李漱清的纷纷议论中，听出李先生是一位很特别、很有个性的文化人。虽然李先生提出的兴办学堂、破除迷信、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等主张，毛泽东还说不上对不对，但关键是这些见解很独特、很新鲜，是他生平第一次听说过的，这对于对新事物有着天然兴趣的他来说，无疑是颇具吸引力的。因而，毛泽东格外敬佩李漱清的学识人品，赞成李先生的言行，心中窃喜李漱清正是他所求的老师。

　　于是，有一天，毛泽东在干完父亲分派的农活以后，专程来到李家屋场李漱清的家里，向李先生请教学问来了。

　　李漱清多年在外读书，此次初回家乡，对毛泽东还不熟悉，但他却被这位少年走五六里山路登门求教的诚心所感动。他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并询问了他的家庭和学习情况，当他听到毛泽东因不满旧私塾的教学方法及因父亲不让继续读书而被迫辍学时，心情受到了强烈的震动。李漱清想：这个十几岁的少年资质聪慧，读书的天分是很高的。他已经读了5年私塾，对于经书已有比较强的理解能力了，如果有一所好学校，让他继续深造，完全可以造就成一个杰出人才。真可惜呀，家长是这样的固执，韶山冲是这样的闭塞，即使是盖世英才，也要无声无息地在这山沟里被埋没掉的。想到这里，李漱清深深为眼前这个农家孩子而惋惜，同时也为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而怨艾，不禁喟然长叹。

　　毛泽东被李漱清那激动的情绪所感染，他着急地问：“李先生.你办的洋学堂怎么样了？我到你那个学堂里去读书行吗？”

　　“只怕没有用!”李漱清摇摇头，苦笑着说，“地方上的大人先生们不让我开馆，我要是不讲孔夫子的书，只教维新派的文章，他们就会给我加上一个‘毁谤僧道，背叛孔孟’的罪行，不但我自己要吃官司，还会连累你们呢!”

　　听李漱清这样一讲，毛泽东深感进洋学堂读书的希望已经破灭，不由得更加着急。李先生看到他这副求知若渴的样子，劝慰他说：“润之，你不用急。从今往后，你有时间就到我这里来读书习文，我这里新书不少，你想看什么，就尽管挑!”听了李漱清的话，毛泽东欣喜万分，连忙谢过李先生，并恭恭敬敬地向李漱清鞠了一躬，行了拜师之礼。

　　从此，李漱清这位特别的老师，便收下了毛泽东这个半耕半读的特殊学生，陈家桥李家屋场成了毛泽东的课堂，他隔三差五地来这里借书、还书，向李先生请教学问，听李漱清讲述读书做人的道理和那些维新救国的有志之士的事迹。在那段时光里，李漱清为教育毛泽东这位学生，花费了大量心血。他热情地向毛泽东介绍新书，灌输新鲜知识，辅导他阅读诗书，帮助他修改作文……那时，每当傍晚时分，在李家屋场旁边的打谷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师生二人兴致勃勃地交谈读书心得、切磋学术的身影。天长日久，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比一般师生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对特殊师生，为历史留下的那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感人场面，韶山韶水大概也会铭记不忘的！

　　那时，毛泽东家里田地多、人手少，他的父亲毛贻昌一向精打细算，为了少雇一个工，硬是让年纪尚小的泽东和泽民跟着他干农活、种阳春。白天，毛泽东要挑粪、犁田、播种或插秧，还要砍柴、舂米、喂猪和放牛……似乎有干不完的农活；晚上，则要替父亲记账，跟着父亲学打算盘，难得有片刻的空闲。从李漱清那里借来的一摞书，也没有时间去看。

　　李漱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虽然很为毛泽东的学习而担忧，但鉴于学生的家庭现状，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帮他解决没有时间读书的问题，只能鼓励他克服眼前困难，见缝插针地挤时间抓学习。为了帮助毛泽东树立刻苦学习的精神，李漱清特地给他讲解了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勉学》篇，用古人读书治学的典型事例教育毛泽东勤奋学习，希望他以古时圣贤为榜样，勤学博习，修身利行，学成一艺，得以自资。

