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亲贵怡亲王府内患洋祸乱世浮沉录

　　文章摘自：《清朝皇族后裔的故事》
　　作者：爱新觉罗·啟运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版次：2009年11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本书讲述了末代怡亲王起伏跌宕的人生，他一生碌碌无为但时代的变迁却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记述了怡亲王的长子长孙们奇特的生活经历以及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抉择；同时，还披露了族亲载涛、溥仪、金寄水等人的趣闻趣事……[连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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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亲王

八代怡亲王曾分别生活于北京的三座府邸。

第一座怡亲王府坐落在紫禁城以东帅府园，占地极广。今东安市场、王府饭店、协和医院等都在王府界内。雍正八年，第一代怡亲王允祥薨。根据允祥生前的要求，将此王府变为庙宇，遂改名为贤良寺，遗址今已无存。雍正帝曾为此留有御制碑文，以祈冥福。

允祥生前政绩显赫，是雍正朝仅次于皇帝的第二号人物。为此，全国各地普遍建有贤良寺、贤良祠以志追思，如京西白家疃和正阳门东顺城街曾分别建祠，又如苏杭等地至今留有遗迹。

第二座怡亲王府在朝阳门内北小街，今为中国散文诗学会、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等近10家单位所在地。此府不仅占地广阔，且规模宏伟，其主体规模和构架至今保存得相对比较完好。它是第二代怡亲王弘晓的府邸。嗣后袭爵的几位怡亲王－－弘晓之子永琅、永琅之孙奕勋、奕勋之长子载坊、载坊之弟载垣亦生活于此。

第三座怡亲王府在东单北极阁，今为中国话剧团所在地。其前身是允祥第四子弘皎府邸。弘皎受封宁郡王爵，故此府规制略小。咸丰十一年九月(1861年)，慈禧发动政变，载垣被夺爵赐白，此后第三年(1864年)，弘皎的四世孙载敦和五世孙溥静先后承袭怡亲王爵。弘皎后人永福、绵誉、奕格皆被追封为怡亲王。至此，宁郡王府升格为怡亲王府。

清帝逊位时，载垣后人均已不在第二座怡亲王府，人去楼空，因此，在皇室优待条件下一并将该府划归了末代怡亲王毓麒。后两座怡亲王府是爱新觉罗·毓麒的主要生活场所和故事的发生处。

以毓麒出生时间为界，怡亲王爵前后各空缺一年。

毓麒袭爵的背景，要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说起。是年五月至九月(公历六月至十一月)，不足半年时间，怡亲王府先后发生了“三大灾难”和“一场变故”。

爱新觉罗·溥耀(1860－1900年)，溥静胞弟，末代怡亲王毓麒的生父，咸丰十一年五月生，同治九年赏戴花翎，光绪三年赏头品顶戴、六年授镇国将军、十八年授侍卫班领。

爱新觉罗·载敦(1827－1890年)，溥耀生父，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赏戴花翎，十二月赏三品顶戴，咸丰七年十二月授三等镇国将军、二等侍卫，八年六月袭奉恩镇国公，授散秩大臣，十一月派补进六班，九年二月授正黄旗总族长，十二月派去守护西陵，同治三年七月授正蓝旗近支第二族长。载敦37岁袭爵，是年溥静15岁、溥耀4岁。此后，载敦一帆风顺，官运亨通。自光绪二年起，他先后出任镶红旗蒙古都统、署理镶红旗汉军都统、管理镶黄旗觉罗事务、查内七仓大臣、查城大臣、专操大臣、阅兵大臣、圆明园八旗印匙等三十多个军政要职。这说明，尽管载垣被赐白的阴影未去，但怡亲王府依然受到朝廷重用，其地位并未急转直下。

光绪十六年(1890年)载敦辞世，次年三月溥静袭怡亲王世爵，是年溥静42岁、溥耀31岁。应当说，兄弟俩正值风华正茂年代。但他们同时也赶上了慈禧独断专行、一味擅权时期。自太平天国起义至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内忧外患，国势衰微。

