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级视频百度云2017:周恩来结缘红色后代之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9 04:41:00
  李特特:周恩来的“爱女儿”

 

  她称周恩来“爱爸爸”。和她的名字一样,她的人生经历有点儿“特”。

 

  李特特的父亲李富春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舅舅是鼎鼎大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蔡和森;舅母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最早的女党员——向警予。

 

  1927年6月,外婆将刚刚3岁的李特特从湖南老家送到在上海的父母身边小住。当时周恩来和李特特的父母住在同一栋楼里。

 

  李特特长期和外婆一起生活,对父母很是陌生,一看见父母,咧嘴就想哭,可还没哭出来,就看见有个慈眉笑眼的叔叔走进她家,妈妈让她叫“周爸爸”,她努了努嘴,没有叫出来。

 

  妈妈想责备她不懂礼貌,这个挺和气的周爸爸阻止了妈妈。从此,她以孩子的纯真将周恩来这个好叔叔记在了心里。

 

  周恩来离开时,拍了拍蹲在角落独自玩耍的李特特,从口袋里摸出几粒糖果,放在她手里。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特特对父母一时有些畏惧。夜幕降临,特特开始想念外婆,号啕大哭起来。蔡畅为了让她听话,就将泪水纵横的女儿关进了黑黑的储藏室。

 

  特特的哭声将已经入睡的周恩来惊醒,他连忙敲开蔡畅的门,从储藏室里抱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特特。周恩来一边给特特擦泪,一边责备蔡畅夫妇:对孩子要有耐心,要引导教育,感情只能慢慢培养,性急是不行的,体罚更不行!看,这么热的天,让孩子哭出了一头汗。

 

  特特紧紧抱着周恩来的腿,不让他走。后来,特特只要一看见周恩来,马上就叫:“周爸爸好!”

 

  1928年,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一个联络机关。

 

  这次到上海,和武汉那次有点不同,在特特心里,周爸爸已经升格为“爱爸爸”了,邓妈妈是“爱妈妈”,而特特就是他们的“爱女儿”。

 

  这个“爱氏家族”的诞生,还有一段来历。邓颖超以前只是听周恩来说起过特特,说她在法国差点被母亲当作包袱“处理”掉。因为法国禁止堕胎,蔡畅只好生下这个孩子。

 

  特特长得很特别,模样儿有点像外国洋娃娃,眼窝凹凹的,鼻梁直直的,皮肤白白的……“活脱脱的小蔡畅!”邓颖超对蔡畅感叹道。

 

  “邓妈妈!”特特按照大人吩咐叫了一声。邓颖超喜爱地将她揽在怀里,不停地亲吻她的小脸蛋,问:“做我们的爱女儿,好吗?”特特乖巧地扬起脸,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圈,反问:“那我能叫你爱妈妈吗?”

 

  “当然可以啦!”邓颖超说。

 

  正在这时,周恩来回来了。他笑着对特特说:“这不是特特吗?还认识我吗?”

 

  “我当然认识啦,你是爱爸爸——”

 

  爱爸爸?周恩来不解地望望在一旁掩嘴直笑的邓颖超。听完邓颖超的解释,他才恍然大悟。周恩来高兴极了,抱起特特转了个圈说:“我的爱女儿!”

 

  “不要爱爸爸,爱爸爸有胡子!”特特立即嘟起小嘴,提出抗议,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可是,这样开心的时候并不多,因为大人都很忙,没有时间陪特特玩。爱妈妈一家也老搬家,如果妈妈不带她去,她是找不到门的。

 

  繁华的上海在别的孩子眼里或许是天堂,可是对特特来说,除了恐怖的记忆便是动荡不安的生活。

 

  特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电影院。那时,敌人曾利用一些进步电影作诱饵,企图在电影院内外追踪逮捕共产党员和破坏党的机关。因此,中央禁止机关工作人员去看电影。有个同志违反了这个纪律。特特亲眼目睹了周恩来与这个叔叔严肃的谈话,从此再也不去电影院了。

