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兵舞穆木老师的简历:60年代美国股市兴衰记《沸腾的岁月》电子书

沸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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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沸腾的岁月   作者：[美]约翰·布鲁克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可以想见，本书或许是为‘华尔街’时代撰写的最杰出的著作之一。”约翰·布鲁克斯这样结束了他关于20世纪60年代华尔街的著名专著。然而，我们都知道这一预言的结局。在华尔街时代，关于华尔街的书一本本不断涌现。自《沸腾的岁月》1973年首次出版以来，关于华尔街的书可以填满一座小型图书馆。仅仅是过去数年，我就收到过许多关于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美林（Merrill Lynch）、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
     ）和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的著作的手稿、大纲或出版意向书。一个名叫维克多·尼德霍夫（Victor Niederhoffer）的华尔街三流经纪商都发表了一本四百多页的大部头自传，取名《投机客养成教育》（Education of a Speculator），然后很快在投机中弄丢了饭碗。现如今，没有哪本关于钱的书会被出版商认为微不足道，或者构思糟糕。　　布鲁克斯本人对这种状况也负有一定责任。他正是率先证明了一个门外汉也能进入华尔街，写出翔实的长篇故事，并让仅受过一般教育、基本上对金融一无所知的外行人也能看懂它的记者之一。《沸腾的岁月》就是这样一本书。　　关于华尔街的书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那就是读完后你会掩卷叹息，对自己说，事物的变化越多，就越会保持不变。［或者像布鲁克斯毫无疑问会对他的《纽约客》（New Yorker）的老读者们说的，“越变，越没变”。］在本书中，有大量让你产生如此感想的描述。当股票市场一路飙升时，一些为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风潮观察家所熟悉的角色登上舞台。继60年代富达基金（Fidelity）的杰拉尔德·蔡（Gerald Tsai）之后，有了90年代富达基金的杰夫·维尼克（Jeff Vinik）。在索然离群的对冲基金经理A·W·琼斯（A. W. Jones）之后，人们在乔治·索罗斯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在60年代拼命捞钱的市场人之后，是90年代拼命捞钱的市场人。布鲁克斯写道：“在商业禀性根深蒂固的美国，不存在足够强大的内在稳定机制，不论精神上的还是操作上的，使人们能够眼看着竞争者攥取新的生意而自己不去抓住它。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宁愿在一片混乱中暂时赚得盆满钵满，也不愿意少赚一点而维持长远的秩序和理智。”　　但对约翰·布鲁克斯今天的读者们来说，有意思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与60年代市场的不同。比如，在布鲁克斯的书中没有能与今天的科技股票真正对应的东西。没有国外市场，没有债券，甚至基本上没有计算机。另一方面，所有那些在今天关于华尔街的著作中不值一提的白人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纽约股票交易所（NYSE）及国会—在布鲁克斯的书中却彰显了它们的作用。　　下面谈谈本书的道德问题。《沸腾的岁月》从道德角度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离奇事件：罗斯·佩罗（Ross Perot）一天损失了4.5亿美元；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妄想—当然远远不敢真的尝试—收购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埃迪·吉尔伯特（Eddie Gilbert）诱骗一些富人投资于他运营不佳的投机企业，最后同其他市场失败者一样消失于巴西。现在看来，他们是多么温顺啊！至少对于我来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让人吃惊的能力。很明显，作者认为他笔下的人物处于没有止尽的堕落和救赎的循环中。但当代的读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谁堕落了，以及为什么他需要救赎。在本书的故事中，道德至少有一部分是缺失的。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沸腾的岁月》一书最令人奇怪的特点：它的基调。通过那些可爱的、成分复杂的长句子，读者仿佛可以看到作者的眉毛弯成的漂亮曲线，布鲁克斯似乎可以感到，你，温柔的读者，是一个满腹学识、本能地反对这些……投机者……的人。布鲁克斯的声音，首先是老派堡垒的声音。布鲁克斯想象他正在对话的读者，正是在过去30年从金融世界消失的轰动一时的角色。现在，华尔街有谁会对投机大惊小怪？谁会反对大公司收购？没有人，或者，即使有，此人也一定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小岛上，以至于股市的消息绝不会传入他的耳朵。　　最后，《沸腾的岁月》是一本不应该以阅读其他华尔街经典著作的方式阅读的书。你读这本书不是为了寻找当前在过去的影子。你读它是因为它对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事物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如果说布鲁克斯的老派堡垒的终结将意味着华尔街的终结的观点使他偶尔错误地看待了事物的话，至少他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犯错。“华尔街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的命运不是被改革结束，而是被机械化结束。”他在本书即将结尾时写道，“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有大量的股票交易不是在天窗下的交易场内面对面地进行，而是在相隔数千英里、坐在闭路电视荧屏前的人之间进行……华尔街将把自己转变为毫无人性的全国性自动售货机，这或许会对投资者更加公平，但作为美国的一个微观世界，它将失去大部分趣味。”　　这一描述完全正确，但预言却大错特错了。在短短25年时间里，华尔街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微观世界。 第一章　戏剧高潮(1)
 　　这一天，他的股票投资在账面上损失了4.5亿美元。他在账面上仍然有近10亿美元的身家，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一天的损失，抵得上美国五大慈善基金以外的所有慈善基金的总资产；比除纽约以外的任何城市的年度福利预算都多……　　1
 
　　1970年4月22日，来自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亨利·罗斯·佩罗（Henry Ross Perot）正值40岁。尽管已是美国最有钱的几个人之一，但在富人阶层他仍是新人，还没能登上《普尔工商名录》（Poor誷 Register），只是刚刚在《美国名人录》（Who誷 Who in America）首次露面。只有他家乡的少数人听说过他。许多在飞机上碰巧坐在他身边的人，也不会发觉他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或是有趣。他身高勉强有5英尺半，眼神天真而率直，脸上挂着一丝笑容，鹰勾鼻子，一口得克萨斯东部山区口音，留着网球草坪般的海员短发，喜欢滔滔不绝，对爱国主义和童子军一类的事情抱有热情。他看上去就像一个不错的有前途的年轻人，或许正在做着推销员。　　然而就在这一天，在佩罗身上发生了美国金融史，甚至西方金融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这件划时代的事不能说是值得羡慕，但肯定值得人们记住。这一天，他的股票投资在账面上损失了4.5亿美元。他在账面上仍然有近10亿美元的身家，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一天的损失，抵得上美国五大慈善基金以外的所有慈善基金的总资产；比除纽约以外的任何城市的年度福利预算都多；不仅在数字上，而且在实际购买力上超过了J·P·摩根（J. Pierpont Morgan）1913年去世时的全部家产。就实际购买力而言，这还可能是工业革命使得私人能够大量积累财富以来，人在一天中可能遭遇的最大损失。　　2　　这一天是地球日。环境问题最近已经成为全美的热点，尤其在年轻人当中。一群在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Gaylord Nelson）领导下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把4月22日选做全美致力于消除一切污染的日子。（像罗斯·佩罗这样在股票市场上攫取大量账面利润的人也被视为某种污染吗？很有可能。）在华盛顿的内务部大厦前，1 200名年轻人边游行边大喊：“远离石油！”“停止污染！”抗议政府给石油生产商的合约，因为他们的经营被认为带来了污染。在纽约、芝加哥和费城举行了多达25 000人参加的反污染集会（后来人们知道，联邦调查局对此进行了监视）。在明尼苏达州的布卢明顿市，前副总统汉弗莱督促联合国建立环境机构，抗击全球污染，而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伯奇·贝（Birch Bayh）号召建立国家机构来“像征服太空那样征服污染”。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Walter Hickel）是位真正的环境主义英雄，很快就因为他的环境观点被职业杀手杀害了，而当时他正在他的家乡阿拉斯加州接受英雄般的欢迎。在纽约，孩子们骑自行车上学；大群心情愉快的人在没有机动车的第五大道上欢呼；在第17大街，人们从长达一个街区的聚乙烯管中呼吸“纯净的空气”；如此等等，整个公众的舆论炮火顷刻间转向了一个政客们所不熟悉的方向。同一天，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间接提到尼克松总统不愿成为第一个输掉一场战争的美国总统的声明之后，评论道：“他可能成为第一个输掉一个星球的美国总统。”　　所有这些行动和情绪抵抗着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发生在4月的最强的灰色情绪。对梅莱大屠杀① 的揭露就在5个月前；就在同一天，4月22日，在纽黑文市即将发生支持黑豹党② 的骚乱性冲突，并将很快蔓延到东北部所有大学；骇人听闻的美军入侵柬埔寨就在8天之后，而国民警卫队杀害肯特州立大学学生案就发生在12天之后。这一波灰色情绪，与越来越近的全国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一起，导致了股票市场的恐慌。虽然这次恐慌远远没有超过1929年10月的地步，但在很多方面已与之相似。1969年全年，道琼斯普通股工业平均指数几乎一直在下跌。进入1970年，继前三个月坚守阵地之后，道琼斯指数陷入严重的溃败，至4月22日已比16个月前的高峰时期下跌235点。更糟糕的是，道琼斯指数反映的只是一部分问题。