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曼转角:川军21军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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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战斗。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鉴于敌军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我进逼,乃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力量,党中央派原红五师政治委员徐策、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鸿泽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率几百人在扎西东南的石坎予成立了中同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积极活动于川滇黔边地区,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川南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

 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红二、六军团,薛岳兵团和滇省黔省两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5个师为第四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

  2月7日,龙云命令第三纵队由镇雄、毕节向扎西以南之大湾子推进;第一、二两纵队主力集中黔西、大定(今大方),一部向叙永推进;第四纵队留赤水河以东之遵义、桐梓、赤水等地区。川军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古宋、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红军北进;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

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时,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分别从南北西面迫近扎西,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地区向古蔺、叙永方向追击。为了迅速脱离川、滇两敌之侧击,中革军委于10日决定迅速东渡赤水河,向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以开展战局。11日,中央红军分3个纵队由扎西地区东进,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于18日同至21日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1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

 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完全出敌意外。川军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一纵队之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团攻占桐梓,迫使桐梓之敌退守娄山关。2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军,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之黔敌,乘胜夺取遵义。

   当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26日,红军在粉碎黔军向娄山关的多次反扑之后,以一部兵力从正面反击进攻娄山关之敌,而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1个团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敌后方之板桥地区迂回,经激烈战斗,击溃了进攻娄山关之敌,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向遵义逃跑。27日,红一、红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之董公寺粉碎黔军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占领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黔军王家烈率残部两个团逃向忠庄铺。

   这时,由黔西、贵阳地区北开之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师进至新站,第九十三师进至忠庆铺地区,一部前出至遵义城南五里之枫落桥。中革军委当即决定集中主力,求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28日上午,国民党军以第五十九师主力及第九十三师的1个团为左路,经桃溪寺向红花岗、老鸦山进攻,黔敌两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第九十三师主力和第五十九师1个团控制于忠庄铺为预备队。11时许,第五十九师攻击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攻老鸦山并占领了制高点;但右路黔军观望不前。红一军团主力乘隙从水师坝地区向忠庄铺猛烈反击,直插敌第一纵队指挥所。吴奇伟慌忙率残部约一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跟踪猛追,并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了滥板凳,残敌逃过乌江。此时,滞留在老鸦山地区之敌第五十九师已被迫转入防御。黄昏,红军干部团进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口了老鸦山制高点,歼灭第五十九师大部,残敌向八里水、鸭溪方向逃窜。

    遵义之战,红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粹、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

    吴奇伟纵队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急忙于1935年3月2日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以阻止红军东渡乌江。5日,蒋介石发现红军西移后,又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其部署: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新调来的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进攻遵义,第二纵队主力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第三纵队进至大定、黔西地区防堵;第四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一纵队4个师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吁推进,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红军东进。

  1935年3月5日以后,红军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粹、遵义地区吸引川军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自腊坎、长干山,寻歼敌人第二纵队,未能得手。蒋介石遂命令各路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11日,川军3个旅进占遵义,乌江南岸之第一纵队也以一部兵力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根据当时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部和王家烈残部为主要作战目标。15日,红军主力进攻鲁班场之敌第二纵队,因国军3个师挤在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敌第一纵队已进至枫香坝地区。红军遂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

  3月16日,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迂进。接着,攻占镇龙山,击溃川军1个团的拦阻,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1935年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1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27日,红9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99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4月4日,红9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至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乘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迅速进军云南,并于5月9日,在皎平渡、洪门渡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活动在乌江以北地区的红9军团,也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

5、峨眉军训

    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等省,蒋介石指挥薛岳部队(辖吴奇伟、周浑元等几个将军)担任追剿。当时,蒋介石利用追剿的口实,将军事力量深入到西南诸省,借以实现其囊括西南各省的目的。而西南各省军阀,都拥有自己的部队,并统治着所在的省区,蒋介石利单凭薛岳那部份军事力量,想达到其目的,诚非易事,乃采取收买军心,瓦解军阀部队的手段,用过去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的办法,在峨嵋山下办了两期军官训练团,把川、康、滇、黔四省部队中连长以上军官,调去实施短期训练,从政治思想上拉拢受训军官,使其向蒋介石集团投靠。

一九三五年六月,蒋介石取得当时统治四川、担任四川剿共军总司令刘湘的同意,在四川峨嵋山下。开办“军事委员会峨嵋军官训练团”,由刘湘派了潘佐旅驻在峨嵋,负责在峨嵋山下,伏虎寺周围五华里以内平整田地,以便为受训军官搭造帐篷和修建操场,并由训练团筹备处指挥工兵部队和雇工修建简易膳堂,还以“理志社”的名义,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

    这个团的团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一期有副团长刘湘,团附刘文辉(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主席),教育长陈诚,总教官周亚卫。第一营营长陈芝馨(薛岳所属部队副军长),第二营营长孙震(二十九军军长),第三营营长潘文华(刘湘所属第二十一军教导师师长)。每营四个连,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有学员十二、三个不等。调来受训的师长,大都担任连长或营副,旅长担任排长,团长担任班长。各班学员都是副团级、营连级军官。担任管理的营、连、排长和各班学员,都住宿在帐篷里。排长以上住的是长方形宽敞帐篷,设有行军床和办公桌。每个班分住两个锥形帐篷,睡的是竹子编成的矮床,离地约三寸,铺以稻草。这些帐篷营地,因为是从平整田地新开辟起来使用的,显得很潮湿。加上当时峨嵋山一带,气候变化无常,夜间多间歇性的雷雨,几乎每天出太阳时,都要把帐篷的蓬布撑开,让阳光晒干。幸好受训期间只有三个星期,受训学员不得不暂时忍受。

    每个学员发灰色新布军装两套,伙食费由各连统领,照每人六元计算办理,按当时峨嵋县的物价来说,每人每月只需两元,就达到中等水平了,因此伙食质量是比较好的。这首先在学员思想上就造成了一种较好的印象。

    八月一日,第一期受训学员约一千二百余人,齐集大操场,举行开学典礼,由蒋介石主持并训话。他讲话的内容,强调了我们国家灾难深重,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占我东北三省,并虎视华北;内有“共匪”的窜扰,成为心腹之患。为了“救国救民”必须先“安内”而后“攘外”。所谓“安内”,就是要肃清“共匪”,安定社会;所谓“攘外”,就是要抗御外侮,这就要先具备“攘外”的条件,就是要在国防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他要求全体学员仰体时艰,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在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共同担负起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

等冠冕堂皇的话。

    开学以后,除雨天外,每天早上六时半升旗,午后六时半降旗,全体学员均按时集合在大操场,由陈诚主持升、降旗仪式。并作简短讲话。上午八时和下午二时,全体学员由各营、连长带到讲堂听课。课堂没有桌凳,大家席地而坐,课堂气氛尚能保持静肃。上课时,陈诚随时来到讲台上考察监视学员听课,如发现有人打瞌睡,不管任何人,师长也好,旅长也好,都被叫站起来听。因此,受训者不得不聚精会神的听讲。讲课的人有陈果夫、陈立夫、张群、周至柔、周哑卫和国民党一些高级军政人员。蒋介石也来讲过《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剿“匪”策略》等等。军事教官讲的是如何构筑碉堡,如何修建公路、桥梁等军事知识。每星期一上午要举行“总理纪念周”,由蒋介石领读《总理遗嘱》后作精神讲话。

   “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在营地办了一所“消费合作社”,备有大量食品、香烟、文具和日用品供应,以便学员购买。该社还有照相设备供学员摄影。

    在受训期中,由行营调来了炮兵部队,曾用德国制造的“苏格通”高射机关枪,和“普福式”山炮作射击表演,并由工兵教官搞了伪装作业示范。

    结业时,每个学员都领得了《庐山训练集》、《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进剿手本》各一册,还有不少讲话记录稿,作为学员返回部队后自学和对部队官兵进行宣传教育的材料。

    所有受训学员都发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登记证”和“结业文凭”,享受中央军校毕业生的待遇。受训军官感到他们已是蒋介石的学生了,“前途有望”,心情十分激动,十分高兴。

