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0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长达二十六年。在这漫长的二十六年岁月中，中国的道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的天灾人祸，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浩劫，周恩来总理始终身处国家最高领导层，对于共和国进程中发生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必然担负着相应的政治责任。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盖棺论定。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后，举国痛哭，世界也为之哀悼。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官方却不断的压缩和限制民众的追悼。然而，民心所向，百万群众十里长街送总理，是中华民族千古未有的悲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民间对他一生的评价，“人民的好总理”是老百姓对他衷心的爱戴。民众对他发自肺腑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满，从全国汇聚到北京，终于在当年清明节激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四五运动”。这一代表民心的运动，随即被最高领导层定性为特大反革命事件，无数因为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纷纷被捕入狱，甚至失去了生命。直到1978年12月才为“四五运动”平反。
中国还有句俗话叫做历史自有后人写。周恩来总理逝世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民主的进步和时代的演变，民众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和评判，也逐渐趋向多元化，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一部分人，或是居心叵测，或是无知，或是猎奇，故意模糊历史，混淆事实，把许多历史错误的纠缠、强加到周恩来总理身上。远如著名政客学者高文谦之流，近有网上自称为馒头的愤青孙某人等无名小辈。他们把“建国后二十多年经济落后、法制不全”、“放弃日本侵华战争的赔款”、“在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没被打倒、是因为他紧跟毛泽东，要保住自己的权力”、“人口爆炸，不可控制”等某些历史情况的责任，通过主观臆断、夸大修饰、猜测推论、污蔑造谣的手段全部推给了周恩来总理，要周恩来总理为这些历史负责。从而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周恩来用尽办法，只是为了权力和地位，为了保持所谓的晚节”、“周恩来是一个不称职的总理”。
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也因为历史的脚步已渐远去，民众再也不能亲身体会周恩来赋予那个时代以及属于整个历史的、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情感和意义；更因为当今社会某些阴暗面的客观存在和泛滥，他们荒谬的言论，借助互联网络的迅速蔓延，居然存在一定的市场。
但是，三十年来，民众正确认识周恩来总理的历史意义、精神价值一直是社会的主流。许多知名学者、普通民众和热心网友，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不管是对那段历史亲身经历和见证了的，还是周恩来时代之后的青年，都在用自己的声音和行为有力的反驳任何污蔑周恩来总理的怪论。我们看到诸葛亮的形像历经千年风雨，民间仍然十分尊崇其高风亮节和对历史伟大贡献的精神；远胜于诸葛亮的周恩来总理，更必将为后世永远爱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并不是所谓的领导核心，不是所谓的旗帜和方向，三十年来，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下，官方在系统宣传周恩来总理及其精神方面的行为，是相对的少之又少，远不及来自民间广泛的、默默的、从未间断的情感传递。
应该承认，历史的局限性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不可避免。周恩来不是神，他也是从一位普通的青年成长为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一生艰辛曲折、历经生死、波澜壮阔，在许多具体工作中，他同样会有失误甚至错误，但这并不影响广大民众评价他是“完人”的正确观点。“完人”是什么？迄今为止没有具体的标准，也永远不可能有具体的标准。难道生而知之、无所不能、从不犯错、永远正确的就是完人？这不是完人，这是神或者说是超人。“完人”更多的是指从他在具体行为和对历史贡献中反映出来的全面精神。纵观周恩来总理光辉的一生，他的“完人”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千年传统精华与西方进步文明相结合的集大成者，当世无人能出其右。这种精神既具体又抽象，既容易学习也难以模仿，需要深入研究更需要广泛宣传，我们以及整个民族对周恩来精神的探索，也必将是一个艰难、复杂的漫长过程。然而有的人就是要有意无意混淆“完人”具体行为与主要精神的概念，利用人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印像，经常爆出一些奇谈怪论，也能达到哗众取宠的效果。