 

  在特特小时候,父母终日为躲避国民党密探跟踪而东躲西藏。有时为甩掉一个国民党“尾巴”,特特和母亲常常要气喘吁吁地跑好几条街道。有时家中开秘密会议,母亲就让特特在门外望风,允许她在没有发现情况的时候唱歌,不过有一首歌不能随便唱,那是遇到可疑情况用于通风报信的。

 

  有一次,李特特看见一个可疑的人往她家走,而且速度很快。她一紧张忘记了“危险歌”的歌词,撒开腿就往家跑,并且大声叫:“妈妈!有人来了!”屋内的人全都紧张起来,赶紧起身准备从后门离开。幸好来的是自己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这件事,特特被妈妈狠狠地训了一顿。

 

  特特回忆说:“后来,我们又搬进了一座小洋楼,家里每天宾客盈门,妈妈换上了旗袍,像阔太太。她一会儿让我在客人来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一会儿又给我一个窗花,让我贴到临街的窗上,或是给我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让我在门口玩。妈妈是个急性子,让做就得马上做,不能问。她‘训’我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但究竟什么是不该问的?我不知道。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我4岁就参加革命工作了。”

 

  1938年底,李特特和部分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一道,被送往苏联,并于1940年进入莫斯科远郊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1941年,当苏联招募儿童院的孩子参加军事训练作为保卫国家的后备军时,李特特立刻报了名。训练时,她和男孩们一样,每天背着二三十公斤的东西滑雪行军100多公里,一天下来,觉得骨头都要散架了。训练结束后,她获得了“马克西姆机关枪手”证书。这表明,如果有需要,她将被派到前线去。

 

  在零下40℃的天气里,李特特与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她的手也伤了,血从棉手套里面渗出来,后来,她就干脆不戴手套,任凭血和泥土混在一起。

 

  战后,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园。在24岁那年,她与一位俄罗斯小伙子结婚。1952年,李特特回到祖国。在父母的鼓励下,她带着仅3个月的儿子到北大荒开荒,一呆就是3年。

 

  20世纪60年代,李特特进入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工作,直至离休。1988年,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她从65岁开始,遍访贫困地区,开始自己人生最大事业之一——扶贫!

 

  现在,她年事已高,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四处奔波了,可每天仍坚持游泳,锻炼身体,充满激情地生活着。

 

  (摘编自《环球人物》、《老同志之友》)

 

  李鹏:周恩来盼其成“龙”

 

  周恩来成都寻孤,将他辗转接到延安,让他带着新被子上前线。

 

  1928年,李鹏出生于上海。李鹏和所有在白色恐怖时期出生的革命后代一样,一落地就开始了东躲西藏的生活。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时任浙江省军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记,在杭州秘密工作。李鹏的母亲赵君陶也是地下党员,在江苏省委秘书处任机要秘书,工作地点在上海。

 

  赵君陶在月子里就抱着襁褓中的儿子四处隐蔽。一次,李硕勋从杭州回来看望他们母子,正在家中和儿子嬉笑时,突遭敌人搜查。眼见前后门都被封死,无路可走,李硕勋急中生智,抱起孩子从窗户跳到邻居家的阳台上。在父亲几次纵身跳跃时,遭到强烈震动的李鹏始终没有哭一声。当时李鹏只有三个月,便和父亲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1931年9月5日,李硕勋在海南海口市英勇就义,年仅28岁。父亲牺牲时,李鹏和母亲已经离开上海到香港居住。噩耗传来,赵君陶悲痛欲绝。她在香港举目无亲,党组织又遭到破坏,无法和地下党接上头。于是,赵君陶擦干眼泪,带着3岁的李鹏,辗转万里,回到了娘家——成都。

 

