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孙中山的激进理想：曾想建都伊犁

　　文章摘自：《1911》
　　作者：王树增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次：2011年9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历史地位。作为推翻千年帝制、唤起民族觉醒的实践发端，在希冀与幻灭、新生与腐朽、成功与挫败的剧烈交织中，在近代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政体样式和民生诉求以及重建近代社会道德体系等关乎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全民思想启蒙运动……[连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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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一九0五年初，在欧洲浓重的冬雾中，一位身穿皮大衣的中国人走出船舱，踏上了比利时俄斯敦港潮湿的台阶。

中国留学生李蕃昌、贺子才和朱和中在港口迎接他。

乘车进入布鲁塞尔市区后，这位绅士模样的人受到几十名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之后他住进胡秉柯同学的寓所。

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尚未听说过比利时发生的这件事，因为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而具有历史意义：一，那个身穿皮大衣的中国人，正是大清帝国的皇太后和金知州迫切地想知其下落的“匪首”孙文，他在惠州起义失败后似乎销声匿迹了；二，欢迎他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湖北人，几年之后彻底颠覆大清帝国的武装暴动就发生在湖北武昌，有资料显示，在比利时湿冷的冬日里欢迎孙中山的那些留学生大多与数年后的那次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有关。

孙中山无法预料几年后将要发生的事。

此刻他来到布鲁塞尔，是想与这些心存反骨的青年建立某种联系。

连续的暴动毫无例外地以失败告终，革命的星火似乎闪烁了一下，但由此引发燎原之势的预想没有任何实现的迹象。孙中山迫切需要寻找一个答案：革命的基本力量到底是谁？哪些人群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孙中山对日本人感到失望。他甚至要与在军火买卖中作弊的日本商人打一场官司。他认为是他们直接导致了惠州起义的失败，而他手中握有军火商伪造的私章和文书，他和宫崎寅藏决心把被骗走的经费要回来。日本友人认为，公开诉讼恐怕没什么好结果，因为军火商的财产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即使判决了也拿不回多少钱来。更重要的是，一旦立案，全世界将得知革命党人武装推翻清廷的企图。孙中山被迫接受了调解。日本军火商中村吐出来的是一所住宅，折价一万三千元，还有价值两千元的期票，而当初孙中山付给中村购买武器弹药的钱是六万七千元——日本军火商以中国革命者的鲜血为代价狠狠地赚了一把。

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访问了暂时沉寂的孙中山。他在孙中山的寓所里看到了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历史书刊。这位美国人惊讶于这位“西化了的中国人”的强硬：“清朝皇帝没有能力去有效地实行中国所需要的激烈改革。”“我们的人一旦获得适当的武装，并且做好大举的准备，就能轻易地打败清军。”“日本人用了三十年才办到的事，我们最多用十五年就能办到。”但是，孙中山所说的“我们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林奇提出了这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孙中山的回答是：在英国、美国檀香山和日本等地，“有一批接受了新式教育的追随者”。

这是一个十分含糊的回答。

“追随者”身份不明，“一批”数量不清。

至少在一九○五年以前，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大多认为，孙中山不过是个绿林人物。后来的同盟会员吴稚晖，在留学日本期间被邀去见孙中山，他很不以为然：“梁启超我还不想去看他，何况孙文，充其量一个草泽英雄，有什么讲头呢？”他问孙中山是否像“八腊庙里的大王爷爷”，同学回答说孙中山是个“温文尔雅，气象伟大”的绅士；吴稚晖再问“孙文是否有张之洞的气概”，同学回答说“张之洞是大官而已，你不要问，孙文的气概，我没有见过第二个”——无法得知孙中山到底是怎样一副“气概”，但他拥有革命家的魅力确凿无疑。即使是抱有成见的章太炎，见到孙中山后才发现这是“非才常辈人”。于是与孙中山开怀畅谈地制改革、未来赋税、教育平等、革命程序等问题，甚至还谈到了革命胜利后中国的首都应该建在哪里，结论是“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如果革命成功后仅保平安，首都就建在一熟天下足的武昌；如果想一统整个中国，首都就建在国土中央的西安；如果想要征服世界，首都最好定在亚洲大陆中央的新疆伊犁——伊犁位于中国西部边陲，那里竟然能够成为建都之地，由此可见他们的讨论该是多么的激昂。

然而，无论是一再组织武装暴动的孙中山，还是写出《訄书》号召推翻大清王朝的章太炎，他们似乎都小心地回避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之前，革命党人屡战屡败的原因是什么？

革命终究不能靠在屋子里谈天说地。

革命需要有人去流血牺牲。

那么，什么人肯去？

一九○二年冬，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越南。客轮抵达西贡后，他从陆路赶赴河内，住进一家法国人经营的三等旅舍，化名高达生。孙中山在河内和西贡滞留半年之久，这半年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史料一片空白。至今我们也无法得知这段史料空白的原因。唯一的线索是，他去越南的签证，是在上海办理的，签发签证的是一位名叫莫朗的法国官员。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惠州起义前，孙中山就与法国政界人士有了接触，目的是希望得到法国驻日公使给与军事上的援助。在请求遭到拒绝后，孙中山与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韬美的联系保持了下来。