    八月二十一日,举行结业典礼,由蒋介石亲临主持,副团长刘湘、团附刘文辉也在场。

    全体学员均集合在大操场内,每人发食品一盒、汽水一瓶,就地蹲下聚餐。蒋介石对全体受训学员训话,说:我们要贯彻孙总理遗教,实行三民主义,“剿匪抗日”,复兴中华民族等等。最后讲的是他如何关心学员的话,他说“你们是我的学生,你们是我的部下,你们是我的子弟,这次大家受训结业以后,明白了‘剿匪’抗日的道理,回到部队要向全体官、兵传达。你们今后的事业,是有广阔前途的,你们的未来我是很关心的,只要拥护‘安内攘外’的政策,你们就不会失业。你们今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向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反映,替你们解决。”这些话,确实在当时的受训军官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大家都感到自己有了大的“靠山”,今后的出路就开阔多了。蒋介石讲话时,刘湘对蒋侧目而视,现出不自然的神态。后来刘湘下令:凡是二十一军调到峨嵋军官团审讯的军官均不暂返回原部队,要先到刘湘在重庆所办的“二十一军军官教育团”受训三个月后再回去。因此,有人说,蒋介石在峨嵋山“放毒”,收买军官,瓦解军心,而刘湘则把这些受毒的人调回去“消毒”。有的军官在重庆再受训后,表现的更忠实于刘湘,还加入了刘湘的核心组织——“武德社”。这是刘湘为了巩固其在四川的反动地位而对蒋介石采取的防范和反击措施。

    九月一日,“峨嵋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开学,副团长龙云(未到),团附扬森(四川“剿匪”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兼二十军军长)。受训学员仍为川康滇黔四省部队的军官。教育长仍是陈诚。第二期的训练情况大体和第一期相同。

    每期训练结束,训练团发给每个学员很优厚的路费,供学员在返回部队途中花用,这就是蒋介石用物质诱惑收买军心的一种手段。

6、川康整编

   一九三五年八月,国民政府责令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整编川军。由参谋团组设点验委员会,分赴四川各军点验。在此基础上,按全国陆军番号,将川军整编为陆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第二十二军(军长王缵绪)、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新编第六师(师长李家钰,旋扩编为第四十七军),共六个军一个师。

    蒋介石在对川军进行缩编的规定中说:“据查四川全省部队,共有军部6,师部27,旅部119,通计约合340团,兵量之多,几达全国现额三分之一。……故为救国救川,及各部队长官之自救计,舍立即厉行缩编,极力裁减军费外,实无其他办法;本委员长迭次召集各军师长官训话,均谆谆以此为勖,事在必行”。蒋介石本来准备将川军“裁减半数不可”,但看到阻力很大,便决定“各以缩编三分之一,为最低限度”。对川军的“第一期整编”,于1935年10月20日宣布结束。蒋介石行营参谋团派员亲赴各部点编。共将川军缩编为116个团。蒋介石乘此“整编”之机,裁编了不少川军,除老弱遣散回原籍外,精壮可用的编余兵几万人编给他的嫡系薛岳部(归薛岳统率的嫡系部队曾达14万人之多)。另将编余川军军官几千人,送“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受训,以效忠于他。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蒋介石电重庆行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设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以再次整顿川军,该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主任委员,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第六路军总司令刘湘为副主任委员,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唐式遵、杨森、潘文华、王缵绪、孙震、李家钰、范绍增、向传义、董宋珩、郭勋祺、许绍宗、张邦本、徐源泉、夏斗寅、李蕴珩、周浑元为委员,大体网罗了川康军队高级将领。

    七月六日 何应钦在重庆行营太礼堂主持川康整军会议开幕式。根据会议精神,川康各军于八月十日以前整编完成,计有;

   (一)川康绥靖主任直辖部队(辖三军、两独立师、七独立旅),(二)二十四军;(三)四十一军;(四)四十五军;(五)四十七军。

    整编后的川军统一了指挥系统,补充了武器弹药,数量削减了三分之一,战斗力却得以增强。整编后的川军由刘湘任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下辖七个军以及若干独立师。其中唐式遵的二十一军、潘文华的二十三军、王赞绪的四十四军为刘湘嫡系,也是川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7、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千米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

11月中旬,日本华中方面军在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分三路向南京进攻。其第,11、第13、第16师团沿京沪铁路,(南京至上海)第3、第9师团经苏州、金坛西进。第10军沿太湖南岸进攻,其第114师团经宜兴、溧阳,第6师团经广德直指南京,第18师团经广德直趋芜湖。中国政府在此情况下,于20日发表迁都宣言,将政府机关迁抵重庆(部分军政机关留武汉、长沙办公)。2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第2军团、第66、第7l、第72、第74、第78、第83军等部队约10万人保卫南京;25日,又决定成立第7战区,以刘湘为司令长官,陈诚为副司令长官,指挥第23集团军(第21军、第23军)和由淞沪前线撤退下来的第8、第15集团军,在太湖西岸沿安徽广德、经浙江泗安至吴兴一线布防,横挡京杭大道,展开了南京保卫战之广泗战役。由淞沪前线撤退下来的第3战区部队,在顾祝同指挥下于皖南地区策应保卫南京作战。

    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令第八号》“命令: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详细部署则命令按“参谋总长指示”办。12月初,各路日军进迫南京外围。南京卫戍部队以江宁镇、牛首山、淳化镇、汤山、龙潭一线为正面阵地;板桥至淳化一线,孟塘至龙潭一线为防御主阵地;雨花台、紫金山、乌龙山、幕府山、及南京城垣为防御复廓阵地。5日,日军开始攻击守军主阵地。至8日,日军分别占领南京东郊的汤山、半边山,南郊的湖熟、淳化和秣陵关,西南郊的板桥、大胜关。守军主阵地各部队撤退。日军接踵追击,迅速进至复廓阵地之前。9日,日军发出通牒劝告守军投降,遭到拒绝。松井石根于10日13时下令攻城。其第16师团攻击紫金山及其两侧地区。在此地防守的中国教导总队战至16时,退守遗族学校、中山陵及第一峰。日军第16师团继续攻击,至12日占领紫金山。日军第9师团于9日进抵光华门,10日攻击城东郊守军,12日逼进城垣,被护城河水所阻,暂停攻击,作渡河准备。日军第114师团和第6师团向雨花台方面守军第74军阵地攻击。守军逐次向水西门撤退,战至12日16时,守军伤亡过大,形成溃乱。日军占领雨花台,并攻占中华门一段城墙。雨花台及中山门城墙被日军炮火击毁多处。守城各军闻雨花台失守,相继向城内撤退。退入城内的第88师和第87师经中山路北撤,拟出挹江门,中途为特务队及第36师所阻,秩序大乱。在此情况下,唐生智于12日17时决定部队突围,一部突出重围转向浙皖边境,一部乘船或泅水渡江外,大部阵亡。作战中,中国军队伤亡约5万余人。13日,日军进入南京,另以一部渡江占领浦口。中国军队以10万之众浴血奋战,英勇地反击了日本侵略军。

    但日军以8个师的兵力分兵进逼,使守军处于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军事当局在组织指挥上采取消极防御,使守军处处设防被动挨打,最后决定突围又未拟定周密计划,致使大量部队团于城内,惨遭日军杀戮。

   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足五万人的日军入城,由此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月对三十多万战俘平民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参战部队:

中国方面:

约十万人,长官唐生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刘湘,陈诚,顾祝同(略)。

日本方面:

日本军队由华中方面军任主力,主要由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构成。

此外,还有通信部队、鉄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

华中方面军 - 司令官:陆军大将 松井石根

上海派遣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朝香宫鸠彦王

第三师团先遣队 - 联队长:陆军大佐 鹰森孝

第九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吉住良辅

第十六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中岛今朝吾

山田支队(第十三师团一部) - 歩兵第百三旅团长:陆军少将 山田栴二

第十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柳川平助

第六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谷寿夫

第十八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牛岛贞雄

第百十四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末松茂治

国崎支队(第五师团歩兵第九旅团) - 支队长:陆军少将 国崎登

8、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中国共产党辖下﹔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的该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一般认为,此事件远因为稍早两党军队的黄桥事件军事冲突。

    1940年10月初,态度反共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和苏北游击指挥部指挥官陈泰运所组成的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发生严重冲突。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以不到万人的兵力,于交战过程中,击败总兵员达三万以上的中央軍苏北游击指挥部陈泰运部队,占领江苏北部的黄桥,并于不久攻下泰州姜堰。而称为“黄桥事件”或“黄桥事变”的该军事冲突,不但造成国民革命军万余人伤亡,且让本来仅驻安徽的共产党新四军,控制了江苏部分省境。