  1938年底,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的赵君陶突然得到地下党的通知,说是旅馆里有一个客人要见她。她前往一看,是邓颖超。赵君陶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和邓颖超一起去了重庆。

 

  1939年,邓颖超再次来到成都,将李鹏接到重庆的“周公馆”——曾家岩50号。当时,周恩来在成都找到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就是李鹏。李鹏听妈妈说,周恩来去延安开会还没有回来。后来又听说,周恩来的胳膊摔坏了,去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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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结缘红色后代之谜

 

   一年以后,周恩来从苏联回到重庆。李鹏还记得第一次见周恩来是1940年初,在当时的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13号。邓颖超对他说,周伯伯在里面,我带你去见他,他要和你谈话。

 

  进去以后,邓颖超说:“恩来,这就是李硕勋的儿子,他刚从育才学校回来。”

 

  周恩来对李鹏说:“你爸爸牺牲以后,你和你妈妈吃了不少苦,我和你邓妈妈一到武汉就让人找你们。现在蒋介石又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开始紧张,为防止意外发生,中央决定将一部分家属和工作人员撤离重庆回延安,我们决定送你去延安学习。原来可以去莫斯科学习的,但是那条线路被新疆的国民党军阀切断,无法通行了。你妈妈在重庆隐蔽得很好,不准备撤离。你一个人去延安,行不行?”

 

  李鹏来重庆已经好几个月了,从八路军叔叔阿姨那里知道了不少革命道理,也知道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住的地方,于是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李鹏又回到周公馆,等待去延安的通知。空闲时,周恩来让李鹏念《新华日报》,他一边听,一边为李鹏纠正发音。

 

  李鹏有一个习惯,坐着的时候喜欢弯曲着后背。有一次,他在房间做作业,周恩来从门口经过时,看见他弯曲着后背,就上前重重地拍打了一下,说:“看看,又驼背了,直起来!”以后,周恩来只要看见李鹏驼背,就拍打他。慢慢地,李鹏的坐姿有了很大改善。直到1960年周恩来在沈阳会见烈士子女时,他还观察李鹏的后背,说还有点儿驼。

 

  李鹏在周公馆等了一个多月,才启程去延安。

 

  1943年春天,李鹏听说周恩来和邓颖超回延安参加七大,于是步行十多里路,到枣园看望他们。周恩来抽出时间专门倾听了李鹏在延安的情况汇报。

 

  1945年,李鹏接到组织上让他去前线接受锻炼的通知。临行前一天,他去枣园向周恩来夫妇辞行。

 

  这时的李鹏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当他将这个消息告诉周恩来时,周恩来高兴地说:“你入党,是件好事,说明你在不断进步。但是光在组织上入党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入党,才能像革命先烈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次去前方,会遇到很多困难,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邓颖超想了一下说:“你那条被子是从重庆带来的,大概也被你蹬破了吧?这次我送你两斤丝绵做条新被子。”李鹏看见周恩来夫妇用的也是洗得发白的被子,说什么也不肯要。

 

  邓颖超说:“你年纪小,丝绵被子轻,行军好背。你拿去吧。”

 

  就这样,李鹏带着长辈的希望和温暖踏上了去前线的征途。

 

  1947年,李鹏到哈尔滨工作。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的李富春推荐他去苏联留学。1948年9月,21名年轻人从哈尔滨出发到苏联留学。在苏联,李鹏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苏联签订。1949年1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期抵达莫斯科。大家听说后,就鼓动李鹏代表留学生去找周恩来,请求毛泽东会见中国留学生。

 

  在莫斯科大饭店的二楼,李鹏见到了阔别4年多的周恩来。两人相见,分外高兴。李鹏向周恩来提出同学们的要求。周恩来答复说:“你们等着,如果有机会,我会向主席汇报的。”

 

  一转眼,两个月过去了。没想到,在毛泽东离开苏联的前一天,留学生们突然接到大使馆的通知,说毛主席和周总理要在大使馆会见留苏学生。

 

  大家十分兴奋,从早上盼到晚上,终于到了预定的时间。周恩来对大家说:“同学们,毛主席今晚接见大家了。以后同学们要努力学习,希望大家早日学成回国!祖国期待着你们!”