利率已经上升到接近历史最高的水平，这让新的房屋建设和工业扩张变得不现实。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也遭遇困境，外国人手中的美元数量已经大大超过美国黄金储备。华尔街一百多家经纪公司面临破产。至于道琼斯指数，虽然在建立之时，是由被认为能够敏感而准确地反映市场动向的老牌蓝筹股组成的，但现在，它真实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一个更好的例证是，到1970年5月，一个包含一股纽约股票交易所所有上市股票的投资组合，价值只剩1969年年初的一半。领导1967年和1968年市场潮流的市场宠儿—大型联合企业、计算机租赁商、引领技术的电子公司、特许经营企业—从巅峰陡然滑落。它们不是像道琼斯指数一样下跌25%，而是下跌80%、90%甚或95%。这就是1929年的征候，它预示着另一次大萧条，而这种萧条不仅仅由绝望情绪导致，而是由各种经济因素促成的，因此，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萧条。　　1929年商业和金融业表现出来的征候，已经足以让人们不但赞同桑塔亚那（Santayana）的观点，也就是忘记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而且赞同普鲁斯特（Proust），从某个角度来看，他写过的一部书似乎通篇都在说人类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不过是假象。    在1929年大崩盘之前，金融界的巨头们反复强调类似1907年的金融危机不可能再出现，因为联邦储备系统具有保护作用；在1969~1970年的大崩盘之前，又一代人持有重复的观点，认为不可能发生1929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因为联邦储备系统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具有保护作用。而在这两次崩盘之前大约8年，都出现了市场暴跌（分别是1921年和1962年），然后市场进入更加大胆投机的时期。这两次，都有急于尽可能利用大众对普通股永不饱足胃口的金融家，用最少的现金建立摇摇欲坠的庞大投机金字塔。1929年之前，它们被称为投资信托公司
 
    或控股公司；现在，它们被称做联合企业。两次都出现了市场操纵者，公众却奉他们为金融先知。20世纪20年代，被公众赋予预知未来股票价格的超自然能力的，是耶西·L·利弗莫尔（Jesse L. Livermore）。　　这两次，都有一些掌握内部消息的人，图谋利用内部消息和市场技巧操纵股票价格，从而欺骗公众。20世纪20年代，这些市场操纵者被称为联营基金经理，到了60年代，他们被称为投资组合经理。（令人奇怪的是，虽然20年代的联营基金和60年代的高回报基金即使不是非法的，也明显是不公平的，公众却没有对其表现出异议，只要能从中赚钱就行。）这两次，华尔街的边缘领域都出现了道德松懈，并且逐步蔓延到华尔街权力与名望的中心。1926年，未来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开始了一系列侵占他受托保管的基金的行为（而公众直到十多年后才知道这一点）；1929年，大通国家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总裁通过卖空本银行的股票将400万美元中饱私囊。在华尔街60年代的弄潮儿身上，没有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行径，或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发现。但在1926年，J·P·摩根的一名合伙人震惊了整个金融界，而此前人们一直认为摩根家族受到了上帝的庇佑。这位合伙人公开吹捧通用汽车的股票，而他的公司本身与该股票有很大的利益关系。40年后，1966年，华尔街遭遇了同样的震惊，因为人们获悉，两年前，J·P·摩根的子公司摩根担保信托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的一名重要副总裁，在半个小时内买进或者授意买进了1万股得克萨斯湾硫磺公司（Texas Gulf Sulphur）的股票，而这明显是因为掌握了该公司在安大略发现大量新矿的内部消息。　　这样的类比还可以在许多有趣的细节上展开。两次大崩盘发生时都是共和党人当总统，他们都当选于经济繁荣的顶峰时期，都非常重视商业发展。两次大崩盘发生后，总统都在白宫与华尔街的领导人一起举行了精心计划又大肆宣传的会议。最后，两次崩盘都导致了疯狂的互相指责。　　当然，这两次崩盘也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后一次崩盘没有导致灾难性的全美经济萧条（虽然情况确实很严重），还有性质和社会意义上的差别，这正是本书的主题。如果将1929年的大崩盘与1969~1970年的大崩盘进行比较，人们甚至能够发现卡尔·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那就是历史第一次重复时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　　3　　这年春天，就在地球日以及罗斯·佩罗的“坠落人间日”之后不到3个星期，华尔街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场。1970年5月6日，星期三，美军入侵柬埔寨刚刚一周，肯特州立大学案件过去仅仅两天，全美80所大学因学生和教师罢课完全关闭，另有三百多所学校的学生抵制上课。纽约市的大部分中学和大学都计划在5月8日星期五关闭，以筹备抗议活动。在所有的学生反战游行示威计划中，有一场将在华尔街举行。6日，星期三，一小群身着白衣的医科护士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来到华尔街进行和平示威。他们受到了三一教堂的唐纳德·R·伍沃德（Donald R. Woodward）的热烈欢迎，这是一位富有年轻活力、热爱和平的牧师。在交流过程中，师生们建议，考虑到华尔街地区白天的庞大人流量，可以在三一教堂建立一个午间急救中心，因为三一教堂自殖民时期就屹立在华尔街的一端，在地理上正处在金融区的中心—尽管没有成为它的精神中心。师生们说，如果三一教堂愿意提供场地，他们将负责组建急救中心，并配备志愿人员。牧师充满感激和热情地接受了这一提议。急救中心正式启动的第一天就是5月8日星期五—回想起来，这一巧合简直是天意。　　星期五，5月的纽约一个寻常的潮湿、寒冷、令人眩晕的早上，从大约7点半开始，数百名男孩和女孩从华尔街的两个主要地铁站—位于大通曼哈顿广场的第7大道百老汇站和位于百老汇与华尔街交汇处的列克星顿大道站—涌出。他们大都来自纽约大学、亨特学院和各个公立高中，这些学校在这一天都关闭了。最后，他们的人数达到1 000人，全都涌向金融区的中心广场，也就是布罗德街和华尔街的交汇处，在一群早就守候在那里的警察的严密监控下，进行示威。但学生们似乎并不打算找警察的麻烦。在细雨中，在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的联邦大厅立柱下，面对这令人生畏的摩根帝国曾在其中运筹帷幄、影响国家命运的大理石建筑，他们振作气势，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要求与几天前纽黑文市的几个激进的青年领导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中达成的一样，现在正在东北部数十所大学的校园里传开，这并不令人奇怪。第一，美国立即从越南和柬埔寨撤军。第二，释放国内的所有“政治犯”。毫无疑问，这指的是因被控参与折磨和谋杀亚历克斯·拉克利（Alex Rackley）而入狱的黑豹党成员，拉克利是一名被指为警察眼线的黑豹党成员。第三，停止一切大学资助下的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工作。与1970年春天的许多次学生游行不同的是，这一次完全是非暴力的。事实上，学生们表现得非常配合，到了中午，雨过天晴，他们的情绪更好了。大部分的游行者坐在人行道上听演讲者演讲。    11点55分：突然，从广场的四个入口同时涌入了大量建筑工人，就像训练有素的奇袭部队。他们许多受雇于附近的世界贸易中心工程，他们褐色的工装和橘黄色的安全帽此时看上去像某种制服。他们许多拿着美国国旗；还有的人带着建筑工具，穿着重重的靴子，很明显，这是他们的武装。后来，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行动整齐划一，是因为有两个戴灰帽穿灰色套装的人用手打信号指挥。他们差不多有200人。 　　当他们冲过坐在地上的学生人群时，人们看清了他们的两个目的，一个是把国旗插在联邦大厅（又称国库大厦）门前华盛顿雕像的基座上，另一个是破坏游行，并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为了第一个目的，他们边向雕像前行进边高喊，“向前进，美利坚！”“不爱她，就离开她！”在台阶上，他们遇到了少数警察的阻碍。由于在人数上对方占有压倒优势，警察很快被推到一边。国旗被成功地插上了雕像基座。为了第二个目的，建筑工人们不停地用棍子、拳头、靴子、螺丝起子和钳子殴打学生。他们在金融区的狭窄街道上追赶尖叫的男女学生，只要够得着就拼命打。他们从三一教堂的前门撕下代表刚刚建立的急救中心的红十字旗。空气中充满了怒吼和哀号，以及血腥暴动的气息。勇敢的伍沃德牧师在自己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一直守在三一教堂前门，指引受伤者去里面的急救站。有两次，由于害怕教堂被侵犯，他命令关上大门。　　三一教堂里面正在举行圣餐礼，恰巧是为了悼念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中遇害的学生和在越南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参加圣礼的人先是听到从街上传来的越来越大的骚乱声；随着圣礼的进行，他们看到不断有流着血的学生走过或被扶着走过礼堂边上通往圣器储藏室和牧师更衣室的通道，年轻的医生和护士已等在那里为他们处理伤口。一共有50名游行者在三一教堂的急救站得到治疗，另有23人由于伤势过重必须送往比克曼市中心医院治疗。　　此后一个多星期，华尔街到处是警察，人们仿佛身处法西斯国家。　　这场规模虽小但程度激烈的暴乱，浓缩般地反映了全美国在那一时刻的悲剧。在这场令人沮丧的事件中，专业人士的华尔街，金融和法律的华尔街，权力和上流社会的华尔街，似乎站在学生这边。也许是出于普通的人性，也许是出于阶级情感，华尔街的牛派和熊派更加同情鸽派，而不是鹰派。莱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合伙人罗伯特·A·伯恩哈德（Robert A. Bernhard）也在交易大厦遭到袭击，他在试图保护一名被殴打的年轻人时，被一名建筑工人用钳子严重打伤头部。往北几个街区，一名年轻的华尔街律师在抗议建筑工人时被推倒在地，遭到踢打。但大部分华尔街的权势人物都没有参与这场争斗，他们不在华尔街头。与1920年导致3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据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著名华尔街爆炸案一样，1970年的骚乱也正好发生在邻近正午的时候：而不是午餐时间。街上出现了喧哗，高楼里的每一个人（或者职位高得拥有一扇窗户的人）都往外看。市场没有受到影响，华尔街的大部分精英们只是从高高的安全的窗口看着这场屠杀。　　实际上，他们也做不了别的；即使他们冲下来，加入混战，也起不了任何作用。然而，这一天，华尔街的精英们充当看客的做法却有着极具象征意义的一面：诚然，他们同情弱者，同情手无寸铁的人，同情和平爱好者，但是，他们袖手旁观—充满惊奇和恐惧地，从俯瞰可爱的（从他们的角度看）上湾地区的窗口往外看。