    同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两党军队冲突的黄桥事件再度发生,以致影响中日战争战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最高领袖委员长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1个月内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1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覆:“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毛泽东覆电后,共产党新四军并未如皓电及共产党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苏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受共产党党中央认同。

    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民党军队(40师)与共产党军队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除此,中共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地云岭,以“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对国军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为由,并不按中共中央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12月9日,不耐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下令反击。

    12月中旬之后,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再次发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过江。受此压力,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评。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理由,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中华民国官方文献则指出新四军首先攻击国军40师,顾祝同率军随之拯救)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第23集团军(辖第二十五军、第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一军、第五十军之第一零八师、第五十二师、第四十师、第七十九师第一四四师、新七师、第六十二师(预备队、没有参战)、第一四六师(预备队、没有参战))八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项英曾数次发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枢延安,要党领导毛泽东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并无相关回应。9日,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两党交涉期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遭随从副官开枪打死。1月17日,蒋中正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中国共产党进行回击,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在政治上反攻。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此事变主要将领叶挺虽遭逮捕,但受苏俄、英国等国关切下,仅予以监禁。1943年,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抗日战争”、“制裁解散新四军”及“肃清江南共军”有功,被中华民国政府颁发中国军人最高荣誉之青天白日勋章。

    虽然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冲突中,国民党难得的大胜利,但事实上并未完全消灭总兵力达90000、3.5万支步枪、460挺机关枪之新四军,甚至连伤其十分之一都不到,在实质上远不如之前包括“黄桥事件”等冲突中国民党军的损失。反而因为皖南事变的发生,造成苏俄等国对国民党的指责。加上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让共产党抗日民族主义的主张和形象反而更受舆论支持。

    另外有一说法:项英和新四军原本是毛泽东的眼中钉,毛泽东借机除掉项英,更使周恩来失去赖以支援的军队,使新四军重回毛泽东的掌握,并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在江北的根据地却也日渐发展稳固,至1945年发展为30万人。

   不过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官方文献与部分报导却称,总兵力达1.03万的新四军调防是1938年至1940年间国共双方部队多起武装冲突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1941年,亲共《大公报》)的后续处理。文献亦指:蒋中正虽与周恩来多次会谈寻求解决之道,却在双方缺乏诚意情况下,让蒋中正于国民党部队多人伤亡的“黄桥事件”及新四军攻击40师情况后,下令将新四军“消灭”。另外,该处置与1939年9月,毛泽东声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共强硬立场有关。

     除此,国民党军队之后宣称: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于逃亡被部下所杀,并“歼灭”共军约7000余人。而面对舆论对此事变的质疑,蒋中正于接见苏俄大使潘友新时及对外公开会议两度强调:“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绝无其他问题,更无损于抗战力量。”

9、浙赣会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第三战区统辖苏南、皖南、赣东及浙闽两省,处于长江南岸、抚河东岸、浙闽沿海的重要战略地位。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日军南下政策得势。针对日军的军事行动,军事委员会从抗战全局着眼,于一九四一年底从第九战区抽调第四十九军和第十九师转用于第三战区;一九四二年春,又从第九战区抽调战斗力较强的第二十六军和第七十四军转用于第三战区,以增强第三战区的兵力。在这期间,第三战区的部署概要如下:(一)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指挥的第八十八军何绍周部三个师,担任钱塘江南岸诸暨、萧山、绍兴等地域的警备,防制杭州方面的日军;暂编第九军冯圣法指挥所属三个师,控制浙东武义、永康、丽水一带地区,针对向浙东、浙南蠢动的日军,作好战斗准备。

  (二)由浙江保安处长兼金兰警备司令宣铁吾指挥的浙江保安团队,负责曹娥江南岸、宁波、温州等处的江防海防任务。

  (三)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指挥的第四十九军王铁汉部三个师和第八十六军莫与硕部第七十九师以及第六十三师,控制金华、兰溪及其以东富春江南岸一带地域,作好对付杭州方面之敌的战斗准备。

  (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第二十五军张文清部三个师和苏浙闽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陶广部第二十八军两个师,警备苏南、芜宁铁路和浙西方面的日军,并派出部队游击袭扰苏南、浙西敌后。

  (五)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指挥的第二

 

十一军和第五十军,共六个师,担任皖南和赣东自荻港到湖口长江南岸防务,并乘机炮击、布雷,阻断日军航运。

(六)第八十六军莫与硕指挥的第十六师、第六十七师,驻衢州、龙游地域,加强既设阵地工事,进行作战准备。

(七)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三个师控置于龙游以南及遂昌一带地域。

(八)第二十六军丁治磐部三个师控置于江山、玉山一带地域。

(九)第一百军刘广济部两个师及预备第五师担任抚河东岸、临川的防务,警备南昌和抚河西岸的日军。

(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上饶。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由美国航空母舰起飞的B-25型轰炸机,轰炸了日本东京、大坂、名古屋等城市,这是日本本土历史上第一次遭到空袭,它使日本国内人心惶惶,极为震恐,舆论哗然。日本大本营迫于形势,令日军驻上海第十三军和驻汉口第十一军,分别急速从中国战场拼凑兵力,发动浙赣战役,企图彻底摧毁衢州、玉山、丽水等国际机场,防止遭受美机穿梭轰炸,以达到安定本国民心和战场官兵士气的目的。

当时,江南已届梅雨季节。入夜,阴云密布,月黑无光。

四月十八日深夜,顾祝同司令长官打电话给我,要我通知当地政府和部队全面出动,协力营救跳伞降落的美国飞行员。当得知日本本土遭到轰炸的消息时,全战区人心士气大为振奋。

一周内,以美国空军上校杜立德为首的十余名执行轰炸日本本土任务的飞行人员相继被寻获,在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顾祝同偕参谋长邹文华和我,对他们嘉慰有加。这批飞行员经过治疗、休整后,被第三战区妥善送到重庆。

自此以后,日军调动频繁,根据情况,判断有蠢动西犯的企图。顾祝同司令长官要参谋处作应战的准备。四月底,奉军事委员会急令:坚守衢州、玉山、丽水国际机场,加固既设工事,诱敌深入,以衢州为核心,捕捉战机,与敌决战,粉碎敌人西犯企图。长官部本此精神,即作如下部署调整:(一)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率第二十五军速开赴寿昌以西地区集结待命;第二十八军陶广部南调淳安,令所部加强兰溪、寿昌的守备,相机袭截沿富春江方向来犯之敌。

(二)第十集团军王敬久应尽力守住金华,并派出有力部队支授第八十八军,努力阻击敌人,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三)第八十六军莫与硕部继续加固工事,作好坚守衢州城及机场的准备。

(四)第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部调整长江南守备部署,仍应乘机炮击、布雷,并抽调第二十一军(欠一个师),开往江西德兴集结待命。

(五)第二十六军预定待命归第三十二集团军指挥,积极作好应战准备。

(六)第七十四军预定待命归第十集团军指挥,积极作好应战准备。

(七)暂编第九军和金兰警备部队均应提高警备,执行现任务。

(八)第一百军并指挥预备第五师,警备抚河西岸之敌,加强工事,守备现阵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敌人情况逐渐明了,判断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即将开始。同年五月上旬已获知敌军兵力部署概况如后:敌第七十师团大部集中在奉化溪口一带;敌第二十二师团主力及伪军第十三师集中于余姚、绍兴地区;从华东抽调的敌第三十二师团、原田混成旅团,经津浦东运,集中于杭州地区;驻南京的敌第十五师团和驻长江一带的敌第一一六师团各一部,以及驻常州、苏州地区的敌独立第十七旅团,经沪杭集中于萧山、临浦、富阳、余杭等地区;敌海军陆战队亦从厦门北调。敌军总兵力约十万余人,编为第十三军,直辖五个师团、三个混成旅团,由敌酋泽田茂指挥,并在五月十四日以前分别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对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的作战方针是:坚固守卫衢州及机场,以此为核心,诱敌胶着于核心周围,运用主力从南北两面夹击包围日军而歼灭之。长官部的作战指导要领是:

(一)第十集团军逐步向遂昌方向转移,第七十四军归其指挥,以龙游为衢州外围坚强据点,配合暂编第九军夹击进出龙游之敌,重创其有生力量。如敌进犯衢州,应以全力从灵山镇、遂昌向衢州东南的敌人侧背猛攻。