 

  同学们纷纷拥过去,拿出本子和笔请毛泽东和周恩来题词。毛泽东挥笔留下了一串龙飞凤舞的字迹: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却字迹工整: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李鹏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殷切期望,后来成为了泱泱大国的总理,成了顶天的栋梁。

 

  (摘编自《超越血缘之爱》,作者:顾保孜)

 

  罗西北:周恩来眼中的“小大革命家”

 

  他的父亲罗亦农与周恩来是生死至交,周恩来叫他“小大革命家”。

 

  罗西北的父亲罗亦农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于1928年被蒋介石逮捕并杀害,母亲诸有能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间不幸落水身亡。两岁的罗西北成了孤儿,由外婆抚养长大。

 

  1938年的一天,外婆将罗西北拉到一边,神秘地告诉他:武汉将你去延安的路费寄来了!当时,周恩来在成都找到的三个孩子,罗西北就是其中一个。

 

  罗西北好几天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终于,外婆要带他去武汉了。听外婆说,和父亲一起在上海搞工人运动的周恩来伯伯就在武汉,正等着他们去呢。

 

  到了武汉,外婆带罗西北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见到他们,就热情地说:“啊,这不是诸妈妈吗?”罗西北的母亲姓诸,所以在上海时,大家都称他的外婆为诸妈妈。

 

  “大革命家,你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太婆啊!”

 

  “哪能忘记,诸妈妈能烧一手好菜,我可没少吃啊……这个小家伙是罗西北吧?过来过来,让我看看这个小大革命家。”其实,罗西北与父亲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罗西北刚出生不久。当时,罗亦农见到儿子时,曾高兴地拍着他的小屁股说:“将来又是一个大革命家。”

 

  “嗯,长得像你父亲!个头不低。”周恩来满意地拍了拍罗西北的肩头。

 

  几天后,周恩来为罗西北写了一封去延安的介绍信。1938年3月,罗西北成为较早到达延安的孩子之一。

 

  1941年初,罗西北和朱敏、王继飞还有娇娇(李敏)被送往苏联学习。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罗西北从挂在墙上的中共领导人照片中,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模样。

 

  罗西北进儿童院没多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儿童院组织学员参加集体劳动,要求每人掌握一定的技能。罗西北对无线电产生了特殊兴趣,尤其喜欢鼓捣老式的矿石收音机。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罗西北参加过苏方组织的军事训练,还挨家挨户送过前线战士死亡通知书。

 

  1944年8月,儿童院院长让罗西北和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自谋生路。离开儿童院时,除了铺盖,罗西北只领到一套用于换洗的衣裤和一件棉大衣。幸亏儿童院原来的中文老师和另一位苏联友人帮忙,使得罗西北加入了苏联国籍,解决了吃饭、上学、住宿的问题。随后,罗西北考上了伊万诺沃机电工程学校。

 

  苏联卫国战争结束不久,罗西北被秘密安排离开伊万诺沃来到莫斯科。在那里,他被带到苏联国家安全部,一位将军接见了他,向他讲述了中国东北抗日战场的形势,并问他是否愿意为解放东北参加谍报工作。听说是打日本鬼子,罗西北立刻同意了。

 

  随后,罗西北在苏联的赤塔接受了无线电发报的专门培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达到了发报员水平。在当地迎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罗西北并没有放弃工作,而是带着苏联谍报员的身份,于1945年10月经满洲里到了齐齐哈尔,与国民党收编当地土匪组成的光复军进行斗争,并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发回共产党方面。

 

