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穿越到一百年前那个斑斓的时代，张鸣自认为最接近的是报人——那时，有坐过西牢的名士章士钊，写过“煽动祸乱”文章的黄侃、何海鸣，开过天窗的《国风日报》报人……“没有他们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图片：zhengphoto）

内文导读：

不一样的辛亥革命

一个写史的“局外人”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徐梅 发自北京

他自称横跨三界：历史学界、政治学界、大众传媒界，“谁让我当孙子，门都没有。”读者和市场，是他真正的“靠山”;让自己兴奋，是写作的惟一动力

4月8日，人大教授张鸣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了一条消息：4月，自己将奔赴杭州、绍兴、宁波等地举办讲座，主讲自己为辛亥革命百周年而写的历史新作——《辛亥：摇晃的中国》。

正撞上海峡两岸辛亥革命专题大学辩论会被取消的消息在微博上传播，三城的“粉丝”们热烈回应，当即涌现三十多条评论，询问、转发讲座的具体地点和时间。

紧接着，一位“加V”人士在微博上揪着骂他是“西奴”，并恐吓说——有人正儿八经地在“记账”了。

已知天命的老头儿斗志昂扬，立马回以3条火药味颇浓的微博，一派开打的架势：“敢不敢来真的，打一仗?”“我告知你们那么多次我的讲座，时间地点，倒是来呀，拿什么家伙都行，我等着。”

“我就是个写字说话的人”

自2010年春受邀开通微博以来，张鸣玩得不亦乐乎，一有空就上网刷上几条，“很有趣。你在网上可以起哄，可以围观，可以吵架，可以维权，还可以帮到别人——通过围观、发言就可以帮到人。”

床上、地上、沙发上堆的都是书和复印资料，桌子上摆着电脑。在过去一年新书的准备写作中，张鸣钻资料、写字和玩微博几乎同步进行。

如今门下“粉丝”7万余，不知出于何故，网友没法在微博的界面搜索到“人大张鸣”的微博。而看他在微博上的言论，颇像个“资深”愤青，嬉笑怒骂，点评时事、政治和历史，和“五毛”们开战，双方“五毛”“汉奸”“带路党”的帽子四处横飞。

“有人说，看你的书很平和，怎么在网上这么愤呢。其实，我这人很平和，都这把年纪了。我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极右。但是，微博太短，没法跟讲课一样，只能用最刺激的语言。”

“爱放炮”的根子好像一出娘胎就种下。张鸣生于1957年，正赶上大鸣大放，故曰：鸣。窦文涛笑评：一出生就是个“右派”。“文革”时，他还在农场中学读书，爱看书，书看多了，容易不安分，又爱说怪话，被同学揭发了“反革命言论”。先在团里受批判，然后全师通报，被批斗得苦时，也尝试过自杀，“没给我戴帽，在档案里记了一笔。”

因为档案里的这一笔，张鸣中学毕业时没拿到毕业证，1977年参加高考没通过政审。待到平反后，他才上了大学，之后考研、读博、留校，作了大学里的一个教书匠。

口无遮拦的“德性”，倒也没有太影响张鸣“混迹”学术圈。待到评教授职称时，“本来早该评我了，老拖着。述职那天，我用一编织袋装了一袋子学术成果。我对他们说，要说我教学水平怎样，请问我学生;要说成果，我把袋子往地上一抖，哗啦地把其他人都盖过去了。”

让张鸣真正在公共视野里一“炮”成名的，是2007年他在网上用公开信炮轰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当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干这类事。可是，大学里的事太糟糕了，我又不是一个压得住火气的人，受不了就会发牢骚，正好人家请我写点随笔和评论，我就开始骂大学，什么都骂。正好2007年赶上这么件事。”

虽然免掉了他的政治系主任职务，校方和国际关系学院事后对张鸣一直客客气气的;他和往常一样给学生上课、写论文，业余时间给媒体写评论、随笔。一个不好的后果是：一些原来想请他去的大学都不敢再要他，“领导都怕你到他们那里会惹事。”

