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网的资本模式:周恩来与中法建交

                                                       周恩来与中法建交
                                                           作者:高长武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多次表示中法关系应该得到改善，为中法建交作了一定的思想铺垫
  中法两国关系的改善并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中法关系改善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这时起，周恩来在同法国一些政要的谈话中，多次表示中法关系应该得到改善。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中法双方进行了多次接触和沟通，其中涉及中法关系问题。周恩来当时是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他在与法方有关人士的谈话中就中法关系发表了意见。6月20日，周恩来在接见法国社会党议员拉科斯特、萨瓦利，就建立中法友好关系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等问题交换意见时指出：“中法人民应当友好，法国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同情过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要与各国和平相处，我们是抱着和解精神来日内瓦推动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的。”在这里，周恩来借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机会，向法方传递了中方愿意与法方和平共处和改善关系的信号。7月20日，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在有周恩来参加的宴会上表示：法中关系应该改善。作为回应，第二天，周恩来设宴招待孟戴斯－弗朗斯，祝愿中法关系在新的友好基础上得到发展。虽然当时中法双方的接触主要还是为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是周恩来的眼光显然已经放得更远，着眼于中法关系的长远发展。
         1955年9月23日，周恩来和陈毅接见法国参议员埃德蒙·密歇勒等，进一步表达了中方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思。他指出，中法两国在地理位置上虽然相距很远，但在历史上是有传统友谊的，希望这种友谊能获得新的发展。他还坦诚地指出了当时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两大障碍：一是台湾的蒋介石代表仍然驻在巴黎；二是在联合国中，法国代表总是追随美国，不承认新中国。面对这种情况，他一方面希望法国政府能排除这些障碍，另一方面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设想：中法两国“可以加紧进行人民间的联系，如人民的，半官方的，如国会之间的彼此接触，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两国各人民团体的往来等，都将使两国人民互相了解，这也可形成一种力量，以促进两国间的外交关系”。11月1日，以法国外交委员会主席丹尼埃·麦耶为团长的法国议员代表团访华。周恩来在接见他们时，把当时西方国家同新中国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完全的外交关系，比如北欧国家；半外交关系，比如英国、荷兰；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比如法国、比利时。在此基础上，他再次明确了中方在中法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即“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法国走北欧国家的道路，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对于法方当时面临的困难，周恩来也考虑到了。他指出：“如果法国政府、法国议会有困难，现在可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然后水到渠成，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割断关系。中国方面是可以等待的。”周恩来这种能为对方考虑、开诚布公的态度，不仅使法方容易接受中方的提议，更使中方处于主动地位，为日后中法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周恩来还特别注意按照“求同存异”的方法，发现和总结中法两国之间的相似点，强调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希望通过经济、文化、贸易等方面的交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1956年2月16日，他对来访的法国经济代表团说：中国需要国际和平，也希望彼此往来，互通有无。法国在科学和技术上是有成就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很愿意有机会派代表团去，对于法国经济、文化、技术都愿意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5月29日，他在接见法国文化代表团时谈到：“中法两国人民的接近，有利于东方和西方的接近。”“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国歌是最好的，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法国的《马赛曲》。这两个国歌都是在国家成立之前，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1957年5月，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周恩来与他就增进两国关系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交换了意见，其目的也是在沟通中减少分歧。1958年7月25日，他在与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的交谈中明确指出：关于发展贸易问题，中法两国在政治上必须友好，在经济上双方总是有需要的。
         虽然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法两国关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通过中法双方的不断沟通和接触，特别是周恩来在多个场合都表示中法关系需要改善，使中法关系趋向缓和，为之后的中法建交作了一定的思想铺垫。一旦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这种铺垫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推动两国关系走向质的飞跃。