  一次有“红胡子”(国民党收编的土匪)军警来搜查。罗西北来不及藏好电台,就顺手塞在沙发底下。在盘问过程中,“红胡子”发现罗西北不是本地口音,怀疑他是八路军,就要把他带走。为了不被敌人搜出电台,罗西北抢先走出门,引开了敌人,假冒他阿姨的谍报人员才得以及时将电台藏好。随后,罗西北被带到隔壁人家对证,由于没有露出破绽,逃过了一劫。

 

  此后,他又乔装“阔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结交国民党官员和富商子弟,借此收集情报。直到他完成任务,以公开身份出现在哈工大学生党支部会上时,同学们才恍然大悟。

 

  1954年至1987年,罗西北历任电力工业部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电力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总院院长、党组书记等职。

 

  1958年2月底,在成都水电勘察设计院担任总工程师的罗西北,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去武汉,跟随周恩来考察三峡。在武汉,周恩来见到罗西北,很是高兴,对他说:“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工程师了,进步很快啊!”

 

  罗西北和周恩来一起坐上了轮船,从武汉逆流而上。几天后,周恩来在重庆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议。罗西北之前对三峡工程没有进行过认真研究,所以不敢贸然发言。心细如发的周恩来突然问:“西北,你为什么不发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罗西北直率地说:“总理,这次我是来学习的,我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意见,所以我现在没有意见可说。”周恩来喜欢实话实说的人,他看了罗西北一眼,说:“好,以后等你有什么想法,再和我谈谈。”

 

  会后,周恩来和罗西北谈起了往事,说起自己在上海如何和西北的父亲一同搞工人运动,还特意问了罗西北外婆的情况。周恩来还嘱咐他:“你要孝顺啊,老人一生不容易。”

 

  在“文革”中,罗西北遭受了极大的折磨,因为他有一段在东北做情报工作的历史。去东北搞秘密工作,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政治可靠、中文好、懂无线电。罗西北是中国留学生中唯一具备了那三个条件的人。可是如此荣幸的事情,在“文革”中却变成了极大的罪名——苏修特务。

 

  他被关押在一间黑房子里。关急了,他就自己和自己说话,自己和自己用火柴下棋。十多天不出黑房子,一出来就被强光刺激得晕过去。黑房子中的罗西北,每天的任务便是写交代材料,他必须将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事情,全部回忆起来。这一关就是5年零8个月。

 

  终于,罗西北“疯”了……他开始大骂江青,大骂林彪,开始不吃不喝,开始嬉笑无常,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医生将他收进医院后,随他叫骂,随他吵闹,随他叽里咕噜讲俄语,就是不给他上电疗。如果说“文革”中有让罗西北感动的事情,恐怕就是这些没有泯灭天良的医生们。

 

  没过多久,罗西北的精神就恢复正常了。可是,人不疯了,还要被关起来。

 

  在最困难的时候,罗西北想到了周恩来,他写了一封信寄给朱敏,里面有一封给朱德和周恩来的信,希望朱敏转交。尽管朱敏处境也不好,她和父亲朱德只能在中南海的传达室见面,但还是设法将信交给了父亲。

 

  一个星期后,罗西北获得了自由,是周恩来救了他。周恩来在罗西北的信上批复:谁的事归谁的事情,罗西北问题交四局(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审查作结论。

 

  只要将罗西北交给他所在的四局,就等于还他自由身了。

 

  作为中国动能经济和水能规划方面的知名专家,罗西北参加了龙溪河、大洪河等河流

  作为一名烈士遗孤,几十年来,罗西北和他的家人没有享受到荣华富贵,却尝到了水电人的艰辛。和参加水电建设的所有人一样,他常常拖家带口,驻扎在荒郊野外河滩峡谷,连腌咸菜用的石头也跟着搬来搬去。

 

  2005年11月17日,罗西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摘编自《超越血缘之爱》,《国际先驱导报》,作者:顾保孜等)

 

  陈祖涛:周恩来亲自为他规划人生

 