周恩来做为总理是不是称职？人民的好总理在今天被某些人贬低得一无是处，真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周恩来总理无比崇高的道德风度和完美的人格魅力，也同样不能否论他超世绝伦的治国才能。这在他建国前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各民主党派的各个阶层，还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日本人等与他有过接触、交锋的世界各国人物，或者是共产党内的各派人物，都是一致的评价。事实上建国以后，在周恩来总理主要参与制定的政策并亲自领导实施下，面对百年战争给中国深重灾难，和国民党留给共产党的烂摊子，经过仅仅四年多的建设，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并稳定上升，且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巨大的物质供应，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实际上还兼任了战争整个后勤保障的具体领导者，有力的批驳了当时国内外一些人认为的“共产党打仗行，搞经济建设不行” 的怀疑。正是因为经济上这些可喜的成绩，和苏联等国家的影响，随后给最高领导层造成了一种错觉，大多数中央领导人不断的要求修改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已经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为了服从大局，周恩来总理按照要求起初也做了适当修改。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中央领导人态度的升温，周恩来总理最早预见了经济建设的不良后果，他抵住强大压力，坚持原则，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进行调整。然而，形势已不容他独自清醒了，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在“十五年赶英超美”的美好憧憬中，几乎全党和全国上下都陷入了狂热的冒进状态，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仍然有策略的实施反冒进政策。为此，他遭到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警告他“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还曾拿出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一篇煽动文章，当面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写不写得出来”？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即将发生逆转，正确主张遇到严重挫折，他所倚重的富有杰出经济领导才能的左膀右臂，或被处分，或称病休养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面对自己对经济工作后果的预见，他曾向毛泽东说过“做为总理，我从良心上说不过去”，并向政治局提出“继续担任总理，是否适当”的请求，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对他的请求认为“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一国总理，对中央的整个政策被逼到用个人良心去争取，可见当时处境之难、用心之苦。于是，孤独如周恩来，只能遵照中央指示，不断的在“成都会议”、“南宁会议”等若干大会上，当着几千人检讨自己的错误。此后，他实际上被变相剥夺了总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于是，狂热的全中国就有了一泻千里的大跃进，国民经济日益难以为继，接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逼债和三年自然灾害，物质的困乏、饥饿的蔓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升温的共产党人和狂热的全国民众，吞下了不顾客观规律、只凭主观愿望种下的苦果。此时此景，人们不得不想起了周恩来，在恢复经济工作领导权后，他毫无怨言，尽全力逐步缓解和扭转了经济局面。毛泽东事后想起周恩来对经济工作的预见和主张，曾在党内高层会议上感叹：“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
正当国民经济在恢复元气时，“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 “革命”和“造反”成为了每个人的最高行为准则了，全国各行各业生产停顿、一片混乱。周恩来总理冒着政治风险，紧急领导制定了保障基本生产的若干指示和条例，并艰难的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这一长期有效、最低程度限制造反派破坏经济生产的口号和一系列具体政策。太多的事实不必列举，历史最后证明：十年浩劫没有让中国的经济最终走向崩溃，已是人类奇迹。这里面又浸透了周恩来总理多少心血！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与生命。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是中国现代历史演变的某种必然，但其灾难性后果却是必然中的一种悲剧性的偶然，它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和矛盾，具有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所以，当毛泽东突然发动“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是真心支持的，全国民众是积极拥护的，周恩来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是在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下被动的卷入了这场运动，他心中还有种种疑惑得不到解答，曾多次面对已经疯狂的人群，公开讲对“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当运动仅进行了不到一年，周恩来总理就已经意识到灾难性的后果，但此时的情况是，个人崇拜无以复加，上有领袖权威急剧膨胀，中有部分居心叵测的人攫取了重要权力，最可怕的是下有全国民众的疯狂已经盲目。任何人都已无法阻挡这场运动的发展了。因此，他说：“现在的形式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要学会因势利导”；“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然而林彪曾对周恩来总理的这种态度指责：“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扩大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在战友被相继打倒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更是悲壮发出了“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呐喊！