此时的上湾地区，岛屿被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来来往往的邮船穿梭其间。他们向下看到的，是狭窄的街道，那里传来受伤或受惊吓的孩子们刺耳的哭喊声。　　4　　这次事件（就像佩罗缥缈沉浮的命运一样）让人们关注起新时代华尔街与美国的关系，或者根本缺乏这种关系的现实。华尔街还能这样大玩纸面游戏、高高在上，而不顾窗外孩子们的哭喊声吗？没有人听到远处革命的断头台发出的嘎嘎声吗？那么，无论如何，如果你是一名1970年的华尔街人，至少你不能直接从战争中赚钱了。一直到艾森豪威尔时代，股票市场仍坚持一种老习惯，那就是在战争新闻面前，即使不是直白的欢呼，也是暗自得意，而在和平新闻，华尔街人士称之为“和平恐慌”面前，却表现出惊慌和歇斯底里。但1967年底的某个时候，华尔街开始认为越南战争不是一桩好生意，从而打破所有先例，毅然决然地反对战争，并表现出悲观，拥抱和平。军需企业不再是蓝筹股，最大的军需企业之一洛克希德很快将面临破产的危险。1968年初的和平运动导致或帮助成就了交易量创历史水平的大牛市。这是一个人们前所未闻的现象；华尔街旧的不光彩的一面结束了，有良知的金融家们舒了一口气。　　或者，如果你是有良心的华尔街人，你可以对自己说，你的贡献在于为工业扩张提供融资，而这能帮助减少贫困，并最终消灭贫困。但现在你知道，或者最近才被迫反思，工业扩张并非只有有利的一面；每家新的工厂，不论多么现代化，多么清洁，都将在为许多人带来财富的同时，通过污染环境而带来丑恶、痛苦和死亡。　　华尔街作为政治问题久已不被提起。就连美国的老左派都早已停止攻击华尔街。“华尔街的走狗”是一个会惹来嘲笑的说法，还不如说“蒙特卡罗的走狗”。随着企业和联邦政府的影响力和势力越来越大，华尔街逐渐变成没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国家设施。新右派干脆忽视华尔街的影响，只是在1967年，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同他的雅皮士朋友突发奇想地从观光走廊上向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内扔美钞。几个月后，交易所的管理层对雅皮士做出反应—在观光走廊周围安装防弹玻璃，意思似乎是，他们把扔进去的美钞当做致命的武器。（也许，从交易所的角度来看，确实是的。）简而言之，有人对华尔街进行了嘲讽，而华尔街大张旗鼓地接受了它。但嘲讽其实并不是指向华尔街的，华尔街已经成为商业化美国的方便的代名词。难怪霍夫曼得意地说：“向股票交易所场内扔钱是很纯粹的信息，意思不言自明。它比成百上千的反资本主义小册子或文章表达的含义更丰富。”那些防弹玻璃多么郑重地为这一信息画上了着重号啊！鄙视傻瓜的华尔街这次被耍了。    在暴风骤雨般的1967年和1968年，一切看上去都在瓦解—全美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甚至到了美元在巴黎不能兑换的地步，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被刺，芝加哥民主党大会发生丑闻，学生骚乱逐步升温—愚蠢的股票市场却一路走高，毫无顾忌地上涨，似乎一切都好，或者一切肯定会变好，就像7月无忧无虑的日本金龟子。或者说，像一个即将死亡的人享受最后的晚餐。人们不禁要问：精明的华尔街难道对现实发生的事毫无察觉吗？ 　　除此以外，难道华尔街不正生动地象征和体现了美国人刚刚开始学会重新审视的（即使不是排斥的）一切价值观吗？—新教徒式的勤勉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市场中心论和拜金主义。回想起来，华尔街不正是广泛遭到质疑的旧日美国的简化和现代化版本吗？而旧美国与正努力成形的新美国毫无关系甚至格格不入。　　当然，华尔街声称自己比以往更能代表美国。即使在1929年经济繁荣的顶峰，华尔街也只是老实地承认，只有400万或500万美国人参与股票市场。1970年夏天，纽约股票交易所骄傲地公布了一项调查，其结果表明美国当时有超过3 000万股民。“人民资本主义”已经到来，有数字为证。但在另一个或许更重要的方面，1970年的股票市场并不比1929年更贴近美国人的生活；事实正相反。1929年，美国—历史上的美国，书籍、报纸、大众杂志以及学术刊物里描述的美国—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小国家，人民的财产只有土地和金钱。人们根本不去关心他人。正如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在民主古希腊充满田园气息的历史上被忽视一样，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在临近1929年的美国社会史上同样被忽视。而到了1970年，社会各阶层在对自身的注解中都加入了民主；少数民族、黑人和其他弱势群体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知道自己拥有进入社会生活、获得关注的权利，同时保持自己本来的样子，而不是像早先的犹太人和爱尔兰人那样，把自己改造成白人新教徒的模样。即使在富人当中，在社交场合谈论股市已变得无聊和土气，而这在1929年是广受欢迎和赞许的风气。从全美来看，1929年的400万~500万股民的影响力远远大于1970年的3 000万股民。而在1970年，人民社会主义仍然只是一个神话，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阿巴拉契亚的穷苦白人、失业的劳动者和挣扎谋生的农民会告诉你这一点。　　华尔街—有时候如此美丽，如此富有诗意，直可叫诗人心痛—既是迫切需要物质和精神“绿化”的地方，却又几乎是美国最先被污染的地方。在富尔顿街著名的老斯威茨餐厅（Sweets）内挂着一幅1847年的相片，那时大规模的工业化还远远没有到来。照片几乎完整地展示了600码长的华尔街，直通向三一教堂，整幅照片中只出现了一棵树。伴随物质污染的，并且至今仍在继续着的是精神污染，即非人性化。几代人以来，华尔街的氛围就是要展现美国最无情、最冷酷、最卑鄙的东西。狡猾、吝啬、伪善的老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并不是无缘无故就成为华尔街传奇的，这并不是说华尔街过去（以及现在）完全是丑恶无情的。在华尔街，除了德鲁身上令人厌恶的品质以外，非凡的进取精神、慷慨大度、勇气与大奸大恶并存，成功与失败并存，有时甚至还有一种高尚气息。20世纪60年代，华尔街仍然有一种令人鼓舞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那就是在比生活更宽阔的屏幕上凸显人性（尤其是美国式的人性）；充当舞台，这或许是以占有、统治、归属为主题的高尚、纯粹的道德剧的最后舞台。　　但这是有代价的。只有很少的植物在那里生长，人也一样。当华尔街的国王们在高高的窗户后面经过过滤的空气里表演他们的经典戏剧时，华尔街的陪臣、奴仆和侍女们却连能够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微小满足感都没有。他们不能理解的数字和机器把他们变成了傻子。当人们从通往百老汇和华尔街的地铁上下来时，已经精神沮丧。男人们面部紧绷，显得全神贯注。漂亮的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胖。冬天，狂风在狭窄街道的角落回旋；夏天，这里空气沉闷、潮湿而又阴暗。聚集在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外面的神学辩论者仿佛精神病患者一样令人厌恶，而不是像滑稽戏小丑那样令人愉快。毫无意义的怒气，而不是贪婪，才是这里盛行的情绪。　　在1970年那样的革命性年代，华尔街，这个浓缩了美国诸多传统的地方，有可能在此时此刻置身事外吗？　　5　　对罗斯·佩罗来说不可能。对他而言，华尔街是清教徒的地狱，一个危险而令人着迷的地方，并且他很清楚，是他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财富源泉。他来到地狱，征服了它，仍然保持清白。从环境和性格来讲，他是不折不扣的西部民粹主义者，对“城里人”，包括那些华尔街人，抱有恐惧和怀疑，以及嫉妒和鄙视。他的童年在得克萨斯东部度过，父亲在一个遭受经济萧条的小城镇做棉花经纪商和马贩子，这样的生活确定了他的生活方式：10岁之前他就靠驯马来赚钱（其间多次摔断自己的鼻子），成为鹰级童子军①，学会自力更生，并信奉用诚实劳动换取诚实财富的加尔文主义信条。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不符合时代的人。他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相信美国不但仍存在未开发的边疆地区，而且这些地区仍是美国生活的主要部分。早在他出生之前很久就已消失的东西，倒可以作为他精神状态的总结。他认为，在美国，对有雄心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而有雄心的人的自然栖息地就是“边疆”。此时，即使他已经时来运转，在华尔街受到钦佩、羡慕或者憎恨，他仍然本能地将“西部”等同于“好”，而将“东部”等同于“坏”；坐飞机时—1970年底我曾陪同他乘坐了三天的飞机—他发现，当飞机向东飞行时，同行的乘客越来越紧张、压抑、势利和少言寡语，当飞机向西飞行时，他们则越来越大方、开朗和无忧无虑。　  他的祖上便有拓荒精神。他的祖父是南北战争之前从法国迁到路易斯安那的移民的儿子。在那个真正的拓荒年代，老佩罗沿河而上来到得克萨斯州的新波士顿市，在这里开辟出一块空旷地，用伐来的木头修了一间商栈和零售店。罗斯·佩罗高中毕业后在台克斯卡纳附近上了两年大专，随后混到了海军军官学校的入学资格，1953年毕业，学习期间成绩平平，但通过竞选班长展露了他的领导才华。他还展现了成为超级推销员的潜质。在海军积极服役4年之后，他成为IBM在达拉斯的计算机代理推销员。他的推销业绩卓著，以至于他升至任何一
 
    个带薪职位都会遭到减薪，因为公司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来控制他的收入。公司将他的销售提成降低了80%，并给他分配了年销售配额，超过这个配额的销售将没有提成。1962年1月19日他就将配额用光了，也就是说，剩下的11个月又12天他无事可做了。考虑了一下这种尴尬的状况之后，他在这年6月离开了IBM，组建了自己的公司—从事设计、安装和运营计算机系统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DS，Electronic Data Systems Corp.）—同时带走了他在IBM的两个极富才华的年轻同事，米利奇·A·哈特三世（Milledge A. Hart，III）和托马斯·马库兹（Thomas Marquez）。他没有投资者，也没有后台；他的初始投资只有1 000美元，这是得克萨斯州法律规定的组建公司的最小投资额。除他自己以外，董事就只有他的妻子、母亲和姐姐。有一段时间很艰难。（当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达拉斯建起自己的办公楼，并且将公司名称的缩写字母E.D.S涂于其上的时候，一些当地人还以为是一家叫做“Ed誷”的餐馆。）但他的毅力和推销才华没有白费。1965年，机会来了，这一年通过了医疗保障立法，EDS很快占领了先机。佩罗曾有一段时间在得克萨斯蓝盾公司（Texas Blue Shield）兼职，该公司从社会安全管理局获得了一份为缴纳医疗保险金开发一套计算机系统的合约。通过这层关系，EDS从得克萨斯蓝盾公司获得了一份转包合同。这只是开始。最终，EDS获得了11个州的医疗保障或医疗补助管理系统的开发合同，包括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印第安纳。公司从这些合同赚取了大部分收入，并且如《壁垒》（Ramparts）杂志1971年所尖刻指出的，成为了“美国第一个福利业的亿万富翁”。合计起来，到1968年，EDS有23份计算机系统开发合约，323名全职员工，约1 000万美元的资产，150多万美元的年度净利润，以及令投资银行家垂涎的增长曲线。　　