客厅里挂着易中天赠他的一副对联：“是侠客，也是书生，有话就讲;非言官，亦非仗马，不平则鸣。”两人义气相投，常常著述往来，成了朋友。

《辛亥：摇晃的中国》勾勒了一幅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各个群体的全景画。若穿越到一百年前那个斑斓的时代，张鸣自认为最接近的是报人——那时，有坐过西牢的名士章士钊，写过“煽动祸乱”文章的黄侃、何海鸣，开过天窗的《国风日报》报人……“没有他们牛。”这也是有历史前提的——“报纸当时都是私人办的，报人是无冕之王，只要你敢说，就有人来买你的报纸。清政府也是按法律来管，所以他们基本也不怕，当然牛了。”

“掺和”了2008年的风波后，张鸣照常在媒体上写专栏、写评论、出镜。各大门户网站拉他开博，电视台邀他做节目，影视公司请他写历史题材的剧本。他背靠“市场”，从不忌讳当面和人谈钱谈稿酬，“但是，你若出钱逼我做不爱做的事，门都没有!”

“我就是个写字说话的人，写稿子赚钱，用独立身份讲点常识、说点该说的话。我不是革命者，不是行动派，不是意见领袖，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也不是极右的，我就是这德性。”

“就是旧士大夫的脾气。以前古书看多了，看到不平的事，我冒多大的风险都敢说话，你若出钱让我别说，没门!如果你让我参与具体的事务，我不干，我也不是干这块的料。”

在朋友丁东（微博）眼中，放在民国，像张鸣这样的教授并不稀有，他既而感慨道：“在当今大学里，却是太缺也太少了。”

一个写史的“局外人”

梁文道评价说，张鸣写史，颇有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作家唐德刚的风范。后者曾写过《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

2010年，张鸣出版了另类历史学著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他以军阀政治切入，呈现了一个不同于往日理解之中的“五四运动”，令人耳目一新。10个月内开印两次，销量达5万册，入选当年的“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关注年度图书”(非文学类)，“中国国家图书馆重点推荐”。

到《辛亥：摇晃的中国》，行文越发恣肆汪洋、信马由缰。张鸣干脆自成一派，将之定位为“历史杂说”，杀开一条文学与史学的“混搭”新路：与正统史学比，胜在文笔生动，打得开大众市场;和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论，则对历史的把握上更高出一筹。

“我是野路子。历史是比较讲究家学和传统的学科。我没上过一天历史课，所以没有史学圈子的那些框框和章法。”事实上，他做学问一向“不伦不类”，就是平时写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也“写得跟散文似的，就是再加点注释”。

张鸣长于北大荒的农场，小时候的理想是做一个图书馆管理员。文革期间，正是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年龄，他像一头饿兽一样，四处疯狂地找书看。

“当时我们农场里还藏着一些书。在文革的运动间隙中，开始看小说，四大名著，还有一些俄罗斯小说、法国小说，譬如《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猎人日记》，《高尔基三部曲》、《沫若文集》。”

“都是没烧干净，在大家手里传。我那时很韧，只要知道谁家有书，就非缠着人家借，人家被缠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只能拿出来借。”老师中有一些北京上海的知青，他们从外面的世界里带来了一些旧书，唐诗宋词、古代散文，“有些还挺艰深。老师都不看，我就拿来反复地看。”

“那种饥饿的状态，你们这一代人都不能理解，就是饿惨了的人了，逮到什么书就看什么，只要有字儿就行。”当时，他还订了“4人帮”办的杂志《学习与批判》，经常读余秋雨的文章，“期期都看，很欣赏啊。”

中学毕业放到农场，张鸣养过猪、做过兽医，实在找不到可看的书，只能反复地翻看一套许广平编的《鲁迅全集》。“前后有四年时光，主要就是看这套书。就因为看的遍数太多了，对我的影响也最大。”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这个很黑的“黑五类”后代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考上密山县城里的八一农垦大学农机系后，他每天泡学校图书馆，啃《资治通鉴》，把那里的一点书全看遍了。为了能挤出时间看书，他摸出一套对付繁重学业的办法：作业只拣一两道题做，制图就拿别人的照样画弧。

一心做着作家梦的张鸣已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笔杆子，不时帮忙写点文章、文艺节目稿。老师们也在专业课上放他一马。混到毕业，学校正缺一个教党史的老师，能说会写的张鸣就此留校任教。