　　受到李漱清老师的教育和启发后，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学习的决心，采取了多种方法用功读书。

　　白天没有时间看书学习，他就等父母睡觉后点着桐油、梓油灯夜读。对于他这种耗油费神的夜读——读的又不是他父亲所希望的经书，自然遭到父亲的反对；母亲怕深夜读书有伤身体，出于疼爱儿子也加以反对。毛泽东就用蓝布被单遮住窗户，使父母亲看不见灯光。有时就干脆躲到存放杂物的小阁楼上去。夏夜，蚊虫叮咬，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子，凳子上搁着灯盏，将头从蚊帐里伸出来，趴在床头，读得不亦乐乎。

　　这段时间，毛泽东完全不读“四书”“五经”了，中国的古典小说，成了他的主要精神食粮。凡是李老师这里有的小说，他都借来了；李老师这里没有的，由他开出书单，毛泽东就到相隔十多里远的湘乡唐家土乇八舅家去借。他看过的书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这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他都爱不释手，有的书看过还不只一遍。后来，毛泽东又在李漱清的指导下，开始看一些带有浓厚爱国主义色彩的救国图存方面的书，如《盛世危言》、《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等，并深深为书中的内容所吸引。

　　毛泽东向李漱清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李先生，我看了这些小说和故事书，所有的人物为什么都是文官、武将、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呢？”

　　说老实话，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老师也从未考虑过，所以李漱清一时答不上来。

　　毛泽东似乎是早有主见，他继续说道：“对这个问题我以往搞不清楚，现在开始明白了。我发现，书中颂扬的这些文官、武将和书生们，他们是百姓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自然有佃户交租子养活他们。而那些写书的人，也多半是出身富贵人家，他们没有种过田，没有受过人生艰苦，他们怎么会去写种田人的书呢？”

　　李漱清没想到，这个“小学生”竟然提出这样大的问题，而且有了这样深的见解，他不禁暗暗感到几分惊讶。少许，他点头赞同道：“是的，润之，你这个看法很有道理!”

　　受到老师的鼓励，毛泽东谈锋更健：“我希望，在将来的有一天，能够出现专门写农夫和工匠的书。我甚至想，假如我长大以后能够写书的话，我一定要写农民的书，写受苦人的书，一定要把种田的、打铁的、挖煤的，都写成英雄豪杰。”他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眉宇间充满着一股难以抑制的自信与豪迈之气。

　　毛泽东继续向李漱清先生谈起他的读书感想：历代遗留下来的这些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精华与糟粕并存，有的地方他的确非常喜欢，然而有的地方又让人看了很是扫兴，还有的甚至叫人很生气。他很喜欢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些不畏强暴的英雄好汉，十分痛恨高俅、童贯、蔡京这些欺压百姓的奸臣。他认为牛皋比岳飞有气魄，岳飞比不上他。岳飞明明知道秦桧要加害于他，却偏要跑到风波亭去送死；牛皋的胆子大得多，他敢于拉起人马，上太行山落草，造皇帝老子的反……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不过，总的看来小说还是比经书好。就拿这些年来我读书的情形来说吧，我过去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不仅没有读懂，反倒越读越糊涂了。你看《学而》上是怎么写的？子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乎？’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夫子是一位大圣人，居然也说出这等的蠢话来!贫困的穷苦人怎么能够快活？地主老财又怎么会对穷人讲理施礼呢？读这样的书，人怎么会聪明啊？相反，那些小说则好看好懂得多，书中所写的人和事让人过目不忘，它的影响比那些经书可大多了哩!可是，我始终弄不明白，学堂里为什么不准人看小说呢？为什么要把它叫做‘杂书’呢？”说完，他不解地望着老师，似乎在等待答案。