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凭借我们将很快见识的手段，在1970年初打败了所有的城里人，而且是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成为亚当·斯密笔下的“金钱游戏”的最大赢家，名下资产的账面价值达到15亿美元。他本人与华尔街的关系始于1968年初，当时股票市场正在暴涨，饥渴的投资银行家们发现，从IBM舒适的陷阱里逃出来的佩罗这一伙人已经可以拿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了。17位投资银行家相继拜访了佩罗，鼓动他上市。起初，他同往常一样，表示绝不会上市。他不喜欢外部因素干预公司的事务，他只想自己做自己的事。但来拜访佩罗的第17位投资银行家不同。他是来自R·W·普莱斯普里奇公司（R. W. Pressprich）的肯尼思·兰格恩（Kenneth Langone），这是华尔街一家备受尊敬的公司。兰格恩是一个年轻、和气的股票推销员，说话很快，有意大利城市血统。从性格、脾气和背景来讲，除了崇拜金钱这一点以外，他与佩罗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截然相反。别的投资银行家提出以目前年每股盈余30倍的价钱销售佩罗的股票，后来是50倍，再后来是70倍。而兰格恩提出100倍，甚至可能更高。佩罗犹豫了几个星期，其间，他在公司内部开展了一系列空洞的关于像他们这样一个公司应不应该上市的讨论。可以想象，这些讨论会不过是对中层管理人员对公司将何去何从的猜想能力的一次奇异考验。但对于佩罗来说，这次精神检查真的只是自欺欺人吗？他的原则也和许多其他原则一样，是可以用金钱交换的吗？他下定决心了吗？不管怎样，他答应了兰格恩。　　接下来，佩罗开始了骗术学习，而他确实是一名机敏的学生。首先，兰格恩想知道公司有哪些股东。妻子、母亲和姐姐，佩罗告诉他。兰格恩说，这是不行的。于是佩罗构造了一个更能为人接受的董事会，由哈特、马库兹和公司的其他几个主要员工组成。接下来，必须调整公司的投资结构，比方说，分成1 150万股。一家年收入仅150万美元的公司能分成这么多股么？当然可以，兰格恩解释道，前提是你想做出高市盈率，把股票卖个好价钱。也就是说，EDS将出售32.5万股股票；佩罗本人也将出售32.5万股。余下的股票由佩罗和EDS的员工持有—员工大约持有150万股（他曾以奖金的形式分给他们股份），佩罗自己持有950万股。只上市65万股是不是太危险了，因为价格的波动可能相当大，从而伤害小投资者的利益？兰格恩告诉佩罗，65万股足够了。他指出，R·W·普莱斯普里奇公司本身就能造市，而且肯定能够维持价格的公平和稳定。最后达成的发行价格是每股16.5美元，是EDS每股盈余的118倍，当前股利的无穷倍，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股利。    在所有的谈判中，佩罗都完完全全扮成赤脚小子，假装被华尔街纷繁复杂的程序弄得晕头转向，实际上却在暗暗学习如何利用它们。他问兰格恩，这就是做生意的方式吗？任由一小撮大投资银行家愚弄市场？并不喜欢摩根和莱曼兄弟这类公司的兰格恩只是笑笑，耸了耸肩。佩罗提出了一些古怪的建议，比如向股票的原始购买者做出90天的退款保证—当然，他也知道在法律和实际操作上这都是不可能的—并试图模仿弗兰克·梅里威尔（Frank Merriwell）①的口吻亲自撰写招股书（“孤身一人，身处逆境，身无分文……”），但最终招股书
 
    还是被改写成常见的法律文书形式。他非常喜欢用传统拓荒者的方式对待承销商聘请的法律顾问，大名鼎鼎的文德律师事务所（Winthrop，Stimson，Putnam & Roberts）：在纽约时，一名律师邀请佩罗在华尔街一家高级俱乐部共进午餐，后来，当这位律师来到达拉斯后，佩罗坚持要在当地一家下等餐馆回请。1968年9月12日，EDS的股票刚一上市，就很快被认购一空，堪称那个鲁莽年代最成功的新股发行之一，这个土包子在一夜之间有500万美元的现金进腰包，还拥有市价总共2亿美元的股票。所有原先忍耐着这个乡巴佬的华尔街人突然间都笑不出来了。　　这个乡下人真的一直都是个超级骗子吗？也许，但肯定不是故意的。实际上，佩罗完全可以称自己为一个心灵纯粹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的行为准则体现了早期美国人的品质—节俭、早起、勤奋、崇尚竞争、个人主义—而他确实从中受益。他能够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找到道德支持，这是非常有用的能力，尽管对别人来说这可能令人苦恼。华尔街让他成为富人，所以华尔街或许没那么糟糕，也许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头脑简单的纸老虎式的无赖。在股票上市后的几个月里，佩罗对华尔街的兴趣增加了。他每个工作日都要从达拉斯打电话给兰格恩，一有可能就亲自拜访。每次拜访时，他都要去普莱斯普里奇公司里负责交易EDS股票的那间交易室。股票价格飞涨。投资机构开始买进它，甚至还有从日内瓦和黎巴嫩发来的奇怪订单，这让有恐外情绪的佩罗很不安。有时他会抗议：“不要把我的股票卖给他！我不想要他当股东！”但交易员只会笑他，然后还是把股票卖出去，而价格一直在涨。最后，1970年，EDS的股票卖到了160美元。现在，拥有900多万股的佩罗在账面上拥有近15亿美元，这恰好是他出生的1930年美国联邦预算的40%。　　这位新晋的富有个性的亿万富翁并不把自己当大人物，而把自己视为全美青年的榜样：“在美国的某个地方，会有一个年轻男子或女子打破我的每一项财富纪录！这就是这个国家蕴藏的机会。”同样富有个性的是，他公然表达出对得克萨斯其他新贵近来行为的不满，宣称他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亿万富翁。他决定只给他的5个孩子留下很少的遗产，“这样他们会拥有和我同等的机会”。他的大部分财产都会或早或迟地用于“改善美国人的生活”。作为开始，他为达拉斯地区的童子军捐了100万美元。他为达拉斯的公共教育系统捐献了200多万美元，用于资助黑人聚居区的试验性小学建设。他拒绝从应纳税收入中扣除慈善捐赠，尽管这是他的法律权利，因为他认为从道德上讲他应该向如此厚待他的国家纳税。1969年，他开始关心美军在北越的战俘的遭遇，12月，还试图亲自为他们的利益与北越当局斡旋。（他两次争取到印度支那的特许飞行，但都失败了，然而，从个人满足感的角度来讲，并非完全徒劳无功—起码能让人们相信，也许还包括他自己，在现代世界，单独一个人并不是完全软弱无力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资本家，也是一支善良的力量，不论人们怎么说。）他本能地让自己加入道德对抗，而按照他的道德标准，他总是赢家。1969年，曾有一群西部沿海地区的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来要求他（我猜，他们勉强能够说得出口）资助“革命”。他避而不见或者把他们打发走了吗？没有。相反，他趁此机会给他们上了实际的一课。他用最商人化的方式问：“革命要多长时间？要花多少钱呢？”激进分子哑口无言，因为他们没有想好答案。　　他把自己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品德，而把品德变成了自己的行为。但佩罗有可能是伪君子吗？道德中的伪善行为，就像民法中的欺诈行为一样，必须有“故意”这个要素，即实施行为的人知道自己在实施侵害行为。从这一点来讲，佩罗并非故意，因此，他并不伪善。　　6　　4月22日，佩罗得知他身价大跌时极为漫不经心。整个早上他都闷在达拉斯的办公室里，与EDS正在拉取的客户公司的管理人员在一起。下午1点从办公室一出来，他便拿起电话，打给办公室另一头的汤姆·马库兹。　　“有什么新消息？”佩罗问。　　“呃，”马库兹说,“股票跌了50~60点。”　　后来，佩罗说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会说，这件事“纯粹是抽象的”。虽然喜好历史，并且到目前为止历史与他的预想吻合，但佩罗并没有立即把这件事放入历史的背景下考虑。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处世哲学有某种倾向，并且与大多数商人一样，倾向于特立独行，而不是为赚钱而赚钱。他真实的想法是，这整件事对他没什么紧要，因为他在8年间赚到的这15亿美元并不是真正的钱，并不能很快或随时变现。他还有可能想，他并没有因为这次突然崩盘变得一贫如洗，因为，他（在账面上）仍然拥有10亿美元上下的资产。他后来说，他认为没发生什么真正大不了的事情。     EDS的股票在4月22日早上到底遭遇了什么至今无人知晓，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晓。然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这只股票的下跌与公司经营方面的任何坏消息无关。相反，公司传出的都是相当好的消息：1969年的每股盈余比1968年翻了一番还多，即使是1970年第一季度经济衰退总体加剧的时候，EDS的利润仍比1969年同期增长了70%。很明显，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 　　EDS的股票是在场外交易市场① 交易的。不到一年，这一长期以谣言、混乱和秘密操作为特点，因而声名狼藉的交易方式将得到革新，取而代之的是电子技术的奇迹，一个名叫纳斯达克的系统—这是一个计算机系统，场外交易者只需要按几个按钮，看着自己桌上的屏幕，就能够知道不在股票交易所挂牌的几千只股票中的任意一只股票当时哪家公司的买价最好，哪家公司的卖价最好。实际上，纳斯达克将把场外交易市场从一个低级市场，提升到一个非同一般的地位。在当时，交易员的桌子上还没有那种显示屏，要想获得EDS这样交易量稀少的股票的最好价格，就不得不打电话给十几家别的经纪公司，询问他们的报价，还要与本公司的其他交易员在喊声中讨论他们获得了什么买价和卖价，最终确定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是永远不会告诉公众的。在这样一个市场中，操纵股票的机会是无穷无尽的。由一群情绪激动的讨价还价者在没有窗户的黑屋子里操纵着—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骨子里流着十足盗窃犯的血—由超负荷运转而又人员不足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漫不经心地监管着，20世纪60年代的场外交易市场是用基督徒喂饱狮子们的绝佳竞技场。　　EDS股票的“问题”在于，当市场上所有其他股票经历恐慌时，它的价格丝毫没有下降。比较而言，大学计算公司（University Computing），EDS所在行业的领导者，在4月22日的价格比前一年的最高价格下降了80%，而EDS的股票价格却正处于峰值。不论盈利记录如何，EDS150美元左右一股的股票从技术层面上讲，处在极度有风险的位置。同时，大部分的股票供给掌握在追求快速回报的共同基金手中，而它们一旦看到任何下跌的迹象，就会迅速抛售。市场参与者称之为“弱度持有”。上述现象不会没有人注意，例外也不会发生在4月22日。很可能，某个或某些大的投资者，或许在日内瓦，或许在黎巴嫩，或许就在纽约，看到了一个把他们前几天在其他股票上的惨重损失弥补回来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们准备对EDS股票进行大规模卖空，并首先进行测试性的卖空，来试探它的强弱。一旦股票在压力之下出现几个点的下跌（可以这样推测），他们则增大卖空的规模。突然降低的价格于是引起持有EDS股票、追求快速回报的共同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们的注意，他们的手指正有些发痒。凭借一流的速度和敏捷的身手，投资组合经理开始抛售。报价越来越低—145、135、120—恐慌则在继续。黑屋子里的人们果断而雷厉风行，在他们操纵的市场上，抛售恐慌能够像8月下午的暴风雨一样迅速让天空变色。　　