 主持分析当时形势，及时作出与法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决策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局势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西欧国家要求摆脱美国控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中以法国最为突出。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他奉行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恢复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由此法美矛盾不断加剧。在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上，法国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而是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看作其实施全球战略、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步骤。另一方面，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面临美国、苏联两方面的压力，同时，中国国内也出现了经济困难局面，形势十分严峻。在此情况下，改善与法国的关系，对于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封锁，打开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关系的缺口十分有利。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中法双方各自的利益需求，为中法两国改善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机遇。
        1962年3月，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埃维昂协议》，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长达7年多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中国一直支持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59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时明确申明，中国决不会为了同法国建交而停止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援助和支持。这表明，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横亘在中法之间的一大障碍，只要这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中法建交是不可能的。而《埃维昂协议》的签署，则扫除了这一障碍，中法建交的时机正在趋向成熟。
　　1963年8月，法国前总理富尔，在瑞士达沃斯休假时会见了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希望在当年10月份再次访华。他表示，此行纯系私人性质，不负有任何官方使命。但是，他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并就国际形势和法中关系交换看法。面对这种情况，在周恩来主持下，中方缜密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如能抓住这个时机同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新局面，打破美国、苏联对国际事务的垄断，有利于推动中国国际处境的好转。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周恩来亲自批示同意致中国驻瑞士使馆的复电，同意富尔10月下旬访华，为照顾法方的要求，向外界表示富尔此行的非官方性质，拟定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出面邀请。1963年10月22日，富尔偕夫人飞抵北京。随着富尔的这次来访，中法建交的序幕徐徐拉开了。
         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经过多次与法方代表会谈，确定中法建交方案
        富尔访华期间，周恩来先后在北京、上海就中法建交问题与富尔进行了多次会谈。
        1963年10月23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富尔。寒暄之后，富尔开门见山地道出了此次来华的真正目的。他表示，我此次访华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还表示，“法国在政治上是完全自由的，可以独立处理问题”。言外之意，法国与中国发展关系，法国自己可以做决定，无需征求美、苏的意见。周恩来对戴高乐重新当选总统以来对法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表示赞赏，同时也强调中法两国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方面有着共同点。双方对两国建交问题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然而积极的态度并不能消弭双方之间的重大分歧，这就是台湾问题。对此，周恩来坦陈：“中法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富尔则更直接地表示：“如果不考虑台湾问题，我们愿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此，台湾问题便成为中法建交谈判的焦点。
  关于具体的建交方案，富尔表示，法国倾向于采取无条件建交的方式，即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中国不要强加使法方“不愉快或丢脸的条件”，“在世界舆论面前，中法关系的恢复不能被看作是一项交易”。法方的意图非常明显，是想采用“模糊政策”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又可以避开公开宣布与台湾断交，避免与美、苏关系弄得过僵。
        对于法方的企图，周恩来看得很透。他严正指出，如果法国断绝同台湾的关系，我们“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周恩来这番话十分明确地阐明了中方立场，从根本上否定了法国方案的可行性。同时，针对法国方案，周恩来还提出了三种建交方式供法方选择：在法国与台湾断交的前提下中法完全建交；不互换大使，半建交；暂缓建交，但创造条件为早日建交做准备。
        10月25日，周恩来与富尔进行第二次会谈。富尔还是坚持前天的立场，法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希望中国不要设置先决条件，即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主动同台湾断交。对此，周恩来强调，中国对国际问题绝不拿原则做交易，在谈判中事先要达成默契，确定只承认一个中国，无意将台湾搞成第二个中国或“独立国”。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使谈判一时陷入僵局。为了化解僵局，缓解紧张气氛，第二次会谈后，周恩来安排富尔夫妇去山西大同等地进行参观游览。中国方面则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妥善的解决方案。