韬美是个对中国怀有野心的人物，他梦想修筑一条由越南通往中国云南的铁路，以便以越南为跳板，让法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扩大到整个南中国。当韬美了解到孙中山的反政府企图后，立即意识到可以利用这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提出军事干涉并占领云南，作为以云南铁路工程开端的经济渗透的补充。”韬美的计划虽然符合法国殖民者的设想，却没能得到法国政客们的支持，原因是此时法国在亚洲正面临不少棘手的问题，比如英国和日本在中国南方的扩张已威胁到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既得利益。因此，维持现状是目前的最佳选择。法国外交部和殖民部都不赞成韬美支持孙中山。为此，当孙中山为筹备惠州起义到达河内时，原来约好密谈的韬美只派助手与孙中山见了一面。但是，韬美本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惠州起义失败后，他向孙中山发出邀请，名义是请他参观即将在河内举办的一个工业博览会。

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法国政府愿意支持中国革命，他可以抛开原本抱有极大期望的日本人。但是，到达河内时他才发现，那个野心勃勃的韬美已经被法国政府解职了，代替他的是忠实执行国内政策的新总督保尔？博。新任总督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哈德安接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向这位法国官员阐述了他的政治目标和近期打算：希望在武器和军事顾问方面得到法国的援助，并利用法国人控制的越南作为向南中国输入武器和人员的通道。如同向日本人作出承诺一样，孙中山承诺如果革命成功，在长江以南建立一个新政府，他的政府将对法国人的在华利益予以更大的让步。保尔？博拒绝了孙中山。唯一例外的是，法国人允许孙中山进入中越边境地区，前提是不允许他率领的“绿林游勇”滋扰那里的生活秩序。

保尔？博总督向法国殖民部报告：我从一开始就回避将武器弹药运经我的属地的可能性。中国政府肯定会得到消息，即使他不提出正式抗议，我们的工商业特别是云南铁路的建设，因此会搁浅。这种政策将与我们所历来实行的对待中国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因此导致我们与中国政府以及云南民众之间关系的完全改变。我甚至更进一步确信，我们不会对分割或扰乱中华帝国感兴趣……我认为禁止孙留在印度支那是不明智的，尽管他的密谋使我担心。我甚至有这种看法，万一中国要求将他逮捕，我们必须拒绝交出。否则我们的对手就会趁虚而入，并引起秘密会社不可调和的仇恨，使其将正用于推翻满洲的活动转而反对我们，这是一种冒险。法国人的矛盾，是所有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列强们的共同心理写照。而即使为艰难的局势所迫，孙中山在求得外援时的不计后果也是万分危险的。

在越南，孙中山依旧在联络会党组织。一位做西装生意的广东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这位生意人“逢人必骂满洲政府”。经过攀谈，孙中山感到彼此话语很是投机，于是袒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西装生意人坚决要求与孙中山订立盟约，还先后介绍了不少有反政府倾向的人来见他。孙中山将这一组织命名为“致公堂”，后来又改名为“兴学社”。未来几年内，孙中山在南中国边境组织的数次武装起义，都与这个组织有关。

一九○三年七月，孙中山乘法轮“亚拉”号从西贡返回日本。此时的东京“遍觅旧同志，无一见者”，孙中山不禁黯然神伤。他前去横滨，租住在山下町一百二十番的一间房屋里。不久，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因避难《苏报》案逃到日本，见到孙中山后格外亲切，两人相约登山畅谈，黄宗仰留下诗句云：“仰瞻星斗十年久，蓟汉声闻三度雷。不死黄龙飞粤海，誓歼青鸟落京垓。函根今夕潭瀛胜，河上他时宇量恢。记取夜登冠岳顶，与君坐啸大平台。”

无论如何，仅仅“坐啸”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拿着黄宗仰借给他的两百元钱，孙中山再次去了檀香山。

檀香山的情况更令孙中山失望：“兴中会之团体，久已荡然无存，会员中能始终不变者只有邓金、邓照、李昌、程蔚南、许直臣、何宽、李安邦等十数人，然亦慑于保皇会之声势，莫敢或抗，惟缄口结舌，以期待先生重来而已。”一八九九年，梁启超来到檀香山，鼓动保皇以救中国，并借助他的声望令多数兴中会员转为保皇派。孙中山不禁自责，以往专心于组织国内暴动，“未暇谋及海外之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他开始大声疾呼中国不能实行君主立宪，只有民主共和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实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孙中山决定创立一个新的组织——中华革命军。

为了吸引拥护革命的华侨入会，孙中山加入了檀香山的会党组织——洪门，并被封为洪棍。洪门军职分为洪棍、纸扇、草鞋三级，洪棍“即元帅别名也”。

洪门是以反清复明为主要宗旨的著名会党。

此后，孙中山发动的所有武装起义都以洪门会党为主力。

孙中山对保皇派的筹款十分愤怒，认为这是康梁在骗取华侨的血汗钱：“闻在金山各地已敛财百余万，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为了与保皇派抗衡，以中华革命军的名义，孙中山发行了一元和十元两种军需债券，并承诺革命成功后连本带息十倍偿还。

史书中没有当地华侨认购军需券数额的记载。

在檀香山住了半年，没有取得显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