临近正午时，EDS的股票降至80~90美元，并稳定在这一水平；或许一手造成股价下跌的卖空者觉得屠杀已经完成，现在要开始优哉游哉地享受他们的猎物了。　　以上情景，至少是能够从已知的情况和经验中合理推演出来的。普莱斯普利奇公司的兰格恩作为股票惨跌事件中的焦点，却宣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说：“天塌了。这是一个可怕的市场，EDS的股票处于那么高的价格，处境是很脆弱的。没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但是很明显，有人组织了对股票的卖空袭击。”当然，从逻辑上讲，没人能够指责普莱斯普利奇公司参与了共谋。在抛售狂潮开始之前，这家经纪公司还持有EDS的大量股票，因此毫无疑问希望维持股票的价格，那个艰难的上午对它想必是无法很快忘记的。有人说，EDS几近崩溃。但它挺住了，而且毫无疑问，罗斯·佩罗挺过来了。　　7　　这就是历史上单只股票在一天之内的最大下跌。但公众投资者呢？成千上万的投资者，要么直接持有，要么通过共同基金间接持有，都把他们储蓄的一部分投入了EDS的股票，他们可不仅仅是金融史上一次重要事件中目瞪口呆的投机者。简单地说，他们是失败者，输掉的也许是上大学的学资，也许是一次休假的旅资，也许是赖以养老的部分退休金。他们中极少有人有幸以16.5美元的原始发行价格或与之接近的价格买入EDS股票。与通常受追捧的新股发行一样，尤其是在1968年那样疯狂的市场下，大部分原始股都落入了职业经纪人手中。在股票经过经纪公司的吹捧、市场简讯的渲染和急于赚取佣金的各色人等的推波助澜后，小投资者才能染指，买入股票—当然，也是在股价一飞冲天之后。在这一套早已为人们熟知的套路之下，怀揣着几千美元而不是几十亿美元的公众投资者，突然对价格正处于顶峰的热门股票产生了兴趣，纷纷在几乎是最高位购进EDS的股票。一个以150美元买入的投资者，他所投入的15 000美元在一天之内变成了10 000美元，或者1 500美元变成了1 000美元。对他而言，在黎巴嫩或日内瓦或华尔街或佩罗的坠落人间日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抽象。从情理上讲，他所损失的实实在在而又无奈的几百或几千美元，比佩罗数百万美元的抽象损失严重得多。    那么，小投资者受骗了吗？事实是，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受骗。回想起来，EDS向公众发行如此少量的股票，固然置公众投资者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但佩罗从他所咨询的17位投资银行家那里获得的专业意见是，要想维持股票在全美市场的稳定，需要30万~50万股股票，而他实际发行了65万股。因此，很明显，错在华尔街，而不在佩罗。况且，EDS与当时的许多新公司不同，不见其有任何借用高压的推销手段误导投资者，或者靠报表处理伎俩粉饰资产负债表的行为。它是一家健康的盈利公司，市场对其股票的狂热是市场的一相情愿。实际上
 
    ，即使经过4月22日的崩盘，EDS投资者的处境，仍然好于投资于其他更有名的股票的投资者，包括繁荣年代的大部分股市宠儿。截至4月22日，凌刑啬房菩沃特公司（Ling-Temco-Vought）已从170美元跌至15美元；四季疗养中心（Four Seasons Nursing Centers）从91美元跌至33美元（很快将一钱不值）；数据处理公司（Data Processing）从92美元跌至11美元；帕温卸喽荆≒arvin-Dohrmann）从142美元跌至19美元；休闲国际公司（Resorts International）从62美元跌至7美元。与佩罗不同的是，那些自身或者身边的顾问判断力不佳，以致对这些股票进行了投资的人，并没有剩下10亿美元的财产。　　EDS是一家相对健康、值得尊敬的年轻公司这一事实，凸显出其股票的突然崩盘在更大意义上的重要性，它对佩罗这样高高在上的将军是如此抽象，对小投资者这样的下士却是如此具体。如果说EDS的股票投资者被欺骗了，那么，在那个4月，数千万的其他小投资者也被骗了。　　EDS股票的崩盘和佩罗令人眩晕的个人损失，代表了1970年市场恐慌的规模和荒诞。它们是那次恐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唯一事件，就像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那一天，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在恐慌最盛的时候出现在交易所场内，代表一群联合投资的银行家，出价205美元购买美国钢铁（U.S. Steel）的股票一样。并且，EDS的崩盘所处的更大的市场灾难与40年前的情形如此相似—与智者们所说的，一遍又一遍，仿佛咒语一般，不可能再发生的情形如此相似。灾难再次发生了，这就是历史；但它是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发生（这还是历史）。华尔街的20世纪60年代是20年代以新的不同方式的重演—不同之处在于，60年代更为复杂、狡猾、民主，或许，从根本上讲，更为有趣。
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1)
    作为一个社会人物，吉尔伯特的生涯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金融生活的面貌。他几乎本能地完美体现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人们曾经熟悉但现在已经褪色的美国式生活方式：喜欢空想和自我毁灭，盲目追求风险，喜欢在午夜驾车狂飙或匍匐在赌博轮盘旁，最终遭遇毁灭，不是偶然的毁灭，而是这种生活方式所固有的毁灭……　　1
 
　　1962年的股市崩盘打击了1961年兴起的证券投机商号和它们的疯狂客户，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挫了25%，让新一代的投资者和赌徒明白了赔钱是可能的。这次崩盘是对过去的回顾，而不是对未来的展望。它不是“第一次”，而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以偏远小镇的经纪公司以及经常光顾他们的业余玩家为主导因素的危机；最后一次发号施令的是个人投资者的情绪，主要是恐惧和贪婪，而不是共同基金或养老金信托公司这样由计算机辅助决策的大机构。　　糖尿病昏迷，一种能够预防的灾难性的人类疾病，发展得非常缓慢。它所带来的危险的疲乏感削弱了人们想要彻底消除疾病的理性警觉。股市危机也是如此。1929年的大危机在达到顶峰之前实际上在主要方面已经发展了一年，1962年的危机从各方面来讲规模都小一些，发展了5个月。继道琼斯指数在年底创下新高，接近735点以后（恰好差不多是1929年9月时的两倍），股市开始了持续稳定的下滑。一年前对投机的危险性提出谨慎警告的专家们，此时却成为投机热潮的受害者。1962年1月和2月，他们指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正处于“健康的调整”，并且推荐投资者继续谨慎地购进股票。一个下滑的股票市场变成一个急剧下滑的股票市场需要的不是原因，而是借口。4月，它找到了一个借口，因为肯尼迪总统决定在价格上涨问题上与美国钢铁工业及其领头羊美国钢铁公司死抗到底。以肯尼迪一贯的豪华风格，这场对抗演变成了高级情景剧，就像6个月后的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与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罗杰·M·布劳（Roger M. Blough）在白宫关起门来开了个会，联邦调查局的人拂晓时分来按门铃，会议的结果总算令人满意—钢铁业投降，价格回落。　　但这花了怎样的代价呀！从前一年的“肯尼迪市场”大赚了一笔的投资者突然发现这个来自白宫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是商业的敌人。问题不在于肯尼迪是否真的在对抗最白热化时私下说过“我父亲总是告诉我商人是杂种”，而在于美国1 700万股票投资者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认为他说过。市场连续几周下挫，5月21~25日出现了过去十多年最严重的一周下滑。接着，5月28日，道琼斯平均指数下跌34.95点，仅次于历史上1929年10月28日38.33点的单日跌幅，后来的华尔街文献称这一天为蓝色星期一。而且，这样的下滑导致了在当时不可思议的935万股的日交易量。在后来，这样的交易量算是小的，最新的股票交易所系统处理这样的交易量的两倍都不会有问题。但是，1962年使用的股票收报机（自1930年就在华尔街11号顽固甚至声音沙哑地发出滴滴声的机器）招架不住这样的交易量，以致星期一收盘后一个多小时才完成交易记录，收盘的钟声敲响两小时28分之后，才将当天的交易记录打印出来。这天晚上，早上还存在的200亿美元的股票价值已经灰飞烟灭。　　但星期二才出现真正的混乱。对包括IBM这样的蓝筹股在内的十多只领头股票的卖出委托铺天盖地，远远超过买入委托，以致根本不能开盘。已经开盘的股票跌幅惊人，一小时后道琼斯指数已经又跌了11点。股票交易所和经纪商之间的联系由于不堪重负而彻底中断，一些场内经纪商发现，最有指望让交易所职员收到他们的交易报告的办法是用尽力气大喊。许多买卖委托干脆在这片混乱中消失了，或许他们是幸运的。那些交易委托得到执行的客户后来发现，他们支付的买入价比他们谈好的高了几个点，而收到的卖出价则低了几个点。中午前后，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强劲的反弹开始了，结果人们发现，反应慢了56分钟的收报机撒了华尔街最大的慌—它正在一本正经地记录前面的跌市而不是现在的涨市。下午浩劫结束时，自诩为高效率市场的华尔街已是一片狼藉。反弹持续着，到星期四晚上，所有星期一和星期二上午的损失都弥补回来了。但很快，市场又以更加缓慢的速度开始下滑。到6月中旬，道琼斯指数跌至535点，肯尼迪繁荣—作为60年代晚些时候将会出现的繁荣的序曲—已经结束了。　　在1962年的“小崩盘”中，谁遭受了损失，或者谁遭受了最大的损失？很明显，是那些追捧新股的人，那些廉价股票爱好者，那些1961年靠投机暴富的百万富翁。他们用最少的保证金购买波动最大的股票来赚钱，要么在5月28日之前，要么在那灾难性一天的头一个小时，他们被逐出了市场。而那些相对保守的人呢？他们用较高比例的保证金购买比较受尊敬的公司的股票。为其硬件上的技术崩溃而懊悔不已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在当年晚些时候做了一项研究，以确定在5月底的事件中哪些人做了哪些事。结果是很有启发性的。美国金融界正在崛起的巨人，共同基金，赢得了光荣。资金雄厚、管理谨慎、坚持诚信传统的共同基金在星期一市场下跌的时候主要买进股票，而在星期四市场上涨的时候主要卖出股票。因此，除了保护它们的投资者不冒过大风险之外，它们实际上稳定了市场。恐慌主要来自个人投资者，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投资者、外国投资者和新来的各色移民。这是一次个人危机，是由突然横扫百老汇到利特尔福尔斯、苏黎世到大章克申市的大众情绪引起的。如果说1962年5月的危机是最后一次由个人而不是机构控制的股市大事件，那么，昔日的传奇人物爱德华·M·吉尔伯特（Edward M. Gilbert）成为它的最大受害者，也就很正常了。2　　吉尔伯特出生于1922年，当时的纽约是一个古怪的地方，居住着大大小小的百万富翁和准百万富翁。他的父亲和叔叔是帝国木业公司（Empire Millwork Company）的主要持股人和管理者，这是他们的父亲创建的一家稳健的小木材企业，该公司的第一次壮大是借着1920年9月华尔街的一次神秘而可怕的爆炸带来的合同。很久以后，埃迪·吉尔伯特的父亲哈里这
 