同事都是工农兵学员，年纪比他大，大家没有共同语言。“他们瞧不起我，说一个学农机的怎么去教党史呢?所以，我就想去考个给你们看看。”这一考，他就考到人民大学党史系。

到了大城市，这个乡下青年才知道：读书除了乐趣，原来还可以拿来做学问。度过一段沉迷下围棋、睡觉的颓废日子，他又开始上图书馆看书。

上世纪80年代，不像很多人后来回忆的那样很美好。“大多数人是在混日子，也有一部分整天琢磨着怎么当官发财。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以学术为重的，他们特别自负，以天下为己任。那时，意识形态的管制确实比较松，搞地下刊物，开会，甚至竞选，什么都有。”

“他们不是主流，但是号召力特别强，掌握着话语权，到现在还在掌握着话语权。他们后来回忆的，其实就是他们那一小拨人。”至于这一代的其他人，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单一符号化的历史呈现，让张鸣颇不入眼。更不入眼的，是历史在某种现实需要下被歪曲与脸谱化。“如果有人看了《摇晃的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辛亥革命符号化、单一化，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位政治学教授洋洋洒洒地写出了不少历史学作品，从《武夫当道》到《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从《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再到《辛亥：摇晃的中国》，此外，还有多本文化类随笔。

一些大学的历史系想邀张鸣“入伙”。他拒绝了。“我不想进去，在学科圈子外面作历史，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姿态，我做政治学也是这个样子。经常拿这个来批那个，拿那个来批这个，很有优越感，经常批得他们哑口无言。”

他自称横跨三界：历史学界、政治学界、大众传媒界，“谁让我当孙子，门都没有。”读者和市场，才是张鸣真正的“靠山”;让自己兴奋，是写作的惟一动力。

“写历史也好，写随笔也好，就是为了好玩。一旦玩起来，就认真地玩，玩得入迷，尽可能玩出名堂。我迷过围棋，迷过京剧。本质上，跟迷学术、迷历史书写，没有两样的。”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立宪派，地方自治，小镇民主

人物周刊：为什么想写这本书呢?

张鸣：我陆陆续续一直在关注。一直觉得，辛亥革命在人们心中就是个符号，谈到辛亥革命，就是民主共和、就是国父。背后很多信息被消解掉了。这样解读历史、纪念历史事件，显然是有问题的，让人们看不懂真正的意义。

人物周刊：您书中提到，晚清的局势不错，经济状况良好，那又为何会在这个时候爆发革命?

张鸣：其实，晚清不是我们以为得那样民不聊生。新政做得还不错，社会挺安定的，政府还挺有钱的，商人的状况也还可以，国家整个产业、秩序都在复兴中，比义和团那会儿简直天上地下。可是，就在局面好转时，朝廷反而完蛋了。

这里有两个关键的原因：一是因为满朝贵族想收权揽权，搞了皇族内阁。以前满贵族中有政治强人，各尚书部还满汉一半对一半呢。现在，政治格局已经是满轻汉重，几个毛头小子胆敢贸然收权。3年的预备立宪，竟然等来这样一个结果，立宪派们当然是很愤怒。

另一个是因为清政府收回了路矿权，宣布铁路国有。本来这就是地方上争取来自己办的，办得很好，就是刚开始办得不好，也在摸索。国家凭什么收回来呢?这是胡扯的事!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清廷在一个很好的时机，自己葬送了自己的命运?

张鸣：是的。等武昌兵变，清政府也想改正错误，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已经失去“士”心。君主立宪的机会已经丧失了，和平改良的机会已经丧失了。

从后来动荡不安的历史看来，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人物周刊：革命党人的形象也不像历史教科书上那样高大，他们搞暗杀、收买会党，千方百计地想破坏清政府立宪的可能?

张鸣：革命党确实是有私心，如果以大局为重，就不会这样了。不过，他们中有一些人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确实不怕牺牲。但是，他们设想是以自己的英雄行为来打天下，以为通过少数人的暗杀、策动一些新军起义，甚至收买一些会党起义，就能拿下天下。其实这没太大意义，如果不是清政府自己犯错误，他们基本没有太大的机会。

革命党人就是浮在中国社会一些毛上的人，一群没有实力、意见各异的愤青，所以很快就被袁世凯给扑灭掉了。比较靠谱的，是立宪派。他们有很深厚的根基，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基础。如果他们倒向清政府，那么革命党就没有机会;如果他们倒向革命党，那清朝就没有机会了;如果他们不支持的话，袁世凯就不行了。

人物周刊：有趣的是，革命党一直鼓吹大流血、大破坏，革命真爆发了，却很在意维持秩序、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这是为什么?