(二)第二十八军应固守兰溪、寿昌,策应拱卫衢州方面之作战;调第二十一军之第一四六师归其指挥。

(三)第二十五集团军使用暂编第九军之主力,配合第十集团军夹击犯抵龙游之敌。如敌越龙游南犯,应从武义西北山地向龙游以东击敌侧背;第八十八军先配合第七十九师切断兰溪江,如敌已转进,应相机向义乌、永康地区转移,不断袭击窜犯之敌,并归还第二十五集团军建制。

(四)第三十二集团军指挥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从衢州西北地区,以全力攻击衢州外围之敌,配合第十集团军的夹击作战。

(五)第一百军逐步消耗敌人,滞阻敌人东进。调第二十一军之第一四七师归其指挥。

(六)第二十一军之第一四六师驰归第二十八军军长陶广指挥。

(七)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暂从上饶转移福建建阳,在崇安县境内武夷山上的武夷宫设立战区指挥所。

(八)铅山设立警备司令部,由憲兵15團團長張慕陶担任司令。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日军以四个半师团的兵力,从奉化、余杭开始向我进攻。二十四日,日军到达武义、金华、孝顺、兰溪、建德等地区。这时,敌人判断我金、兰守军似已逐次撤退,无抵抗企图,决定向衢州猛烈追击,迫使我军决战。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针对敌人的凶猛攻势,对浙东几处要地的作战,采取了积极的对策,各部队对来犯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五月二十七日,敌陷龙游,我金、兰守军愈形孤立。我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向进犯金华之敌进行阻击后,二十八日,我放弃兰溪,二十九日放弃金华,向北山转移。第二十八军在富春江方面,第八十八军在义乌、苏溪镇等地进行游击战,对敌后方兵站、运输线进行袭扰破坏,予敌后勤运输线以沉重打击。

第二十八军第一九二师沿新安江阻击敌人,坚守寿昌。第二十一军第一四六师在大小长山与敌进行激烈战斗。该师独立工兵第八营,在一个步兵营的掩护下,突进兰江东岸,设置障碍,埋设地雷群,破坏公路、铁路。五月二十八日上午,敌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触雷毙命。

五月二十九日,敌第十五师团沿铁路西进。三十日,敌第二十二、第十五师团及河野旅团集结于龙游及其以南地区。

敌第三十二师团攻陷寿昌后,与敌第一一六师团之一部连结,进出于衢江北岸的峡口、杜泽、莲花镇一带。敌小薗江旅团也向龙游移动。敌各部逐渐完成进攻衢州的准备。

与此同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积极部署,充分备战。我第四十九军暂编第十三师在北界镇;第二十五军第四十师在大洲镇、石室街附近;第七十四军在湖山镇、溪口街、黄坛口一带;第四十九军主力在衢州以西招贤镇附近;第八十六军在衢州;第二十六军在衢州西北浮河村、芳村镇一带;第二十五军在寿昌以西夺大同镇、上方镇一带,准备包围歼灭进攻衢州之敌。我军按计划以衢州城为核心,吸引敌人,官兵们斗志高昂,摩拳擦掌,誓歼敌军,保卫国土。

五月三十一日,从南昌方面东犯的敌第十一军一部,渡过抚河,向东南方向猛烈进攻,与进攻衢州之敌东西呼应,企图打通浙赣铁路线。

军事委员会判定日军旨在破坏各国际机场,作有限的进攻。为了避免我主力部队作不必要的损耗,蓄积力量,待机捕捉战机,重创敌人,遂命令第三战区避免与敌在衢州附近决战。第三战区接到命令后,即变更部署,于六月三日令第八十六军仍继续守备衢州,吸引敌人;战区主力则撤离铁路正面至南侧山地,一部撤至北侧山地,准备在敌沿铁路突进时,出其不意,分断截击。

我第八十六军(欠第七十九师)为获得战区重新部署的时间,力保衢州,与敌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在与优势之敌激战四天四夜后,于六日由南面突出重围。

六月七日,敌陷衢州后,其第二十二、第十五、第三十二师团继续西进,相续攻陷江山、玉山、广丰。十四日,敌陷上饶。

在南昌方面,敌第十一军于五月三十一日沿浙赣路东犯,以配合敌第十三军的作战。敌第三十四、第三师团及今井、井平两个支队渡过抚河右岸。我守抚河的第七十五师及江西保安纵队,对由抚河东进之敌岩永支队节节抵抗。敌第三师团南下攻陷临川,敌第三十四师团由宜黄、崇仁南进。

六月六日,军事委员会急令第九战区赶调第七十九军、第四军、第五十八军,先后投入攻击已陷临川之敌第三师团,以策应第三战区的作战。第三战区以第一百军会同第九战区友军会攻临川,日军不得不转用第三十四师团增援第三师团,抗击我各军,并向南攻陷丰城、南城,以减轻我对其第三师团右侧背的威胁。敌续与我各军转战于上述各地及宜黄、崇仁一带,后敌又转用第三十四师团于进贤、东乡、鹰潭等浙赣路东段与岩永支队联合向东进犯。敌平野支队与海军配合,在鄱阳湖东岸登陆,陷瑞洪,继续东进,相继攻陷进贤、东乡。

六月十六日,敌陷鹰潭、贵溪。

敌东西对进,至七月一日,在横峰会合,浙赣路全线打通。

浙赣线被敌打通以后,第三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对部署作如下变更:战区主力第七十四军、第二十六军转移至衢江南岸之峡口、仙霞岭一带及广丰、上饶间信江南岸至汪二渡之线,归第三十二集团军指挥,其任务是阻敌南犯,确保浙闽边境及浦城要地,并派出有力部队对占领浙赣线之敌,袭扰游击,消耗、牵制敌人。

第十集团军指挥第二十五军、第四十九军转进衢江南岸遂安、古市地域,确保云和、松阳之线,阻敌南犯,并向占领浙赣线及丽水之敌袭扰游击。

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一军之第一四六、第一四七师配合常山、华埠一带的第一四五师,向占领衢州、江山、玉山、贵溪、寿昌之敌进袭,广泛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南犯,掩护主力转移。

第二十五集团军指挥第八十八军和暂编第九军在浙赣线金华至杭州段、富春江东岸及浙南地区展开游击战,不断袭击牵制敌人,策应战区主力作战。

上述部署在六月中、下旬先后调整就绪。在广大战场上,我各个部队四处出击,并配合地方武装,破坏铁路、仓库、撤运物资,使敌人抢获物资的东运计划受到扰乱。我军在沙溪及信江两岸击溃敌三个联队,获重大战果。

七月底,日本大本营鉴于破坏机场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再加上到处遭受我军的打击,消耗大,战线长,固城守点,兵力捉襟见肘,有深陷泥淖之感,于是作出了东西背进后撤,确保金华、兰溪一隅和抚河西岸及南浔路的决策。

敌纷纷东向金华、西向抚河逐步撤退,经过沿途各市、县、乡镇,一逞愤退之恨,疯狂掠夺骚扰,残害人民。我军民同仇敌忾,协力追袭,敌人损失难以计数。

在撤退过程中,敌第三十二师团一部曾北犯,以掩护浙赣线撤退部队,与我第一四五师在常山、华埠交战;上饶之敌第二十二师团北犯郑家场,与我第一四六师交线;我第二十六军在上饶以南土官桥、坑口、冷滩与敌激战,予敌第二十二师团以重创,敌被迫败退上饶。敌第十五师团之一部为掩护其主力东撤,攻占了仙霞岭,经我第四十九军第一○五师奋力反攻,于八月九日收复仙霞岭。浙南方面之敌虽于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先后攻陷瑞安、遂昌、松阳等地,但被我第八十八军、暂编第九军两面夹击,遭受损失,退向金华。

八月底,敌第十三军各部退缩金华、兰溪一角之地;敌第十一军放弃临川,退过抚河,据守西岸及南浔路之线。浙赣战役至此结束。

此后,我第二十五军调赣东南城;第一百军调归驻临川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指挥,守临川抚河东岸。第十集团军指挥第四十九军、第八十八军驻衢州,与金华、兰溪之敌相对峙。

 浙东丽水、温州也相继收复,仍归浙江保安司令部所属部队守备。第一四六、第一四七师与守备开化、常山一带的第一四五师,归还第二十一军和第五十军建制。

第七十四军、第二十六军先后调回第九战区。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于九月由福建建阳迁回江西上饶。