    样形容他：“小时候去任何地方他都是跑着的。”但巴德·舒尔伯格（Budd Schulberg）① 笔下的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② 只是埃迪·吉尔伯特的一个侧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梦想比成为好莱坞的统治者更加复杂和宏大。最开始，他是一个聪明却偷懒的学生，对数学情有独钟，也是一个天才而狂热的运动员，一个被宠坏了的宝贝。父亲的纵容让他金钱无忧而道德薄弱。在贺瑞斯曼男子学校读书时，在一群有钱人的公子哥当中，他是一个可怕的网球手，获得过跳水冠军，也是长跑运动员。在缅因州的温尼贝哥营，他连续四个夏季被评为最佳运动员。　　二战初期他被康奈尔大学录取，靠网球和拳击成名，得过宿舍的象棋冠军，是有名的恶作剧者，却一如既往地忽视学业。一年级或二年级的时候，他离校参加了美国空军。他先被派往北非，后来是意大利，为军方报纸工作，对学习外国语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天分。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美国人，当然会在这群说话结结巴巴的农村人中间脱颖而出，但此时的吉尔伯特显然在不止一个方面表现出众。服役期间，他继续保持对身体强健的追求，精通了更多的体育项目，包括滑水和板球。他一如既往地全力参加比赛，仿佛比赛是工作而不是游戏一样。　　战争结束回国后，他回到康奈尔待了一阵，但并不长久。很快，他进入父亲的公司。在初学经商期间，他自己进行了一系列投资，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他资助了一名职业拳击手，结果那人也失败了。他当上了百老汇戏剧《离夏天有多远》（How Long Till Summer）的联合制片人，该剧请黑人民歌手乔希·怀特（Josh White）的儿子主演，是倡导“全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先锋剧目，曾得到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夫人的公开赞许。但《离夏天有多远》要么太超前了，要么不合时宜，于1949年12月27日在剧场剧院首演时，遭遇票房惨败，一周以后停演。吉尔伯特还涉足股市，却没有获得值得注意的成绩。在验证了成功商人的后代通常缺乏商业天赋这句老话的同时，他对音乐，尤其是歌剧，产生了深厚的热爱。在他身上，人们似乎可以看到熟悉的无实际能力而喜欢搞艺术的第二代的影子，而这一印象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他在帝国木业的工作很快出现危机。该公司在战后建筑业的繁荣发展中壮大起来，并向公众发行了股票，股票发行为哈里·吉尔伯特带来了约800万美元的现金。他和以往一样任由儿子挥霍，多年以来总是如此。这就像父子二人之间无声的交易。哈里·吉尔伯特从未担任帝国木业的首脑，他是一个继承了大笔家业的和蔼可亲的人。从来没能在业界呼风唤雨的他，渴望在他的朋友和同事面前做一个重要、有魄力而有趣的人。靠着父亲的钱，儿子才能做那些生意，并且把办公室电气化。毫无疑问，有时候父亲根本不明白儿子一再提起的那些错综复杂的生意是在干什么—债券呀收购呀之类的。但承认这一点是丢脸的，而且在鸡尾酒会上说“我们正在做一桩大买卖，但现在还不能说”却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于是，哈里·吉尔伯特一次又一次地出钱，从儿子那里买到了商业上的虚荣。　　早在1948年，埃迪·吉尔伯特就觉得家里的公司小得容不下他，于是开始梦想把它当做工具，通过与其他公司合并，建立一个真正配得上它的宏伟名字的公司—一个真正的帝国。1951年，28岁时，他要求他父亲赋予他更大的责任，让他成为董事。哈里·吉尔伯特拒绝他后，埃迪·吉尔伯特自行离开了这个做硬木地板的企业。　　这实际上是以退为进的一步。对于小吉尔伯特独立建立的公司，有两个版本的故事。一个版本于1962年发表，说他的公司成功了，4年后被哈里·吉尔伯特收购，从而把儿子带回帝国，并支付给儿子2万股帝国的股票。另一个说，埃迪企图通过自己的公司垄断木材市场，结果失败了，损失了一大笔钱，被父亲所救，才弥补了他的巨大错误。无论如何，1955年，埃迪又回到帝国，拥有了新的行动权力和自由。早在1948年，他在田纳西州为帝国办事时就与美国最大的硬木地板公司E·L·布鲁斯公司（E. L. Bruce and Company）相熟了。自那以后，他就梦想着收购布鲁斯公司，把它作为献给帝国皇冠的一枚宝石。布鲁斯公司当时每年的净销售额是大约2 500万美元，比帝国大得多，但它是一家呆板的公司，管理保守，控股的家族死气沉沉，是有野心的捕食者经典的猎物。1955年，埃迪·吉尔伯特说服他父亲将自己和公司的大部分资源用于收购布鲁斯公司的计划。　　现在，埃迪终于要大展拳脚了。他开始与华尔街的重要人物交朋友—他的胆识令经纪商欣赏，他们也乐得从他那里赚取可观的佣金。他的有些朋友来自金融界的最高层。很明显，他通过承诺向勒布罗兹公司（Loeb，Rhoades）的老约翰·勒布（John Loeb，Sr.）钟爱的哈佛大学捐赠10万美元获得了他的青睐；以后，他会自称为拉扎德·弗雷尔公司（Lazard Fr弐es）害羞的大人物安德烈·迈耶（Andr?Meyer）的重要客户，以及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夫人的密友。同时，吉尔伯特开始在自己周围聚集一些社会名流，他们会向他索要一些股市消息，反过来，他也可以利用与他们的亲密关系获得上流社会的承认。
3　　这些新朋友的关键作用在于“社交”。与19世纪美国绝大部分大金融家，还有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笔下的杰伊·盖茨比（Jay Gatsby）①，这名贩酒商渴望着戴西·布坎南（Daisy Buchanan）的码头通行证，而布坎南的话就等于金钱—一样，吉尔伯特相信富人身上具有特殊的品质。对他而言，他的渴望是进入复杂的美国版的宫廷
 
    生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流社会。有趣的是，对以财产继承和盎格鲁腥隹搜费澄〉恼嬲纳狭魃缁幔托碌摹⒐夤致嚼氲摹⒉荒敲磁磐獾挠槔质澜纾此降目Х裙萆狭魃缁幔飨圆患忧帧Ｋ粤秸咄非螅徊还欠挚非蟆?960年，随着民主思想的发展，或者仅仅是税赋对传统财富的瓦解，真正的上流社会迁往乡村，在中产阶级上层中消失，而产生于疯狂娱乐的萧条和战争年代的咖啡馆上流社会，则由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的放纵和挥霍的本质，失去了它的地位。　　但是，即便吉尔伯特相信上流社会丧失了世纪初的形式，他也没有表现出来。相反，看上去他相信它的生命力，并谋求借助它进行自我实现。实际上，他可以为他的新朋友提供很多东西。他此时30岁出头，身材矮小精瘦，长着黯淡的蓝色眼睛，稀少的头发下是一张精明的脸，一种直接的个人魅力遮掩了他的虚荣和极端的好胜心。有时候他的新朋友会在背后嘲笑他爱在社交中装腔作势和卖弄，不过他们仍然参加他的派对，并且利用他的市场消息。有人指责他是一个撒谎成性的人，他们原谅他是因为他看上去真的相信自己的谎话，尤其是关于他自己和他的过去的谎话。他是一个有强迫症的赌徒，好笑的是，却是一个糟糕的赌徒。运气好的时候，他会将赌注翻番，直到将赢来的钱输光，或者玩赌注更大的纸牌游戏，运气差的时候他往往会孤注一掷。不过，他似乎总能非常轻松地接受大笔损失，仿佛这样能够显示他是个输得起的人，而金钱对他根本不算什么。人们提到他时都说他是个有趣的人，这是自然的，因为他为那些喜欢追逐和传播闲话的人提供了谈资。　　在他的不断怂恿下，他的新朋友还有他的父母、姐妹、表亲、姑妈以及所有禁不起他说服的人，纷纷购买了布鲁斯公司的股票。1958年3月，对布鲁斯公司股票的收购进入高潮阶段，当时这只股票在美国股票交易所卖到大约25美元一股。整个春季，吉尔伯特父子和他们的亲戚以及埃迪的朋友都在买进这只股票，直到6月，它涨到70多美元，并开始了每时每刻的剧烈波动。布鲁斯公司的股票此时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囤积，这是危险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随着价格的上涨，布鲁斯公司的家族管理层终于迟钝地认识到股票正面临偷袭。他们的防御措施就是自己买进股票，从而加大股票上涨的压力。与此同时，主要由投机者构成的第三方一直关注着股票剧烈而且明显不合理的上涨，并且看到了卖空的机会—即先借入股票用来出售，待泡沫破裂后，再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并交割给借出方。于是，到了5月和6月初，布鲁斯公司一方和吉尔伯特一方购买的大部分股票都是来自那些手里根本没有这只股票的人。这些股票来自理论上而不是实际上的“虚拟供给”，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6月，股票涨到77美元，敌对的双方总共拥有的股票，或者说有文件表明他们拥有的股票，超过了该股票的实际发行量。卖空者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如果股票借出方要求他们交割那些他们一借入即卖出的股票，他们是办不到的，而股票的拥有者有可能逼迫他们以此时奇高的价格买入所欠的股票。　　囤积在华尔街有漫长而臭名昭著的历史。老“海军准将”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在19世纪60年代就发起过三次，让那些中了他的圈套的卖空者和股票被他操纵的公司都遭遇了灭顶之灾。1901年北太平洋公司（Northern Pacific）的崩盘，正是因为遭遇了布鲁斯公司所遭遇的囤积—对控制权的争夺。其结果是全国性的恐慌，以及世界股市的震荡。纽约股票交易所经历的最后一次囤积发生在1922年，是针对皮格利威格利公司（Piggly Wiggly Stores）股票的。就布鲁斯公司事件而言，恐怕吉尔伯特和布鲁斯家族都没想过囤积，它只是控制权争夺的意外副产品。而且，由于布鲁斯公司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微不足道，因此并没有造成全国性恐慌的危险。不过，那些没有卷入这场争斗的布鲁斯公司股东却有可能成为无辜的受害者，而且，在华尔街，包括1958年的美国股票交易所，“囤积”一词代表着不光彩的过去，令人提之而色变。于是，6月中旬，美国股票交易所采取行动，中止了布鲁斯公司股票的交易，以保护无辜者。人们立即开始在场外市场交易这只股票，那些慌忙争夺其少得可怜的供应量以完成交割的卖空者，让股票疯狂涨至188美元。（股票供给来自无辜的股票持有者，有些也可能来自吉尔伯特言而无信的朋友，他们出卖自己的忠诚以换取迅速的利润。）随着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介入，吉尔伯特和布鲁斯家族开始谈判和相互指责，你来我往，最后终于达成相互妥协。9月尘埃落定之时，吉尔伯特持有布鲁斯公司50%的股票，并成为布鲁斯公司董事会主席。帝国改名为国家帝国（Empire National），作为对其地位提升的彰显。1961年，国家帝国与布鲁斯公司正式合并，取名为E·L·布鲁斯公司（E. L. Bruce and Company）。    1958年秋，从混战中走出来的埃迪·吉尔伯特终于获得了成功。很明显，凭借他所拥有的布鲁斯公司高价股票，他在账面上已经是个富人，同时，他也赢得了社交圈中的支持者的尊重，并且，由于参与了由他所引起的囤积，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由于此次囤积事件与1901年那一次相似，他被媒体拿来与昔日的巨人J·P·摩根和E·H·哈里曼（E. H. Harriman）相提并论。这名新晋巨头的真正目标可能会遭到老派贵族人士的嘲笑：成为实际上由寄生虫组成的上流社会的领导人。这个上流社会是个国际性的偏激而鼓吹艺术的社交圈子，当时
 