　　李漱清呷了一口茶，说：“你问得好!这也是我们大清帝国的怪现象。在长沙，我听维新派的先生们说过，西洋人是十分推崇小说的，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伏尔泰、巴尔扎克和雨果，他们都是很有名气，很受人尊敬的大学问家。只有我们古老的大清王朝，只晓得崇拜两千多年来老而又老的孔夫子，只晓得抱残守缺，容不下一点新的东西。那些大人先生把小说看成杂书，写小说的人被斥之为下九流，至于那些描写造反和离经叛道的新书，则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必欲禁之而后快……”

　　“反叛那些恶人和坏人，有什么不好呢？这样的书多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大清王朝还有公道吗？”毛泽东年轻气盛，直言快语，把心中的话吐了出来。

　　李漱清听了毛泽东这番话，觉得也有同感，心里极为赞成。不过，他没有直露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他知道上述这些问题多少有些敏感，有些“犯忌”，而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流露出愈来愈浓的反叛意识，所以他不想以激烈的言行去刺激他，因为他还很年轻，摆在他脚下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作为人师再不能去增加他的偏颇与冲动，这样于他今后是不利的。

　　想到这里，李漱清感到有必要提醒毛泽东注意——在性格中应该溶入韧性，防止锋芒外露，真正做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于是，他起身来到屋内用毛笔书写了一幅条幅，送给了自己的学生。毛泽东接过一看，条幅上写道：

　　硬就硬，莫激烈；软就软，莫投降。毛泽东手捧条幅，品味着、沉吟着，他仿佛要透过这通俗的字句悟出深奥的人生哲理。渐渐地，他感到手中这件馈赠物的分量重了，它不是一张纸，分明是一份沉甸甸的丰厚礼品!

　　毛泽东在谈了自己读小说的感想后，接着又同李漱清讲起他最近借阅两本新书的经过和读书体会来。

　　毛泽东告诉李漱清，他前几天去了一趟唐家土乇外婆家，找八舅借了两本新书，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一本是《盛世危言》，他阅读之后很受教益。

　　《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真叫人怵目惊心!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分析了世界列强的侵略野心和内政外交政策，叙述了印度、安南、朝鲜、缅甸亡国的经过和亡国以后的痛苦与屈辱。也写了大清帝国朝纲紊乱，官吏昏愦，武备松弛，国库空虚，民生凋蔽等现状，提出了“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警告。

　　毛泽东对着暗淡的桐油竹络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激动得一整夜没有合眼。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袭上了他的心头，他为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存亡而感到深深的忧虑。从这一刻起，他第—次产生了政治意识，开始感觉到：救国，是每一个国人的天职!

　　《盛世危言》是一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作，是1893年出版的。说来也巧，它正好和毛泽东同岁，在读者中间它已流传十五六年了，可在十分闭塞的韶山冲，还是一本难得的新书呢！毛泽东在李漱清这里得知有这么一本书，就翻山越岭到唐家

　　土乇外婆家，好不容易把它借来了。这本书的作者叫郑观应，广东省丞山县人，是一个办理中外贸易的官商。他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也作过一些考察，由于痛感满清王朝积弱不振和几十年丧权辱国，触景伤情，满怀忧虑，才积三十年精力写成这部书，提出了一整套改良主义的办法。他认为：中华古国的富强之道在于开矿山，筑铁路，繁商业，办报馆，兴教育，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这些观点，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分子维新变法的要求，在当时确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而现在，戊戌变法的失败早已宣告了改良主义思想的不可行性，在这辛亥革命的前夜，君主立宪的主张显然是落后很远了。不过，在闭塞的韶山冲，能看到这样一本触及时事、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和改造中国社会设想的书，还真令人耳目一新，也叫少年毛泽东感动不已，他非常喜欢这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这本书写得多好啊! 中国要富强，只提倡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良。应设议会，制宪法，实行‘君民共主’；办报纸，开学堂，提高民众文化；开矿山，修铁路，发展工商企业。李先生，你看是这样吗？”