浙赣会战自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发动,到八月底结束,历时约三个多月。在东西战场上,敌人使用的兵力,包括旅团及编组的支队在内。东段约六个师团,西段约三个师团。我以军为单位计算,东段为七个军,西段及赣西为四个军。以步兵而言,我军较为优势,但日军的炮兵、坦克和航空力量则占绝对优势。在这样长的作战过程中,双方动用的兵力众多,我敌装备悬殊,据此,我军以防御为主,敌以攻击为主,攻守势异,敌损耗和伤亡亦大,这是很自然的。

在浙赣战役的前一阶段,时值江南梅雨季节,雨量颇大,遇到六十年来未有的大暴雨,河水泛滥,平地水深达丈余。由于降雨的影响,日军为了保证作战目的实现,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但因时机选择错误,天不助敌,其作战目的不能顺利达到,结果是得不偿失。伤亡师团长以下17148人

从军事上的战略角度来看,敌人破坏国际机场的企图虽然达成,然而最终还是因为作战线过长,占据地域太多,造成补给困难,兵援不足,而被迫放弃已获战果,匆匆撤退,仅占据金华、兰溪一角之地,所获甚微。

我方原定诱敌深入,在衢州与敌决战,但随着战势的发展和对敌之作战目的与规模的了解,判断日军这次作战只是为摧毁丽水、衢州、玉山等地的国际机场,并不能确保上述地方,攻击十分有限。为了减少牺牲,保存力量,待机给敌以更大打击,我方因此决定避免衢州决战。从此次会战的结果看,这一决策无疑有它的正确性。据日方记载,第三战区死伤40188人,被俘10847人,有的师遭歼灭性打击,群众被杀和物资损失更不计其数。

10、苏中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在江苏省中部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亦称苏中“七战七捷”。

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华东解放区发起进攻。苏中解放区是华东解放区的一部分,南濒长江,北连淮阴、淮安,东临黄海,西抵运河,直接威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是国民党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第1“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指挥5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人集结于长江北岸南通、靖江、泰兴、泰州一线,企图先占如皋、海安,尔后再沿(南)通(赣)榆公路和运河一线向北进攻,与向淮南、淮北进攻的国民党军相配合,夹击苏皖边解放区首府淮阴。

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军委曾设想,在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后,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进击豫东和津浦铁路(天津—浦口)徐州至蚌埠段,以华中野战军由苏中西出淮南,进击津浦铁路蚌埠至浦口段,作为策应。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鉴于苏中地区物产丰富,补给方便,部队成分多系苏中人民子弟兵,熟悉地形、民情,在苏中作战比较有利。遂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华中野战军主力第一步在苏中作战,第二步出击淮南。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4日指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等地国民党军可能同时发动进攻,我先在内线打几仗,再转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据此,粟裕和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谭震林决定集中第1、第6师和第7、第10纵队共19个团3万余人的兵力,在苏中军区部队和民兵的配合下,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充分利用在解放区内作战的有利条件,从7月13日~8月27日,先后取得宣(家堡)泰(兴)攻坚战、如(皋)南急袭战、海安运动防御战、李堡攻歼战、丁堰林梓攻坚战、如(皋)黄(桥)公路遭遇战、邵伯防御战等七次作战的胜利。

华中野战军在得悉国民党军将于7月15日同时进攻黄桥、如皋、姜堰、海安等地后,为争取先机制敌,由第1、第6师各以5倍于敌的兵力于7月13日突然向守备较薄弱的宣家堡、泰兴国民党军整编第83师第19旅第56、第57团及旅属山炮营发起攻击。激战至15日拂晓,除据守泰兴城核心据点庆云寺的第57团团部外,共歼其3000余人,获初战胜利。

国民党军发现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宣泰地区作战,立即以整编第49师乘虚由南通、白浦进攻如皋,并增援泰兴。7月17日,其师部率第26旅进至如皋东南鬼头街、田肚里地区,其第79旅进至宋家桥、杨花桥地区,企图合击如皋;同时,由扬中增援泰兴的整编第65师主力及靖江的第99旅、泰州的整编第25师第148旅分别向黄桥、姜堰进攻。华中野战军原拟于宣泰战斗后,还击增援泰兴的整编第65师,因如皋方向的整编第49师威胁较大,遂以一部兵力协同苏中军区第1、第9军分区部队加强如皋、黄桥、姜堰地区的阻击;主力转兵东指,不顾疲劳,远途奔袭,三夜强行军50公里,直插如皋以南,以4倍于敌的兵力出其不意地合击立足未稳的整编第49师。18日,第1师占林梓,克丁堰,断敌退路,由南向北攻击整编第49师侧后,并在第7纵队一部配合下,将其师部及第26旅包围于鬼头街、田肚里地区;第6师将第79旅包围于杨花桥、宋家桥地区。经19~20日两夜攻击,歼整编第49师师部、第26旅全部及第79旅大部共万余人。

经宣泰、如南战斗,华中野战军已连续作战10天,十分疲劳,将主力转移至海安东北地区休整待机。李默庵认为华中野战军北撤是因为伤亡过大,不能再战,遂以整编第49师余部由如皋向北,以第160、第187、第148旅自姜堰、大白米一线向东,在几十架飞机支援下,企图两路夹击海安,与华中野战军决战。华中野战军为保障主力休整,令第7纵队以4个团的兵力在海安外围实行运动防御,迟滞、消耗敌人。第7纵队以多数兵力在正面节节抗击,少数部队插入敌后,进行袭扰。连续阻击5天后,于8月3日主动撤离海安。在华中野战军主力休整期间,从淮南撤出的原新2师第5旅和华中军区特务团被调至苏中前线东台一带,使其在苏中地区的兵力增至23个团。

国民党军占领海安后,转入“清剿”,巩固泰州、海安以南地区,并扩展到海安以东李堡地区,准备继续北进。华中野战军鉴于国民党军分兵“清剿”,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有利于各个击破,遂决定攻歼位于李堡的国民党军整编第49师第105旅,并准备迎歼可能由海安东援之国民党军,打开主力南下作战的通道。8月10日,获悉驻海安的新编第7旅和驻李堡的第105旅调防,新7旅旅部及1个团在李堡刚接防,秩序混乱。当夜,华中野战军第1师对其发起攻击,至11日晨予以全歼。下午又歼灭在李堡交防后开至杨家庄、尼姑庵的第105旅1个团。驻海安的新编第7旅1个团,继续赴李堡接防。当下午进至洋蛮河时,也被华中野战军第6师和第7纵队全歼。此战前后仅20个小时,共歼国民党军1个半旅8000余人。

李堡战斗后,国民党军调整“清剿”部署,加强点线控制,将整编第49师余部及整编第65师主力置于海安、如皋地区;整编第83师位于泰州、曲塘及口岸等地;交通警察第7、第11总队共7个大队位于丁堰、林梓方向。此时,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苏中各部分散之敌,有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再布置几次作战,如交通警察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据此,华中野战军在经过短期休整后,以第7纵队袭击海安、立发桥,第1军分区部队佯攻黄桥,第9军分区部队进逼南通,迷惑国民党军;以主力第1、第6师和第5旅、特务团等共3万余人从海安、如皋东侧隐蔽南下。8月21日晚,突然向丁堰、林梓守军发起攻击,激战至22日,歼5个交警大队5000余人,切断了南通至如皋的公路,打开了主力西进泰州、扬州的通道。

丁堰、林梓战斗后,国民党军发现华中野战军主力位于如皋附近,认为将要进攻如皋,即以黄桥的第99旅于8月23日东调如皋,增强防御;同时,以扬州的整编第25师沿运河北上,向邵伯、高邮方向进攻,企图配合进攻淮北的国民党军夹击淮阴、淮安。华中野战军为解邵伯之危,采取攻其必救的战法,除以第10纵队和第2军分区部队坚守邵伯,以第7纵队佯攻海安、姜堰外,以第1、第6师和第5旅及特务团由丁堰、林梓西进,准备围攻泰州,调动国民党军整编第25师回援,同时准备与黄桥东进增援如皋的第99旅在如(皋)黄(桥)公路上打遭遇战。25日晨,黄桥的第99旅在如皋的第187、第79旅接应下东进。中午,华中野战军主力到达如(皋)黄(桥)公路,与东西对进之国民党军遭遇,立即先敌展开。经短促激战,第6师将第99旅包围于分界地区,第1师将第187旅等部包围于加力地区。为迅速歼敌,华中野战军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战法,26日集中兵力先歼灭了分界的第99旅。随后转用兵力,于27日将加力的第187旅和第79旅1个团大部歼灭,并于31日乘胜攻占黄桥,守军第160旅5个连投降。与此同时,第7纵队攻占白米、曲塘等地。此战,共歼国民党军2个半旅1.7万余人。