光绪二十五年前后，河北、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团运动，搞得朝廷鸡犬不宁。朝廷曾下旨：“昨已将团民仇教，剿抚两难，及战衅由各国先开各情形，谕知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矣。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抅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尔各督抚若知内变如此之急，必有寝馈难安、奔问不遑者，尚肯作此一面语耶！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迫，遂成不能不战之势。尔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如有疏失，惟各该督抚是问。”(《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下册，第106页)

一个时期以来，大臣们对义和团的态度形成了两派势力：以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为代表的一批人坚决主张“剿”；以端王载漪、内阁大学士刚毅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则主张“抚”。溥静袭爵以来，行事小心收敛，通常并不轻易发表议论。如此这般，他自然与两派势力瓜葛不大。但是，怡亲王不甘寂寞，平整的朝服背后掩盖着一颗强烈的“上进心”。他在等待、在窥测。慈禧出于“抑剿扬抚”的临时性考虑，先后斩杀了徐用仪、立山、联元以及太常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许景澄等人。

溥静看到局势有利于“抚派”，他终于按捺不住，流露出倾向于载漪和刚毅的言行举止。胞弟溥耀为人谨慎、按部就班。他根据朝廷对“乱民”的一贯态度和做法，特别是基于对太后老佛爷的了解和认识，曾力劝溥静缓慢抉择，反复提醒王兄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要三思而行。长期以来，兄弟俩相互帮衬，彼此提醒，仕途得以安然无恙。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末，溥耀疾病突发，五月一日去世，享年40岁。他咽气前，将独子毓麒托付给胞兄，又深恐胞兄重蹈载垣覆辙，再度贻害家族，临终前不忘提醒溥静：“王爷，请您一定沉住气，务必好好看看局势再说……”遗憾的是此后仅仅24天，溥耀的话被不幸言中。溥静心血来潮，引火烧身。

溥耀去世时，毓麒出生不足2个月。按满族贵胄的生活习惯，父辈对子女并不直接看护照顾，甚至不一定关心，但有父亲和没父亲的孩子在心理上毕竟是有很大差别的。

溥静对毓麒很好，视若己出。但溥静在溥耀亡故之后仅4个月，也离开了人世。溥静曾有两个儿子：长子毓常生于同治六年五月，八年十一月不满3岁时夭折；次子毓善(号子良)生于光绪十八年十月，嫡福晋佟佳氏。除王府的几位长辈太福晋、福晋外，毓麒主要是在大他8岁的兄长毓善和大他12岁的嫂子佟佳氏监护下长大的。毓麒和毓善的感情深厚，因此，毓善一家始终没有搬出王府去分居生活。

溥耀比溥静小11岁。溥耀的去世使怡亲王府在政治上失去了一位参谋，家族里缺少了一双臂膀。溥耀亡故是继载垣之后怡亲王府政治命运转折的起点和噩梦开始的信号。

义和团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史上，尽管迷信色彩较浓，组织领导也不十分严密，但仅就发动群众的深度、广度而言，恐怕没有哪次农民起义比得了它。太平天国设女官、有女兵，多为青年女子，而义和团则把社会上不同年龄的妇女分别组织在青灯照、蓝灯照、红灯照名下。不仅老、中、青全有，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男女平等。义和团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团在北京设坛达800余处。各地不断引发的“教案”，成为中外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据仲芳氏《庚子记事》载：“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民，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并不伤害良民。”

列宁曾愤怒地写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8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5月25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向各国使馆下战书，企图借用义和团的力量打击洋人，也希望洋人能替她消灭义和团。战书义愤填膺，甚是大义凛然：“我朝二百数十年深恩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

战书极大地鼓舞了义和团，他们迅速从直隶、山东等地蜂拥来京，进行“兄弟支援”和“革命串联”。霎时间，大街小巷都是义和团，北京城人满为患。慈禧由颐和园銮驾回京，义和团沿途列队，毅然护驾，慈禧检阅后非常欣慰，拨内帑两千两银赏赐之！

太后老佛爷下旨攻打大使馆和洋兵营，许多王公大臣闻风而动。怡亲王溥静原本对义和团并不认可，也不接纳。但此刻却不甘落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想抓住机会积极表现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