　　李漱清默默地听着，他从毛泽东那颇有见地的谈吐中感到：书本像只船，已载着毛泽东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他所关心的不再是小小的韶山冲，不再是一人一家的生存出路，而是整个国家的强盛和振兴。一个乡村少年能有此悟性实在难得！想到这里，李先生那黧黑而清瘦的脸庞，渐渐泛起了欣慰的光泽。当听到学生毛泽东似在小结自己的论述，又似在征询老师的意见时，李漱清进一步诱导道：“是呀！你说得很好，像我们这样的七尺男儿，一介书生，理当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努力探求富国强兵之道。但是，只有在学到更多的知识之后，才能真正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啊！润之，十几岁的年纪，正是立志向上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外出求学深造，那就是最好的了。”

　　李漱清先生的话，像一盏灯，照亮了毛泽东那颗奋进向上的心；像一团火，燃起了毛泽东复学求知的欲望……

　　告别李漱清先生后，毛泽东一回到家里，就找父亲谈继续读书的事。

　　可是，毛贻昌并不理解儿子渴望读书的心情，没有应允毛泽东的正当要求。李漱清听到这个消息后，亲自来到上屋场，做毛贻昌的说服工作。他劝毛泽东的父亲：润之天份好，会读书，宁可大人自己苦一些，也还是要让孩子进学堂念书。就这样，在李漱清、毛宇居及毛泽东的一些亲戚的劝说下，毛贻昌终于让毛泽东在乌龟井、东茅塘又读了一年私塾，并于1910年进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以后又到省城长沙读书。

　　毛泽东和李漱清一起，度过了近两年半耕半读的时光。这一阶段，正是他面临失学、苦闷徨的时候，如果没有李先生的关心和教育，他的学业就很可能荒废，也许会像他的父辈和祖辈一样，做一个“好把式”的庄稼汉，或是一个生意人，最后终老山林，自行湮灭。因之，毛泽东始终感激李先生的知遇之恩，始终铭记着这位“过激派”老师对自己整个人生的重大影响。在日后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师生之间友谊笃深，堪称相敬相携的范例，并留下许多尊师爱生的佳话。

　　1911年至1921年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每次回家乡韶山冲，总要专程去李家屋场，看望李漱清先生。

　　1925年2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韶山养病，领导农民运动。李漱清热情支持大儿子、李氏族校教师李耿侯，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建立秘密农民协会和反帝爱国组织“雪耻会”，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和平粜、阻禁等斗争。其后，李耿侯由杨开慧介绍，被毛泽东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支部最早的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骨干之一。这年8月下旬，军阀赵恒惕密令胞弟、湘潭县反动头子赵恒哲派兵追捕毛泽东。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韶山脱险后，住在广州市国民党中央党部内。不久，即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直至第二年五月。

　　在此期间，已年过半百的李漱清应毛泽东的邀请，偕毛泽东的另一位塾师毛岱钟一道，到宣传部图书室工作。后又协助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

　　毛泽东对老师李漱清这段时间的工作也十分满意，据说，他曾以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名义，下令嘉许李漱清，鼓励李先生为国共合作多作贡献。后来，为了充分发挥李漱清的才干，毛泽东利用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亲自写信推荐老师回湘，参加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的工作。

　　1927年，李漱清到长沙，在湖南省清查逆产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主管没收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为抚恤老弱、残废、伤兵及赈济之用。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秋收暴动，然后带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李漱清与他失去了联系，就仍然回到家乡韶山，继续当小学教师。当时，李耿侯等领导韶山农民自卫军，同许克祥派来的军队进行了英勇斗争，终因敌强我弱而失败，韶山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寻求新的斗争途径，李耿侯去投奔毛泽东的队伍。于是李耿侯就同弟弟李贡侯、大儿子李德深一道，几经周折，来到常宁水口山，参加了工农革命武装。自此，就一直没有消息。