由扬州北进的整编第25师于8月23日在飞机、火炮、炮艇的支援下,分三路向邵伯、乔墅、丁沟等地猛攻。第10纵队在第2军分区部队配合下,顽强阻击,并连续进行白刃战和反冲击,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如(皋)黄(桥)公路获胜后,整编第25师侧后受到严重威胁,遂于26日黄昏向扬州、仙女庙(江都)之线撤退。

战役期间,位于豫东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陇海路战役,攻克砀山、兰封(今兰考)等五座县城,控制了陇海铁路中段;山东野战军主力南下淮北,牵制由徐州东进的国民党军,迟滞其向两淮进攻,都有力地策应了华中野战军作战。苏中地区中共各级组织发动群众支前,动员64万民工昼夜运送粮弹和抢救伤员,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苏中战役是内战全面爆发后人民解放军在主要战场上进行的较大规模的初战,带有战略侦察性质。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1个半月内连续作战七次,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11、2.28事变

1945年10月25日,备受异族欺凌蹂躏之苦的600万台胞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不禁喜极而泣。

在日据50年里,广大台胞胼手胝足,用血汗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台湾生产力的整体水平远高于大陆各省。二次大战后期,美军对台湾展开大规模轰炸,光复初期的经济已是千疮百孔,工业厂矿、港口毁坏大半,生产多处于停顿状态,生活物资奇缺。

国民政府虽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拟定接收计划,培训专业人才,委派有“台湾通”之称的陈仪主其事,但准备工作十分仓促,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保持“行政不中断”,陈仪除将原有的台湾总督府改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外,其他基本上沿袭旧有的行政制度。维持台币及台湾金融自成体系,不致“使台湾像大陆各省那样法币泛滥成灾,物价暴涨”。接收日寇资产,初步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设专卖局和贸易局,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控制全部进出口贸易,避免奸商操纵。

行政长官制度赋予陈仪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超过原来的台湾总督。各级机构中的官员,居肥缺要津者几乎全是陈仪的亲朋故交,其中一些人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经济上的统制措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均遭到盘剥,并使某些产业受到损害。交通、工矿等方面的重建,需大量经费,长官公署只好“藉运用发行资金予以垫借”,以致台币发行数额持续攀高,终失去安定人心、平抑物价的作用。

陈仪在遣返20万日本陆海空军及30多万日本移民的过程中,设法留用了8000日籍技术人员,使台湾行政、经济部门得以保持最低限度的运转。广大台胞无法理解:“政府接管各级机关后,又用日警日官治台,实出台胞意料之处,此令台胞痛心疾首。台胞与日人冲突从此日甚,社会秩序亦渐混乱。”

二战期间,约30万台胞被日军强征赴大陆、东南亚参战,近10万人战死或病死。日本投降后,至1946年底,20万台胞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台湾,其中一些人不愿回乡务农,可又很难在失业率颇高的城市觅得工作,无业待济,而行政长官公署却对他们不闻不问。

台湾光复后,日据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台籍精英以为从此可以当家做主了,但行政长官公署的集权体制及低劣的人事政策使得他们参政无门,参加公务员考试又不通国语。“幸运地在机关得到的职位,也不过是个闲职,别说干部,就是课长职位都很难获得。因此,好不容易期待着光复的结果,却落得与殖民地无异的日子,不由得感到心灰意冷了”。台籍精英转而积极参选各级民意代表,仅有象征意义上的议政权,难以发挥他们建设家乡的能力。1946年春,闽台建设协进会向国民政府建言:“……行政长官之制度不废则台民实未解殖民地之倒悬,几疑中央不予以平等待遇也。”

陈仪虽为官清廉,决心在台湾实现平生抱负,却无法阻止部属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台胞创办的报刊经常揭露某些官僚的丑恶行径,重大贪污案件有:省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500万元台币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台湾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时,把几部大机器(当时值千万元台币)廉值标卖,暗中自己以40万元台币买下来;轰动全国的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5亿元台币案,等等。当然这些报道多有夸张失实之处,但不可否认贪污现象确实存在。

事实上,自日本侵占台湾后,海峡两岸的发展道路渐行渐远。光复初期,广大台胞对大陆的认知非常贫乏,不知道灾难深重的祖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对腐朽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抱有过高的期望。然而,“贪污的盛行,经济的统制,生活的困苦,和种种现实的教训,使得许多本来对于祖国具有非常深刻怀念的台湾人,也慢慢地由失望而沮丧……而那些少数深中日本奴化教育的台胞,更乘机大肆宣传,说中国一切都不如日本,更赶不上台湾”。

1947年初,到台湾参加接收与重建的大陆军公教人员近2万人。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是真心实意为台胞服务的。“外省来台的公务人员,决不是为掘金而来的,大都是抱着服务精神,要想在台湾的重建复兴工作上拿出最大的努力,对于台湾同胞被日本帝国主义者50余年的奴役压迫,有十二万分的同情,愿意帮助台胞解除桎梏,认识祖国,认识世界。” 

“爱之适足以害之”。国民政府调派了3万军队收复台湾。鉴于台湾财政拮据,为减轻台胞的负担,陈仪将驻防的70军及62军调回大陆,可接防的21师实际派到台湾的只有一个独立团和一个工兵营,加上要塞守备部队仅5500官兵,分散在台北、基隆、高雄、凤山、冈山及台中各地。日军遗留下的武器足可装备20个师,还有大量枪械散落民间,一旦风吹草动,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战后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盖现代化之民而施国内落后之政,久离隔之族而接五十年未习之风,自多枘凿摇惑”。政治腐败,贪污成风,通货膨胀剧烈,失业问题严重。又遇大规模自然灾害,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发生米荒,民不聊生。上海《观察周刊》惊呼:“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

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北专卖局获报走私消息,派叶得根、傅学通等6人前往查缉,得悉走私货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附近出售。晚7时30分,查缉员赶到,私贩早已逃散,仅查获老妇林江迈的私烟,没收其钱物。林江迈苦苦哀求,查缉员却蛮不讲理,还打伤老妇。围观的群众强烈愤慨,高呼“阿山不讲理”、“猪仔太可恶”。查缉员见势不妙,狼狈而逃,群众紧追不舍。傅学通慌乱中开枪警告,误中看热闹的陈文溪。广大群众怒从心头起,砸烂查缉员的卡车,要求枪决傅学通等人,以平民愤,遭到台北市宪兵队的拒绝。群众遂包围宪兵队。

28日晨,广大群众因事件未获解决,沿街打锣通告罢市,冲入专卖局台北分局,打死2名职员,殴伤多人。围观群众越聚越多,台北市宪警仅500人,不敢妄动。下午1时,一批群众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陈仪欲对群众讲话,忽然有人拔枪向陈仪射击,警卫闻声,立即开枪还击,当场死3人,伤3人,顿时群形大乱。

下午2时,广大群众聚会中山公园,进占台湾广播电台,用闽南语及日语宣称:“政治黑暗,米粮外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大家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争取生存。”台湾已普及无线电广播,民间收音机达几万台。各地台胞闻讯无不义愤填膺,纷纷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的风潮很快蔓延全岛。由上海驶往台湾的“中兴号”途中接台湾民变消息,立即掉头返航。

共产党员谢雪红等人在台中成立了“二七”部队,台籍日本退伍军人成为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的主力。在台北,台籍精英蒋渭川等成立“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召集海南岛等地归来的众多失业青年以“有裨乎事件之平息”。还有“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海南岛归台者同盟”(海南岛归台者)、“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这群亲历二次大战又面临失业困境、为数起码在万人以上的退伍军人,在台中、虎尾机场等战斗中展现了较强的战斗力,尤其是海南岛归台退伍军人冲杀在前。中统局台北站紧急电告南京:“此次参加台湾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回来浪人(海南岛回者为甚),全省约计12万人。”必须注意到,约12万人参加明显有夸大之嫌。