面对种种灾难，有的人不惜权力地位，以无比的勇气选择了以死来抗争；有的人沉默不语，借病隐退，以期蓄精养锐，和时间赛跑；有的人浑水摸鱼，放纵个人的贪欲和私利。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警醒世人，在历史下留下英名，但这毕竟不能改变时局，于国家并无大益；和时间赛跑的人也许能赢，或者还能卷土重来，重振家邦，但他们需要等待这场漫长的灾难过去，如果放任制造灾难的人活动，灾难是不会自己结束的；而那些制造灾难的罪人虽能逞一时之威，获一时之利，却必将永久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唯独周恩来总理，以超凡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始终置身于“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十年中，他被某些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剌，“伍豪事件”欲将他诬为叛徒；“批林批孔”再加上“批周公”，已经是他的公然影射和打倒之意；一九七三年连续两个月的政治局会议，专门是为了批判他的“投降主义”，祸国殃民的无知无赖之徒当面叫嚣：“你周恩来就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代表，想迫不及待的取代毛主席”。有的人甚至也不得不表态：“毛主席的位置，别人是可望不可即，你是一步之遥”。（此时的周恩来总理，早已被检查出患有多种癌症，身体极度虚弱。）这些都是蓄谋已久针对周恩来总理的阴谋，更不用说十年里无数个日夜对他直接的、间接的车轮战。但这些并没有击垮周恩来，毛泽东的“批周国必乱，反周民必反”，也许一语道破了天机。特殊环境下的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不像彭德怀元帅那样，刚烈相争呢？难道是他怕死吗？当年领导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上海九死一生的他，在战场枪林弹雨中指挥若定的他，早已准备为共产主义理想随时献身的他，会怕死吗？难道是他留恋总理的权力地位？谁都知道在共产党内，周恩来有过多次机会问鼎也曾经掌握了最高领导权，就是他主动谦虚的让位于瞿秋白、李立三，更是他在危难之际托出了毛泽东重回权力中心；周恩来是诸多历代共产党人中最无权利欲的领袖。所以今天，那些或以死抗争、或被迫害致死的领导人、普通人，都已经恢复名誉和平反了，历史证明了他们的清白，留下了他们的英名，民众也更加同情他们；那些借病隐退和赢得时间的领导人、普通人，或在历史上留下了更辉煌的浓墨重彩，或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唯独只有对周恩来，我们不能平反他心中的委屈，我们又用什么心情去理解他的忍辱负重？这些，智者、英雄如周恩来，难道他没有预见吗？他是非常清楚的，他也曾指着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合影对他们说：“希望你们以后别在我脸上打叉”。更所以他到最后什么也没说，医生还给叶剑英元帅的仍是一张白纸，他把他的一切留给今天和以后想说的人们，让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那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周恩来总理在任二十六年，积极推动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一直代替着《宪法》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但国务院并不是立法机构，立法不属于总理的职务范围，国务院只负责制定某些行政法规、条例等；然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周恩来总理于1952年12月，在政协会议上提议政协向中央政府主张的。虽然如此，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资料，建国之初，由政务院颁布的法规涉及刑事、民事、经济、保险、商标专利、监察、税收等多个领域和部门。我们也承认建国后立法进程缓慢，直到今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立法工作还不很完善。我们怎么能把本属于全国人大的职责无知的推到国务院和周恩来总理身上？更何况，民主和法制进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不仅是立法的事，还有普法宣传和全民素质能够接受的过程；古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我们能指责他们为什么不能发明复印机吗？我们了解，周恩来总理在历代共产党领导人中，是最有民主风度和法制观念的人，他的很多思想和观点，即使放在当代，也难有人超越！
现在盛传的放弃日本侵华战争赔款，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的。那么，这种放弃，是不是周恩来总理的责任？甚至强加给他一个慷国家和人民之慨的卖国罪名？面对今天日本嚣张的气焰，不少中国人好像对周恩来总理放弃赔款痛心疾首，并视这为周恩来总理最大的过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需要了解历史的真相：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9年建国，这其间，国民党政权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战后长达四年，国民党政府做了些什么？再从1949年建国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23年中，世界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整整二十七年，关于日本对华的战争赔款，美国做了些什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又做了些什么？还有，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赔款又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些事实已有史学家的专文论述，非常详细。很多人一激动，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现象，就忽略了历史成因的复杂性。再说，我们放弃的只是国家赔偿，中国政府从来就保留了民间索赔权利。