    已经开始被人们戏称为“喷气机富豪”。但吉尔伯特不这么看这个圈子。他喜欢把布鲁斯公司称为建筑材料工业中的蒂凡尼（Tiffany），这个他在与布鲁斯公司的长期争夺中所使用的戏称显示了他的雄心。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他开始宣传自己的形象。他在大都会歌剧院长期定下一个星期一的包厢。虽然并非所有的包厢拥有者都是音乐爱好者，他却是一个，而且，他也喜欢出现在他们中间。他结识了咖啡馆上流社会的两大显赫人物，埃尔莎·麦克斯韦尔（Elsa Maxwell）和伊戈·卡西尼（Igor Cassini）。有时候吉尔伯特会自我陶醉地问卡西尼是否认识与他年纪相仿而又比他更有钱、更举足轻重的人，卡西尼会圆滑地一笑，然后摇头。他聘请卡西尼的马提雅尔公司（Martial and Company）担任布鲁斯公司的公共关系顾问。出现在卡西尼的报纸专栏上的、关于吉尔伯特近况的文章，是由卡西尼自己作为布鲁斯公司的媒体代理人提供的，而这实际意味着，对于卡西尼的专栏版面，卡西尼愿卖，吉尔伯特愿买。他让他的妻子罗达，一个漂亮的布鲁克林女孩，接受语言障碍治疗和仪态训练。最终，他把股票交易交给一个叫弗朗西斯·法尔（Francis Farr）的经纪商打理，后者也是一个经常出入俱乐部的人，他的兄弟在著名的怀特和卡斯律师事务所（White and Case）任职，还是圣詹姆斯主教教堂的教区会员。他为乐俱乐部（Le Club）提供地板装修，以换取特许会员资格，这是纽约一个邀请会员制的迪斯科精英俱乐部。他在第五大道买了一套大公寓，并用法国古董填满了它，其中大部分是一流画作，还请了四名佣人。有时候他住在位于棕榈滩的豪宅里，典型的20世纪初照片中的上流社会派头。他在法国蓝色海岸的马丁角买了一幢大别墅，一有空就与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① 和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Aristotle Onassis）之类的人聚在一起，或者在奥运规格的游泳池边举办室外派对，旁边还有乐队伴奏。在派对上，埃迪总是用热情好客交换指挥的权利，他会充当乐队指挥，给出奇怪的指示。“大家都去打保龄球吧！”午饭过后，他会对他的宾客们大喊着说，于是四五十名有钱而时髦的或者准有钱和准时髦的宾客，为了满足他的愿望，会老老实实地跳进他们的轿车或者由他安排等候一旁的豪华轿车，奔赴摩纳哥豪华的四道保龄球馆。他生活在梦想中，一步步实现它的细节，并且像盖茨比一样，等待在下一颗星上敲响的音叉发出的声音。　　4　　但他并不真正有钱。除1961年外，他大概都是入不敷出。据说他的账面净资产最高曾达到1 000万美元，但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的账面利润来自借款，他的资产抵押水平总是维持在极限状态。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资产抵押水平，完全是因为他签订了信贷条款。1959年，他在没有通知公司董事会的情况下从国家帝国公司账上借钱。这显然是不当行为，但他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现之前就连本带息偿还了借款，因而未被追究。他总是缺现金，每年1月1日他都会一次性地预支他在帝国全年的工资。到1960年夏天，他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国家帝国公司的股票下跌了，吉尔伯特的经纪商要求他增加保证金①，而吉尔伯特在纽约已经处处举债了。他欠数十位艺术品经纪商一大笔钱。有消息说，把他欠他父亲的私人债务算在内，他那时至少身负100万美元的债务。但他还是挺住了。当朋友劝他卖掉一些艺术收藏品时，他拒绝了。他说，卖掉它们就等于丢脸。　　在那个特殊时刻挽救他的是1961年的牛市，以及恰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出现的人们精神上的振奋。遵照朋友的建议，他打算聘请杰利·芬克尔斯坦（Jerry Finkelstein）为顾问，后者是商界和政治界的显赫人物（后来当上了纽约市民主党主席），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国最佳的金融公共关系人选。虽然不抱希望，吉尔伯特还是向芬克尔斯坦发出邀请，预备遭到拒绝。但令他惊喜的是，芬克尔斯坦接受了，条件是布鲁斯公司的一大笔股票期权。接下来的事就很奇怪了：仅仅由于芬克尔斯坦的同意加盟，吉尔伯特就重拾自信，变成了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开始自己做他本来聘请芬克尔斯坦来做的事情。聘请大师的结果是解放了大师，芬克尔斯坦基本上什么也不需要做，只需要在布鲁斯公司股票大涨的时候数钱就行了。现在，吉尔伯特与他父亲相比占了明显的先机。当布鲁斯公司与国家帝国公司合并时，埃迪·吉尔伯特成为合并后的公司的总裁，而哈里·吉尔伯特成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该头衔的实际意思是—通常如此—“被踢出局的高层”。现在，他第一次成为商界受人尊敬的重要人物。他在布鲁斯公司的成功，使得两年前几乎不会让他进门的投资银行家现在找上门来，希望他同意由他们帮助他为以后的投资提供融资。吉尔伯特在股票市场上的购买力也大大增强了，这不仅是因为他手中的股票价值提高了，而且因为他的“朋友”数量在短时间内有了令人瞠目的增加，他们会非常高兴地把钱投向他指出的方向。这导致了危险的新一轮的乐观情绪。到1961年5月，吉尔伯特得意异常，扩张的欲望又一次抓住了他，他开始了为他招致毁灭的冒险。    他想为他的名叫布鲁斯的帝国得到赛璐特克斯公司（Celotex Corporation），这是一家大型建筑绝缘材料制造企业，总部设在芝加哥，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开始，他以大约30美元买进它的股票，后来趁它正好跌到24美元的时候，加大了买入力度，并一路追购，直到1962年初它涨至42美元。但他这一次的收购被迫中断，因为赛璐特克斯公司比布鲁斯公司大得多，其发行量是布鲁斯公司的三倍多，交易量则多一半。但此时的吉尔伯特相信自己是战无不胜的。他持有差不多50万股布鲁斯公司股票，分别抵押给孟菲斯、瑞士和其他地方的债
 
    权人，这让他拥有了数百万美元的购买力。他开始动用这笔钱购买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他让他的朋友（以及表亲和姑妈们）尽最大可能地购买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他又从父亲那里借钱，同样投入了赛璐特克斯。就连他的宿敌，布鲁斯家族，也受到这个从他们手里夺走公司控制权的人的蛊惑。1962年初，他们批准他动用公司的40万美元用于购买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后来又增加了约100万美元的赌注。3月，吉尔伯特亮牌了。他宣布，他拥有赛璐特克斯公司10%的股票，要求进入董事会。赛璐特克斯公司总裁亨利·柯林斯（Henry Collins）起初拒绝了，但拒绝得犹疑不决，很明显他只是在使用缓兵之计。吉尔伯特眼看着就要大获成功了。　　接着，连续发生了两件事，一件公事一件私事，加速了他的命运进程。市场开始不满肯尼迪与钢铁业的对抗，而吉尔伯特的婚姻也在前一年11月出了岔子，他只得飞回拉斯韦加斯，因为在内华达州必须居住满6个星期才能提出离婚诉讼。毫无疑问，以他的赌徒本性，他以为赛璐特克斯一役胜利在望，他可以通过电话下达远程命令，来完成最后的进攻。或者，在这个看上去即将胜利的时刻，他或许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吓得逃离了恐慌的现场。不知为何，4月底，他突然离开自与妻子几个月前分居后在沃尔多夫居住的住所，飞往拉斯韦加斯完成居住期。　　吉尔伯特采取了严密的安全防范，防止他的离开可能导致的布鲁斯公司或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任何市场恐慌。布鲁斯公司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去向，他们被要求发誓保密。他使用了假名—爱德华·西顿（Edward Heaton）。（斗志昂扬的爱德华①，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吉尔伯特仍然保持了他的幽默感。）他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安装了私人电话线路，可以直拨到他在纽约的办公室总机，这样，来电者可以立即转接给他，就好像他仍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一样。他的对外信件首先发到纽约或者布鲁斯公司在孟菲斯的总部，然后转发给相应的收件人。　　吉尔伯特的个人习惯和地球的转动使他在拉斯韦加斯陷入奇怪而令人精疲力竭的时间表。3小时的时差意味着纽约股市在内华达时间早上7点开盘。因此，每天早上，吉尔伯特必须在沙漠拂晓时分起床，接通电话线，从经纪商那里获得纽约的早间报价。股市开盘时，他打电话的频率不得不加强，一直到拉斯韦加斯中午时分，东部股市收盘的时候，他的电话线都无法停歇。下午，他会去赌场逛一逛，一直玩到晚上。他梦到过完美赌局吗，让他赢得一大笔钱从而将赛璐特克斯公司收入囊中的赌局？即使有，也是徒劳的。后来他承认，他在拉斯韦加斯赌博确实输了很多钱。　　有时，他像一只机警的蜘蛛，在真实世界中展开迅速的掠夺，然后快速退守。内华达州离婚法规的苛刻性使得他必须这样做。要想成为内华达州居民，他必须证明自己在6周的时间内在每天的某一时刻待在州边境以内。他请一名内华达州永久居民做他的证人，恰巧他的保镖符合这一条件。这名证人会在下午陪他去机场，并在第二天下午去机场接他，正式记录他的存在。5月初，他以这种方式去了两次纽约，去寻找更多的资金。但股票市场此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下滑，使吉尔伯特的偿债能力受到影响，他的债权人不愿再借钱给他。实际上，他从内华达赶来不但没有任何用处，还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谣言很快在放款人当中传开，说吉尔伯特遇到麻烦，处境艰难。5月中旬，他去芝加哥会见赛璐特克斯公司的柯林斯（午夜起飞，翌日在内华达的土地上留下脚印，穿过去机场的路上沿路店铺闪烁的灯光，凌晨1点30分再次起飞）。在芝加哥，柯林斯现在同意在赛璐特克斯公司给吉尔伯特一个董事会席位以及另选一名董事的权利。吉尔伯特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信誉状况，必须立刻得到董事会席位，但柯林斯坚持等到赛璐特克斯公司6月20日召开下一次董事会议时再宣布，因此，吉尔伯特带回他在沙漠中的藏身之所的胜利是虚有其表的。　　吉尔伯特持有的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已达15万股，股市每跌一点，他就必须再找15万美元增加保证金，或者冒被经纪商卖掉股票的危险。遵照他的建议而持有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朋友现在有差不多50人，由于他们大多数也是以保证金购买股票，随着股票的不断下跌，他们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们中的许多还持有布鲁斯公司的股票。他们有三个选择：卖掉赛璐特克斯的股票；卖掉布鲁斯的股票来支撑赛璐特克斯股票的头寸，这会进一步压低布鲁斯公司股票的价格，对吉尔伯特同样不利；或者找来更多的现金支付保证金。吉尔伯特的购买力已经枯竭了。他欠经纪商、朋友、瑞士的银行以及纽约黑社会放高利贷者的钱，这些债务现在通通压向他，而股票市场仍在不停地下跌，每天把他越抛越远。    5月的第三个星期成了吉尔伯特的噩梦，他不停地打电话求助，求债主借给他新的钱，求经纪商保持耐心不卖掉他的股票，求朋友再坚持一下与他同舟共济。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不停地被拒绝。绝望中，吉尔伯特重操旧业，赌了最后一把—为了避免必然的破产，他不惜冒犯罪的危险。吉尔伯特命令布鲁斯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分别向名为罗德斯实业公司（Rhodes Enterprises）和帝国硬木地板公司（Empire Hardwood Flooring）的两家公司开具由布鲁斯公司账户负责支付的支票，它们实为吉尔伯特制造的假公司，他用这些钱支付了保证金
 