近2万大陆军公教人员面临着生命危险,短短几日,大陆军公教人员死约200人,伤约800人。对于部分台胞盲目殴打大陆同胞,一些明辨是非的台胞坚决反对。台湾民主联盟发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我们可不要再乱打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他们和我们同一受政治腐败的痛苦,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现在我们要分别,为我们台湾建设的好人,我们要保护他;残害我们的恶虫,要驱除他。”绝大部分台胞是善良的。他们看到被穷追猛打、孤立无助的大陆同胞,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多能施以援手。

高度集权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是陈仪设计提出的,如今面临瓦解之势,对其政治声誉可谓沉重一击。驻台军队兵力单薄,根本不能与台籍日本退伍军人相抗衡。大陆籍官员深叹:“事件已扩大到全省范围,不答应也是不行的。只要事件能够迅速解决,我们不当处长也没有什么关系。”陈仪只得息事宁人,祈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3月1日,台北各界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处委会”),各县市亦成立类似组织。为避免事端扩大,陈仪承诺:“凡是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冲动,缺乏理智,准予从宽,一律不加追究。此次伤亡的人,不论公教人员与人民,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以治疗,死者优予抚恤。”

台籍精英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动毫无思想准备,在广大群众的感染影响下,也投入了这场运动,各级民意代表、地方显要担任组织领导工作,并不满足于缉私问题的处理,转向政治改革,寻求参政之路。陈仪不得已尽量满足台胞的要求:“省级行政机关,我已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改组时,省政府委员、各厅长或各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开始举行普遍直接的选举,选出各县市长。”

陈仪为国民党内政学系大佬,治台班底系其旧部,CC系无从置喙,陈果夫遂任命心腹李翼中为台湾省党部主委,实则就近监督陈仪。台籍精英蒋渭川、王添灯等人均为光复后国民党吸收的党员。处委会成立之初,委员以国民党党员占多数,但台湾省党部故意不去控制,或施加影响,而是任其发展,“坐视事态恶化”,等待收拾残局,逼走陈仪。

台籍精英未料到轻而易举掌控各级政府的权力,要求节节升高。3月7日,处委会提出《处理大纲四十二条》,主要内容是:“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县市长于本年6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改选后之省参议会)之同意;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10年以上者担任之;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法制委员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其他县市的台胞也提出类似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台胞不满国民党在台湾的腐败政治,追求“台人治台,高度自治”,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台籍精英积极追求“高度自治”,但对步骤与方法则意见不一。激进派王添灯等人,准备于3月15日前接管长官公署各机关。温和派蒋渭川等人,主张适可而止,不能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对“四十二条”持否定态度,后当处委会以大多数通过时,他即宣布退出。中间派的周延寿等人也认为不能太刺激政府。3月8日,处委会发表声明:“3月7日本会决议提请陈长官采纳施行之四十二条,因当时参加人数众多,未及一一推敲,例如撤销警备总司令部、国军缴械,迹近反叛中央,决非省民公意。本会认为改革省政要求,已初步达到;本会今后任务,厥在恢复秩序,安定民生。”

台籍精英缺乏行政历练,取代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权力后,拿不出处理失序状态的可行性办法。王添灯拟组织台湾省临时民主自治政府,自任主席,“在讨论各处局长人选时,他们每一个人都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于拍桌子怒吼”。群龙无首,互相攻讦,场面十分混乱。吴浊流回忆:“在民间有各种代表参加(处委会)。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也去参观。民间代表之主要名单,很多是爱出风头、吹牛皮、虚伪的人物。其中,也有不少‘友仔’(混混、凑热闹者之意)。因为是这种集团,所以会一开始就争先恐后地任意地发言,自我宣传,喋喋不休地说出荒唐的意见,一点秩序都没有。尤其是‘友仔’的发言,大部分和本事件的处理无关,听了使我厌烦极了。

2月28日,陈仪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但认为事态不大,仅要求将21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中统局台北站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若情势再恶化,后果不堪设想,“中央宜速增兵。一个整编师可用运送海军士兵前往台澎训练名义,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莲四港口登陆”。蒋介石一贯迷信武力,决定派兵镇压。3月5日晨,驻防昆山的21师师长刘雨卿获令,“限8日前开赴台湾平乱。旨在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民心”。7日,蒋介石电告陈仪,21师直属部队与一个团于本日正午由上海出发,约10日清晨可抵基隆,要切实做好军队登陆后的配合工作。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调派太康舰、伏波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散发传单,“大家安心复业,勿轻信谣言,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

派兵赴台的消息很快走漏,美国大使馆就此查询,警告这一举动的危险性,蒋介石置之不理。9日,蒋介石电示陈仪:“各地仓库之械弹有多少,必要时烧毁,免为暴徒夺取;先做好台北、基隆间交通、通讯控制与固守待援之准备;台南方面则守住高雄、左营。”

9日以后,2万军队陆续在基隆、高雄陆续登陆,开始绥靖和清乡,战斗主要集中在台北、基隆、高雄、嘉义这几座城市。参加暴动的台籍日本退伍军人组织松散,缺乏武器,各自为战,加上良莠不齐,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兵压境时逃避,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日军征服兵役之役男十余万,虽均由海外返台,惟有兵无官,难于极短时间内成军;否则亦不致如此不堪一击,最后一哄而散”。

行政长官公署公开捕杀各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类组织的领导人物,主要是省参议员、县市参议员、地方士绅、工商界要人、律师、教师、新闻记者等,被杀害的有张七郎、林连宗、林茂生、王添灯等数百人。被逮捕或被通缉的有林宗贤、郭国基、林日高、蒋渭川、颜钦贤、彭清靠、谢雪红、苏新、廖文奎、廖文毅等数百人。

关于台胞的伤亡人数,众说纷纭,从“几百人”到“十几万”不等。据近十年来台湾当局对“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的赔偿及相关档案分析,台胞伤亡约4000人。

3月中旬,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刘文岛等55位委员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将陈仪撤职查办。陈仪被迫提出辞呈,以示对“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承担责任。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事宜,承诺“在政治制度上,决将现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各县市长可以定期民选,各级政府人员以先选用台省贤能为原则。在经济上极力资助民营企业,发展国民经济”。“台湾因日人占领51年,一切法令制度风俗习惯均早变为日本化,致光复后不能马上全都交给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时代连一小学校长都是日本人。即中央调派来台之公务人员全部离开,以短期间之处委会一切表现及行为,实不能成功”。劝导台胞应有远大的眼光和胸襟:“要认识一个少数民族和少数领土,在现在的世界是不易独立生存的,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十几个小国家,在极短时期中便遭覆亡,可为鉴戒。”

“二二八事件”的突然爆发,宣告了陈仪治台政策的失败,迫使国民党高层反思并作出一些调整。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第784次例会,以台湾事变既平,陈仪引咎请辞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决议撤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刘兼善、南志信、游弥坚、陈启清为省府委员。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力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亦尽量起用台籍人士。

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魏道明着手化解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发展民营经济,尝试推行土改。戒严的取消、清乡的终止及循法律途径处治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基本结束了国民党士兵滥杀无辜的行为,许多身系囹圄的台胞通过“自新”等方式获得自由,台湾省参议员林日高、郭国基,台北市参议员蒋渭川等“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物劫后余生。

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杀,数百台籍精英逃离台岛。谢雪红、苏新等人在香港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投入到反对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斗争。

 

12、渡江战役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丧失殆尽。为挽回危局,国民党一方面与中共进行和谈,另一方面却在加紧调整部署,编练新军,加强长江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

国民党长江防御兵力由两大集团组成,其中“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集团,担任湖口至上海段沿江防御,华中“剿总”白崇禧集团担任宜昌至九江段沿江防御。国民党军长江防线总兵力为40个军,115个师,约70万人,舰艇133艘,飞机300余架,在长江南岸一线构成了所谓陆海空联合防线。