  周恩来一锤定音,为他决定了人生的方向,使其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1938年的一天,年仅10岁的陈祖涛被叔叔从武汉送到了延安。这次远行,让他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1939年夏,周恩来赴苏联养伤,陈祖涛得到毛泽东的应允,与周恩来同机去苏联学习。

 

  1949年12月,毛泽东到苏联访问。在一系列商谈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议定和签署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大项目。

 

  陈祖涛后来回忆说:“我的俄语还行,可中文并不怎么样。但我毕竟是学机械的,专业还是比较熟悉,涉及到术语和专用名词,比一般的翻译可能要强一些。就这样,我参加了当时有关机械的主要项目的谈判。”

 

  1951年,陈祖涛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办理好了各种回国的手续并打点好了行装。在他的行李中,有一些如今看来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因为在毛岸英回国后,陈祖涛为了照顾毛岸青,搬进了原先毛岸英和毛岸青同住的柳克斯国际旅馆的房间。毛岸英回国走得很匆忙,有些东西就留在了柳克斯,其中包括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信。陈祖涛住进柳克斯时看到了这些东西,就对毛岸青说:“这些东西我们应该保存好。”毛岸青同意由陈祖涛代为保存。陈祖涛毕业时,把这些东西都放进一个旧箱子里,一起带回了中国。回国后,陈祖涛将箱子暂时存放在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家里。

 

  直到“文革”期间,有一天,造反派在批斗陈祖涛时突然说:“你窝藏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毛岸英的笔记,该当何罪?”他因事隔久远,一下子都没能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很显然,张琴秋的家也被抄了,造反派在她家发现了陈祖涛留在那里的箱子。

 

  可惜,陈祖涛被批斗后,又长时间被关押,以后又下放东北农村,那个箱子后来到了哪里,至今不得而知,那些资料,也就成了秘密。

 

  陈祖涛回国后,很想投入到苏联援助中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中去,但一时无法确定方向,需要向权威专家进行咨询。他突然想起了周恩来。可转念一想:周总理工作特别忙,不知能不能见上?正在这时,周恩来的电话来了,说是约他们几个回国大学生到西花厅谈谈心。

 

  在周恩来面前,大家纷纷敞开了心扉,将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一一跟他谈了。细心的周恩来发现陈祖涛坐在一边没有说话,于是不解地问:“祖涛啊,你可是个活跃分子,今天怎么不说话了?”

 

  陈祖涛连想都没有想,脱口而出:“我是学机械的,我想搞汽车工业,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我都去实习过。”

 

  周恩来听了,马上说:“好,好,好,那你马上回苏联去。刚好我们正在筹建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方案就在苏联搞,你去参加那里的工作。”

 

  陈祖涛听后吓了一跳,自己怎么会突然冒出从事汽车工业的这个想法的?而周恩来竟然想都不想一下,就爽快同意了。

 

  1951年9月,陈祖涛怀揣周恩来亲笔介绍信,作为长春第一汽车厂前期筹建人员赴苏参加在苏联的建厂实习。在苏联,陈祖涛始终和总设计师在一起,不仅参加规划和设计图纸,而且还负责开列聘请苏联专家名单、联系搜集资料等业务性工作。1954年,“一汽”厂长姚宾赴苏,陈祖涛担任翻译。1955年初,陈祖涛同姚宾回到长春。时值“一汽”基建高潮,陈祖涛坚决要求去基层,担任了生产难度最大的发动机车间副主任。

 

  在周恩来的引导下,陈祖涛成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一汽”从选址、设计、基建、安装、调试到投产的全过程,陈祖涛都是参加者。他先后担任过技术处副主任,主任、工艺处处长,在实践中运用理论作指导,摸索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陈祖涛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辆自主品牌轿车——东风轿车,他也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第一任总工程师。1981年起,陈祖涛参加筹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历任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

 

  (摘编自《解放日报》、《超越血缘之爱》、《特别经历》,作者:顾保孜、王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