　　1949年，全国解放后，李漱清得悉毛泽东已是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激动不已。他叫儿子李介侯呈信毛泽东，热烈祝贺革命胜利，并询问李耿侯等儿孙的下落。不久，毛泽东主席回了信：介侯先生：

　　惠书敬悉，深感厚意。

　　耿侯兄自一九二八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

　　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

　　率复，顺祝健进！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这以后，李漱清几次给毛泽东去信，讲到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加入红军、作战牺牲的情况。毛泽东回信，“极表同情”，并说：“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在毛泽东和湘潭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李漱清领到了三位亲人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抚恤粮。

　　李漱清十分感激毛泽东对他的关心。岁月流逝，他和毛泽东已有二十多年未见面了，他多么想在有生之年看一看昔日的学生毛泽东，叙一叙故旧之情、师生之情啊！

　　李漱清热切企盼看到毛泽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52年7月11日、8月21日，毛泽东两次致信给他的堂兄和老师毛宇居，“为了了解乡间情况”，邀请李漱清和毛泽东的蒙师邹春培之子邹普勋进京，“住一至两个月”，同时寄来了介绍信，托毛宇居转交。喜讯传来，李漱清和邹普勋于9月14日从韶山起程，21日到达首都北京。

　　9月26日中午，一辆银灰色轿车，载着李漱清、邹普勋和张干、罗元鲲四位老人，驶入中南海，一直开到毛泽东的住地——丰泽园门口。卫士长带着他们穿过几道曲径长廊，直抵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笑盈盈地迎上前来，同他们一一握手，并动情地说：“稀客到了，欢迎！欢迎！请坐！请坐！”毛泽东说完，把客人请进客厅，让大家一一落座。当他看到年近八旬的李漱清仍然精神矍铄时，高兴地说：“您老先生好健旺啊！”李漱清是建国以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听了毛泽东的问候，他高兴得满脸通红，只是恭恭敬敬地抿着嘴笑。毛泽东好像看出李先生的拘谨，笑着说：“老熟人，老朋友，随便一点么，怕么子？”毛泽东这亲切而又略带家乡口音的话语，使李漱清坦然了许多。

　　饭后休息时，毛泽东仔细询问了韶山的生产和父老乡亲的生活情况，李漱清等一一作了回答。李漱清问：“你的房子是不是要修整一下？”“不要修整了，最好是照原样子。”谈话当中，李漱清把韶山乡党支部一份汇报材料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道：“要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单干不行，单干发展不起来。”他面对李漱清：“当年你是主张拆祠堂，毁庙宇，办学堂的，是个激进派！现在搞合作化，你要带个头。土改虽分了田地，可俗话说：一人一口，七石二斗。农业还得抓紧才行哩。”话语里蕴含着对老师的深情，对故园的心驰神往。谈了一个多小时后，生活秘书进来请毛泽东休息，他谈兴正浓，把烟蒂用力一揿，说：“老朋友难得相会，见了面还要谈一下。”又谈了一阵后才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过几天再请你们来吃顿饭。”说完，毛泽东亲自陪老师参观了中南海、怀仁堂，还把大家带到电影室看电影。因李漱清耳朵有些聋，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坐在他身旁，为他解说。

　　几天后，毛泽东又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賞来为李漱清、张干等人检查身体，并用自己的稿费购置了呢大衣、毛皮服等礼物相赠。此后，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带李漱清等游览了京津的名胜古迹。10月1日，还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军民欢庆新中国成立三周年。李漱清深有感触地说：“此次不是毛主席盛意，实难得此机会！”

　　回到韶山后，李漱清把在京多次见到毛泽东及所见所闻，告诉老伴、儿孙及乡亲们，让大家分享幸福。并几次致信毛泽东表示衷心感谢。毛泽东回信请他“保重身体”，并请告知乡间情形。当李漱清去信，将乡间情况报告毛泽东时，毛泽东回信：“承告乡情，甚感。”

　　1952年11月，经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推介，湖南省人民政府聘请李漱清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留乡间休养，安度晚年，直至1957年2月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