为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残余力量,并防备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以第2、第3野战军全部24个军约100万人的兵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围歼敌主力于南京、镇江、芜湖间三角地区,前出浙赣线及赣北、闽北广大地区。其中以第2野战军3个兵团9个军为西集团,在马当至贵池间,以第3野战军4个兵团组成中、东两个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间,实施渡江作战。另以第4野战军第12兵团两个军及中原军区部队,位于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团,配合作战。渡江战役统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指挥。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派出了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签字。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军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中集团(第7、第9兵团)首先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段发起了进攻,至21日拂晓,将敌长江防线拦腰斩断。23日攻克铜陵、南陵、芜湖等地,击溃当面之敌,继续向宣城方向急进。随后,东、西两个集团于21日夜同时发起进攻,至23日解放国民党首都南京。第4野战军第12兵团解放了浠水、汉川等地,继续向江边推进。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突击力量的打击下,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完全崩溃。南京以东敌人向上海、杭州逃窜,企图确保淞沪;南京以西敌人向南逃窜,企图在浙赣线组织新的防御。据此,第2野战军即直插浙赣线,断敌退路,迂回汤恩伯集团之侧背,协同第3野战军作战,割断敌汤、白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乘势直出闽、赣。29日,第3野战军在郎溪、广德地区全歼南逃之敌5个军。5月7日,第2野战军主力,控制浙赣路800余里。汤恩伯集团所余之24个师,20余万人,退据上海。第3野战军第9、第10两兵团,于12日对上海发起进攻,至27日解放上海。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逃窜外,其余15万余人全部被歼。在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同时,第3野战军第7兵团解放了浙东、浙南。第2野战军一部,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浙西、闽北及赣东北、赣中及九江、南昌。第4野战军第12兵团2个军于5月14日由鄂东、蕲春、黄岗地区渡江,白崇禧集团南逃,人民解放军乘胜解放武汉。

渡江战役从4月20日起至6月1日结束,突破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闽北、赣中等广大地区并攻占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大城市,歼敌40余万人。此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南进,解放南方各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13、上海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对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上海市进行的城市攻坚战。

国民党军以20万兵力固守上海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突破后,其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部队5个军在郎(溪)广(德)山区被歼灭,其余大部退据上海,连同原淞沪警备司令部所辖部队,共8个军25个师20余万人。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直接部署下,企图依靠上海的丰富资财和长期筑成的永备工事继续顽抗,争取时间,抢运物资,掩护战略撤退;并准备大肆破坏城市,阴谋挑起国际事端,促使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

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濒临长江出海处,人口600万,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又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基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郊区地形平坦,村庄稠密,河流沟渠纵横。守军以水泥地堡为核心,构筑大量集团工事,形成了面的防御体系,不便于大兵团机动和近迫作业。市内高大建筑物多而坚固,主要市区傍黄浦江西岸,市北吴淞位于黄浦江与长江的交汇点,是上海市区出海的交通咽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以第21、第51、第52、第54、第75、第123军等6个军共20个师,配属坦克、装甲车,守备黄浦江以西市区及外围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以第12、第37军共5个师,守备黄浦江以东地区。另以海军第1军区和驻上海空军协同防守。其防御重点置于浦西市郊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和浦东高行、高桥等地区,借以屏障吴淞和市区,保障其出海通路。

人民解放军攻取上海的决心与部署在渡江战役的进程中,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底5月初向总前委、华东局、第三野战军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既要歼灭守军,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尔后建设,并保护外国侨民。在军事部署上,要先占领吴淞、嘉兴,封锁吴淞口和乍浦海口,断敌海上退路,防止大批物资从海上运走。总前委为贯彻《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心以第三野战军所属第9、第10兵团8个军(后增加第7、第8兵团各1个军)及特种兵纵队近30万人的兵力攻取上海;以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铁路金华至东乡一带休整,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支援第三野战军作战。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依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决心首先兵分两路,采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再围攻市区,分割歼灭守军。其部署是:第10兵团指挥第26、第28、第29、第33军和特种兵纵队炮兵一部,由常熟、苏州向昆山、太仓、嘉定攻击前进,直插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截断上海守军的海上通路,尔后由西北向市区进攻;第9兵团指挥第20、第27、第30、第31军和特种兵纵队炮兵一部,以2个军由南浔、吴江等地迂回浦东,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进逼高桥,协同第10兵团封锁吴淞口;另2个军集结于松江以南和嘉兴及其以东,视机攻占吴淞口、青浦。尔后该兵团由东、南、西三面与第10兵团会攻上海市区。战前,该两兵团进行了认真准备,包括组织部队整训、加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并要求在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火炮等重武器。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抽调5000名干部组成接管机构,拟制了接管计划和警备措施,并筹集大量粮食和煤炭。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秘密组织大批纠察队护厂护校,保护人民财产。

从两翼钳击吴淞,切断守军海上退路5月12日,第三野战军各部队分别向上海外围守军发起攻击。至14日,第9兵团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及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守军侧背。汤恩伯被迫由市区抽调第51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地区加强防御。第10兵团攻占昆山、太仓、嘉定、浏河等地,继续向月浦、杨行、刘行守军发动猛攻。国民党军依托钢骨水泥碉堡群,在舰炮和飞机的支援下,实施连续反击。15日,又将第21军及第99师自市区调至月浦、杨行、刘行加强防御,使进攻部队受阻。

据此,总前委指出:不要性急,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充分准备,以克服钢骨水泥工事。第三野战军指挥部即下达战术指示,总结攻击钢骨水泥地堡群的经验,并调整了部署,改取以小分队行动为主,实施火力、爆破、突击紧密结合的攻坚战术,逐个夺取碉堡,加速了战斗进程。至19日,第10兵团相继攻占月浦、国际无线电台,肃清了刘行地区的守军。第9兵团攻占川沙、周浦,在白龙港地区全歼第51军,将第12军压缩于高桥地区,并割断了其与浦东市区第37军的联系,与第10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口之势。汤恩伯为保持吴淞口出海通路,将第75军东调,增防高桥,依托该地区濒江依海、三面环水、地形狭窄的有利条件,在海空军配合下频繁反击。进攻部队与其展开激烈争夺战。23日,特种兵纵队的远射程火炮对高桥东北海面的国民党军舰艇进行炮击,击中7艘,其余逃走。至此封锁了高桥以东海面,将守军主力压缩于吴淞口两侧地区,为攻取市区、全歼守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10天的外围作战,人民解放军歼国民党军2万余人,攻占了守军的外围阵地和部分主阵地。但是,仅从两翼实施突击,地域狭窄,部队不便展开,每攻一点,费时较长,短时间内难以奏效。守军则可集中力量坚守。中共中央军委鉴于华东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初步完成,即批准第三野战军先攻取市区后解决吴淞的建议。总前委也指示,进攻市区应同时由南向北,实行多面攻击,以分散守军兵力。为加强进攻市区的兵力,第三野战军增调第7兵团第23军、第8兵团第25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全部,分别配属第9、第10兵团作战。

总攻市区,解放上海,歼灭守军主力5月23日夜,第29军攻占月浦南郊高地,第28军逼近吴淞,并对吴淞码头实施炮击。24日,第20军攻占浦东市区,第27军占领虹桥、徐家汇车站。此时,已于18日登舰准备逃跑的汤恩伯及其总部见大势已去,一面将第75军第6师从高桥调回月浦方面增强防御,以保障吴淞的安全;一面指挥苏州河以北主力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撤逃。第三野战军指挥部即令各部队发起追击,大胆楔入守军纵深,分别截歼溃逃之敌。是日夜,第23、第27军分别从徐家汇、龙华进入市区,第20军主力从高昌庙西渡黄浦江进入市区。各部队多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直插每条街道,抢占街垒和楼房火力点,至25日拂晓,全部控制苏州河以南市区。随后,全线继续猛攻,第10兵团第26军攻占大场、江湾,第25、第29军攻占吴淞、宝山,第28、第33军攻占杨行等地,第9兵团第27、第23军和第20军一部,利用夜暗强渡苏州河,迅速占领河北市区。守军纷纷被歼。这时,负责指挥上海国民党军余部的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率部投诚。

25日夜,第31军在第30军配合下,经浴血奋战,攻克高桥,至26日中午肃清了浦东地区守军残部。27日上海全部解放。随后,第25军向崇明岛发起攻击,歼守军一部,6月2日解放全岛。至此,上海战役胜利结束。

战役期间,第二野战军主力控制浙赣铁路沿线,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主力解放浙东宁波、温州等地,有力地策应了攻占上海的作战。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人员及时跟进,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密切配合和人民群众的热情协助下,有秩序地进行接管工作。警备部队实施严密的警卫措施,工人护厂队积极护厂,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人民解放军模范地执行城市政策纪律,露宿街头,不进民房,谢绝馈赠,保护外侨,以实际行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

上海战役,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撤逃外,第三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第51、第37军和5个交警总队全部及第123、第21、第12、第75、第52军大部,共15.3万余人;缴获各种炮1370门,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上海的解放,为继续肃清华东国民党军余部,保卫东南沿海国防,以及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