张鸣：革命党是学习西方的，他们有追求文明的动机，所以会严格约束自己。另外，他们特别害怕被外国人视作义和团，竭力和义和团的愚昧、排外划清界限，努力修正西方人眼里的不文明的形象。所以，即使在一些会党控制的地方发生了侵犯外国人和支持暴民攻击教会的举动，很快也遭到了制止。

人物周刊：如按阶级分析法，革命党人这种对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他们的阶级属性有关联么?

张鸣：这倒未必。其实，后来很多共产党人都是出身知识分子的，该革命时还是革命、该破坏时还是破坏。革命党人出身大家的也不多，大多就是小知识分子，按理，这些人革命性是很强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想法——不愿像义和团、太平天国那样。你别看他们，说话写文章、和立宪派论战，说什么大乱者救中国，什么大动荡、大流血。真到干的时候，还是尽量不流血。

国民党直到1927年改组之前，都没有基层组织，都是共产党帮助建立起来的，就是为了方便动员社会底层，动员最弱势的老百姓。当然，这种力量也可能是很可怕的，可能会有大破坏。这就是后来说的革命党的“革命不彻底”。

什么叫“革命彻底”?就是不管不顾，全部打碎，重新来过。

人物周刊：书中记录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革命中，在革命党人掌权的地方，就打开监狱，释放犯人;如果是地方士绅控制的，就会派武装，特别保护监狱的安全。

张鸣：因为监狱里关押的是罪犯，是一些社会边缘分子。所以，在意本地秩序的地方士绅绝对不能放他们。宁波的新政府不仅不放囚犯，甚至把几个罪大恶极的给枪毙了，就是为了震慑住当时不安定的社会因素。

所以，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立宪派的高度参与，降低了革命的破坏程度。

人物周刊：江浙沪这一地区几乎不流血地实现了光复和地方自治，士绅、商人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张鸣：其实，江浙就是立宪派的天下，虽然也有一点革命党的份额。

江浙一带财力雄厚，很多商人本身就是士绅出身。他们在地方上有威望，有政治意图，有自己的武装商团，反感专制，也想争取权力，有控制局面的能力。不像现在的商人，就是一暴发户，没有社会责任感，也没有力量。

这些地方实力派有力量，也会妥协，他们是什么都能谈，把革命变成了一场谈判，各让几步，就什么事情都搞平了，没有破坏了。在宁波，商人露了一手：他们连旗营都谈好了，缴了械，都咸与维新了，一起开会筹备新政府，也就没有战争了。

你看，镇江是自己实行自治了;无锡是自我光复了;绍兴虽然最初乱一点，王金发后来也被赶走了。宁波、杭州这些城市都秩序良好。

人物周刊：给人印象颇深的，是江苏一个不起眼小镇(如皋掘港)一次成功的民主实践：不仅用选举拒绝了上头派来的官员，还自己选举镇一级的议会。这个百年前的成功案例有何特殊之处?

张鸣：如皋、南通这一带一直受张謇的影响。张謇搞实业，就是搞地方自治。掘港就是南通多年地方自治实践中产生的一个案例。虽然他们的民主也只局限于士绅、商人和学生这些中上精英阶层，但是对政府构成了制约。

选举貌似很激进，但是，整个过程很平和，一点都不激进。江浙沪的财力雄厚，一直有协商的传统，再加一点西方思想的影响，可以无师自通地实现小范围的民主。

所以，在东方搞民主，也未必是这么艰难的。

人物周刊：这是个改朝换代的过程，辛亥革命为什么动荡和破坏会如此之小?

张鸣：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士绅阶层。尤其是其中的先进分子，譬如南通张謇这些人，他们很有威望，他们拥护革命了，社会其他阶层就跟着，农民跟着小士绅，小士绅跟着大士绅，就是这么一个社会结构。

如果缺少这么一个中间阶层，底层有怨气，上层官的群体太大，只有一帮很弱小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沉默或是犬儒，资本家在社会上声名狼藉，媒体知识分子力量很微弱。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