        在对中法建交的重要意义进行充分考虑，并适当照顾戴高乐和法国政府的处境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的同时，对建交的具体程序作出了适当的变通。10月31日，周恩来与富尔进行第三次会谈，向富尔提出过渡性的“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新方案。11月1日，他继续同富尔会谈，进一步提出“新的直接建交方案”。方案有三个要点：（一）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二）中国政府复照，欢迎法国政府来照，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三）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并且立即建立使馆，互派大使。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就法国政府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达成了三点默契，即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应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在达成上述默契的基础上，允许法国先宣布同中国建交，然后根据由此形成的“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地”导致法国与台湾断交。这个方案经毛泽东批示后，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书面交给富尔，算是周恩来对戴高乐亲笔信的书面回复。
        11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富尔夫妇。这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在周恩来坚持高度的原则性与巧妙的灵活性相结合的谈判方针指导下，迈过了最难过的沟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指导中法建交具体事宜的谈判，并在建交公报发表后敦促法国与台湾断交，保证了中法建交的最终实现
       中法建交的实质性问题谈妥后，建交具体事宜的谈判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63年12月12日，法方以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为代表，中国以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为代表，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就建交具体事宜进行第一次会谈。关于谈判的方针，中国外交部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周恩来的指示，给李清泉发出了谈判方针的指示，总的精神是：原则要坚持，方式可灵活。在会谈中，德博马歇转达了戴高乐关于谈判的书面指示，强调双方“都谈不上提什么条件，因此主要是确定建交程序，愈简单愈好。只消以一纸公报宣布两国政府所一致同意采取的决定就行了”。法方还希望把双方确认建交的方式由原定的互换照会改为发表联合公报。
　　这次会谈后，李清泉就谈判的实际情况、下一步的谈判政策、双方达成协议后发表的公报的文字表述等问题向外交部打了请示报告。由于事关重大，外交部接到报告后，通知李清泉赴阿尔及利亚向正在那里访问的周恩来当面请示。李清泉抵阿后，周恩来询问了谈判的相关情况，并就谈判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了新的指示，要求李清泉综合这些内容写个报告给外交部。外交部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根据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指示，1964年1月2日、9日，李清泉又与德博马歇举行了两次会谈，并最终达成建交协议。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公报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正式宣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至此，中法建交的进程已近尾声，似乎一切都尘埃落定了，然而并非如此。中法建交公报发布后不到半小时，美国国务院就再次发表声明，“对法国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声明还说，“我们已一再向法国政府表示我们为什么认为这将是一个不幸的步骤”，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台湾。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也于中法建交公报发布的当日深夜紧急召见法国驻台湾代办皮埃尔·萨莱德，对法中建交提出严重抗议。更让人担心的是，在美国的授意下，台湾驻法“大使”赖着不走，不主动与法国断绝关系，企图以此来破坏中法建交进程。而对此法国也没有作出什么反应。
　　面对这种形势，1月28日，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声明还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这份声明义正辞严，不仅明确阐明了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而且对法国方面尽快落实中法建交公报的内容特别是断绝其与台湾的关系是一个敦促。2月3日，周恩来在摩加迪沙答法国记者问时再次声明：“从法国宣布同中国建交之日起，蒋介石集团在巴黎的代表就已经丧失作为中国的外交代表的资格。”就在当天，周恩来还在与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会谈中指出，法国承认中国代表了一种承认中国的趋势。当天晚上，他又在接见法国新闻社总编辑特塞兰时说，中法建交是当前国际局势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同一天里，周恩来在三个不同场合都提到中法建交问题，足见他对此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此举不仅再次向法国表明了中国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坚定立场，而且也从侧面表明，中法建交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以此敦促法国政府尽快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在中国不断施加的压力下，法国的态度开始明确。2月6日，戴高乐在给法国总理蓬皮杜和外长德姆维尔的手谕中指出：“对我们来说，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2月10日，萨莱德又紧急会晤沈昌焕，口头通知台湾当局，“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迫于形势，2月11日凌晨，台湾当局被迫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与法国断交，并撤销其驻巴黎的外交代表机构。作为回应，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法国驻缅甸大使时，请大使转告戴高乐总统：我很高兴中法正式建交，应对此表示祝贺。现蒋帮已同法绝交，这很好，正合我们原来的设想。5月27日，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抵京；6月2日，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到任。至此，历时三个月，中法建交终于圆满完成。
　　曾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曾声称周恩来具有“迄今我在外交政治中所见到的最超凡的头脑”。在中法建交的全过程中，周恩来对其中的关节点的把握和处理，正是对这个评价的很好的诠释。而中法建交的顺利实现，与周恩来的努力密不可分。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