周恩来总理在任期间，通过他无与伦比的风采，把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以健康的形像带给了全世界，二十六年来，107个国家和中国建交；赶走了有世界霸主美国撑腰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只要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各国政要、普通民众，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无不对周恩来总理的才能和智慧推崇备至。当代中国的外交成就，无不是他奠定的基础，有的国家到今天还要把他们的大街命名为“周恩来街”。他给中国外交留下了至今还在享用的遗泽。
周恩来做为共和国总理在任二十六年，这不是他个人的追求，早在六十年代，他就向亲属提出过退休以后，想演演戏，在南开读书时，他就曾经活跃在学校的话剧舞台上；并希望以自己的家族为原型，写一部小说，甚至连名字都起好了：《房》，向世人展示和揭露封建家族的的陋习和惰性；然而历史并没能满足一位国家总理老年以后想休息的愿望。二十六年的总理生涯，十年“文化大革命”，拖垮累死了这位健康的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 错了，大错特错！人民不是原谅他，而应是深深的感激他！
突然想起自称所谓愤青的孙某人无名小辈说，“国家缺了任何一个人都无谓，地球缺了任何一个人都会转”。诚然此言，地球缺了周恩来，确实会照转；可中国缺了周恩来，中国虽然依然是中国，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诸君切莫去做猜想，因为这是一个陷井，他只会让我们陷入思想的怪圈。我所知道的事实是，当今中国，幸有周恩来！当今中国，幸有总理周恩来！早年的周恩来也是文才出众，也能写下锦诗华章，壮丽有“大江歌罢掉头东，遂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委婉有“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按照这样的发展，周恩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文人；但中老年以后的周恩来，就再也不写诗了，他不是不能写，而是没有时间写，没有心情写了。因为他要救国治世，他肯定没有考虑地球缺了他会不会转，他只知道父老的教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周恩来犹如浩瀚的大海，我们无法一一探究他任总理二十六年给予中国的卓越奉献；更不屑于任何人出于任何目的对他诸多歪曲的解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也有当代人的历史局限性；周恩来是要为历史负责的！他不但出色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更是最大限度的超越了他所处的历史局限性；他所做到的，同时代人没有做到，后世人在某些方面，到现在也没有做到！历史证明，后人的成就，无不是站在前代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完成的；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在十年浩劫中沤心沥血维持和保住的的局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何以能够有基本的基础？我们相信，周恩来总理还能够做得更好，但是，残酷的现实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以他的身体和年龄，他也本该有这样的机会。然而，是他主动选择了放弃这样的机会，从童年的“为中华之崛起到读书”和青年的“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从信仰共产主义时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的21岁的周恩来，到“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共和国总理，他为了理想和信仰，坚定一生，牺牲个人一生，用他个人的悲剧，换来了这个国家和民族、换来了我们这些爱他的、赞他的、恨他的、骂他的人一部正剧，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都能看得见的喜剧！
现在，高文谦之流已流亡海外多年，他自认为到了大洋彼岸，没有了共产党的约束，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可惜他想错了，他所编造的污蔑周恩来总理的论调，虽然没有受到共产党的法律追究，但在海外，仍然让许多华人奋起强烈谴责。做为一位学者和曾经是国内某部门的领导，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背叛了自己半生的信仰，早已为民众所不耻！
而自称所谓愤青的孙某人无名小辈，我的朋友曾经为了他的一篇歪曲文章，和他在QQ上有过质疑。面对我朋友用史实证明的事例，他除了“我承认”、“同意”、“是的”、“可不可以收回这句话？我发现我的论据不足”、“要不我就承认我错了，退守下一个阵地”、“我赞同”来回答外，再别无他言。然而，他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也不愿承认自己的无知，继续通过网络用似是而非的文字来哗众取宠。对于这样的无知小青年，周恩来总理只会宽容的微微一笑：孩子啊，“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我也只是一位普通的青年，万万不敢自称愤青！真正的愤青，岂是人人可以做得？
今天的社会，人生观异彩纷呈，价值取向日新月异；但是，精神迷茫、道德缺失、信誉危机、人格堕落越来越成为青年们心中困扰的问题，对于传统的一知半解或一概不屑，对于新潮的盲目追捧和跟风。回顾过往的历史，我们再难树起曾经的精神信念；面对充满了形式主义的空洞教育，只有麻木和憎恶；于是，人人张扬着自己独有的个性，前行的路上，甘苦自知。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的不同见解，包括评价周恩来总理的光辉业绩或者是所谓的错误，都已经很正常了。无知并不可怕，偏激也不可怕，只要你愿意，不管是出于兴趣、理想、责任、猎奇，还是别的种种心态，周恩来精神都会和我们卑微的心灵平等对话；拭去历史的尘埃，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所收获。
* 本文发表于周恩来论坛（www.zelbbs.com），作者系周恩来青年研习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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