    。支票金额高达200万美元，这一举动已构成重大盗窃罪。　　这是冒险的一击，当然，它是基于吉尔伯特的渺茫希望，那就是布鲁斯公司和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能够突然上涨，从而减少吉尔伯特必须缴纳的保证金数目，让他能够抽回盗用的支票金额，偿还给布鲁斯公司。按他自己的计算—当然没有考虑欠他父亲的巨额债务—如果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高于31美元而布鲁斯公司股票高于32美元，他就有能力偿还债务。5月25日星期五，两只股票均出现上涨，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以31美元收盘，布鲁斯股票则收于323/8美元。这让他有了一线生机。但吉尔伯特第一次表现出了悲观。那一天，他曾对一名兼职秘书说：“按照今天的形势，星期一将有一场杀戮。”后来，他对《纽约时报》的M·J·罗森特（M. J. Rossant）说：“我突然感到不可能全身而退，也不可能不伤及无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一次吉尔伯特对市场的预感如此正确，但是由于欠下了累累债务并盗用了资金，他将自己紧紧地套在了网中，使他徒然拥有先知而束手无策。读者可能还记得，他所说的将有一场“杀戮”的星期一就是“蓝色星期一”，20世纪截至当时纽约股票交易所跌幅第二的一天。　　5　　那个致命的星期一的早上，吉尔伯特蜷缩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不停地打电话，一刻不停地盯着远在3 000英里之外的华尔街的下跌态势。整个上午，布鲁斯公司股票在30美元上下摇摆不定。打击于纽约时间正午时分到来，一名经纪商告诉吉尔伯特，布鲁斯公司股票现在是23美元一股。他无法相信，挂了电话又打给另一名经纪商，后者确认了这个毁灭性的消息。顷刻间，电话铃声响个不停，都是他的惊惶的债权人从纽约和瑞士打来的。　　吉尔伯特现在对自己承认失败了。他后来说，星期一余下的时间里他就像一个“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拳击手”。布鲁斯公司股票这天收于23美元，下跌了93/8美元，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收于25美元，下跌6美元。吉尔伯特这个星期一的个人损失达到500万美元。除了应付债权人以外，他整个下午还要应付那些听从他的建议购买了布鲁斯公司和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朋友，他们也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星期二形势出现了大的好转，布鲁斯公司股票涨了53/8美元，但上涨幅度太小也太短暂，根本救不了他。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完全没有好转，而他还有其他无法偿还的债务，包括从毫无防备的布鲁斯公司那里盗用的200万美元。　　星期二晚上，吉尔伯特尽可能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很明显，得到赛璐特克斯公司的美梦完结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建立或者保住一个帝国，而是避免破产，并且有可能的话，避免牢狱之灾。他认为，他的希望在于找到一个能够一次买下他的全部或大部分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买家，用所得的钱偿还他从布鲁斯公司“借”的钱。他记起一家名叫路宝来（Ruberoid）的建筑材料公司曾经表达过持股赛璐特克斯公司的兴趣。不论达成这笔交易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他必须能够在纽约待一天以上。于是，尽管离他在内华达州的居住期满只有一两个星期，他还是放弃了离婚的梦想，于星期三阵亡将士纪念日飞到纽约，回到他在沃尔多夫的寓所。　　星期四，他陷入更大的风暴。吉尔伯特发现他能获得的与路宝来管理层见面的最早时间是下个星期一，6月4日。整个星期四白天，他在沃尔多夫的寓所围满了他的债权人，有些人甚至从瑞士远道而来。他无法满足他们，只希望能够卖掉赛璐特克斯公司的股票。星期五，知道他的处境以及他不得以采取的犯罪行为的朋友们劝他立即宣告破产。悔恨交加却顽固的他拒绝了。　　实际上，吉尔伯特还有一点时间—准确地说，是6个工作日。6月12日，星期二，是预先定好举行布鲁斯公司下一次董事会议的日子，到时候向罗德斯实业公司和帝国硬木地板公司贷款200万美元一事一定躲不过。因此他必须在那之前拿出解决办法，不然事情就要败露。他最后能够争取到的贷款只是6天的时间—这一次贷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6月4日星期一—第一天—他按计划与路宝来公司的管理层见面，坦率地向他们承认自己处于危机，并建议，既然无论如何他们都想购买大量的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那么还不如利用他此时的困境接手他持有的股票。路宝来公司的人看上去很感兴趣，但还没有给他明确的承诺就结束了会谈。第二天，处境仍然绝望的他将整个事情经过告诉了他在谢尔曼斯特林律师事务所（Shearman and Sterling）的律师。可以理解地，他们感到吃惊，并着手采取可能的防御措施。为了避免吉尔伯特在恐慌中加重罪行，他们告知布鲁斯公司的管理人员不要再在任何情况下照他的指示签署支票。作为弥补他承认所犯罪行的第一步，他们要求他向公司出具个人借据，并以个人财产做担保。    第三天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进展，但在第四天—6月7日星期四—突然出现了希望之光，路宝来的执行副总裁告诉吉尔伯特一个几乎难以置信的好消息，那就是他的公司愿意以一个公平的价格购买30万股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这笔交易即使完成，也不会让他免于破产，但他将能够挽救他的朋友和追随者，并且摆脱盗用布鲁斯公司款项的罪名。　　吉尔伯特用星期四余下的全部时间和星期五从朋友那里收集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准备
 
    好交割。6月11日星期一，布鲁斯公司董事会之前的最后一天，由于股票已稳稳地拿在手里，他花了几个小时享受一种感觉，那就是他可能在一切结束之后仍保留某种荣耀，他或许不会失去一切—他的别墅、他的追随者以及他在上层社会的地位。布鲁斯公司的董事会在星期二早上10点30分召开。吉尔伯特抽着雪茄，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和黑色矮帮休闲鞋出现在那里。他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对其他董事讲述—有人已经知道或差不多知道了—他从事的疯狂而复杂的交易，以及它们如何最终导致他未经批准动用了在座的所有人受托共同看管的资金。接下来是激烈的争论。有些人希望吉尔伯特立即辞职，有些人建议谨慎从事，或者至少等当天股市收盘后再辞职，以防止再次出现对布鲁斯公司股票的恐慌。就在紧张而压抑的讨论当中，路宝来公司向吉尔伯特传来消息，说该公司撤回向他购买大笔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意向。　　这是对吉尔伯特致命的一击。午饭时会议中断，他没有同其他董事一起用餐，而是回家收拾了一个手提箱，到他的银行保险箱取了8 000美元现金，订了晚上7点30分飞往巴西的机票。既然他最后的合法出路被堵死了，他决定开始真正的流亡。巴西当时已经成为走入歧途的美国金融家们的长期避难所。已经来到这里浪费时间、吹嘘过去、玩纸牌和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买卖的有：出身富贵的公司窃贼洛厄尔·比勒尔；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大盗窃犯本杰克·凯奇（BenJack Cage）；出身贫寒、专门贩卖虚发银行股的年轻股票经纪人厄尔·贝尔（Earle Belle）。吉尔伯特肯定不愿意与这些滑稽透顶的无耻之徒混在一起，后来他一直骄傲于一点，那就是他与他们完全没有共同之处。但事实是，在1962年6月12日，他还是与他们所有人有一个共同点—让人们认识到，迫切需要与巴西这样与美国没有有效引渡协议的国家建立司法关系。　　下午2点30分，布鲁斯公司董事会议重新开始的时候，吉尔伯特又回来了，冷静而自信。他现在需要做的是说服董事会推迟公开宣布他的辞职，以及其中不光彩的原因，直到他离开美国。只要推迟到7点半！他乞求。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他解释说他正好需要5个小时联系最后一位可能的放款人。经过另一轮冗长而激烈的争论后，董事会同意了，吉尔伯特又松了一口气。当然，可能的放款人是虚构的。他大约5点30分离开他在布鲁斯公司的办公室，假装去见作为他最后希望的放款人，并说将在7点左右带着最后消息回来。在其他董事紧张地等待时，吉尔伯特雇了一辆豪华轿车，接上他的父母，他们陪他到了艾德威尔德机场。哈里·吉尔伯特说，在车里，埃迪“歇斯底里地发疯”。但到达机场后，他冷静地支付了机票钱，毫不引人注意地登上了飞往里约热内卢的班机。飞机因为某种原因推迟起飞，让他最后害怕了一次，但8点刚过就起飞了。　　在布鲁斯公司的办公室里，董事们越来越担心。8点15分，他们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打电话，报告他们了解的一切情况。已经太晚了。8点30分，埃迪·吉尔伯特的飞机到达飞行高度向南飞去，哈里·吉尔伯特给布鲁斯公司的董事打电话，遗憾地告诉他们，他的儿子不会回来了。　　6　　他在巴西生活得相对平静，只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巴卡巴纳区找了一个相对舒适的公寓，经常不刮胡子，避免去夜总会和赌场，有时写写信，做点当地生意，还学习葡萄牙语锻炼语言技能。（他没有为自己配备有司机的卡迪拉克。）永远爱他的父母时不时给他寄钱。“我无法面对别人。”他对去他那里拜访他的《纽约时报》的罗森特说。他还坚定地说：“我会用整个余生偿还一切。”同时，人们有时听到他把他的彻底失败归罪于除他之外的任何人和所有人：拉扎德、勒布、罗兹、赛璐特克斯公司的柯林斯、言而无信的朋友以及肯尼迪总统。他对一个国内来的拜访者抱怨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们叫我天才，但我不是。如果不是他们告发我，一切本来都可以避免。”　　这就是他的逻辑，也是那些继续忠诚于他的朋友的逻辑：如果不是他的债权人不合时宜的不耐烦，以及股市5月的崩盘，吉尔伯特就能够把赛璐特克斯公司收入囊中，在被揭发之前偿还从布鲁斯公司借的钱，并成为英雄。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个与现实完全不符的逻辑。实际上，后来人们发现，他的债务超过资产大约1 400万~1 500万美元。不论是最宽大的债权人，还是最风调雨顺的股票市场，大概都不能永远保证他不因过度的野心遭受惩罚。可以肯定的是，5月的崩盘只是加剧了他的陷落。　　同时，在国内正进行着毫无意外的揭发和毫无体面的争吵，竟然成就了一种虚假的体面，与孤独地流落在外、把时间花在葡萄牙语语法上的吉尔伯特形成强烈反差。6月底，布鲁斯公司谋求并获得了法院的禁令，以防止吉尔伯特夫人私自处置他们夫妇二人拥有的家具和艺术收藏品：尤其是布歇（Boucher）① 的《维纳斯梳妆》（La Toilette de Venus）和《丘比特与普续克》（Psyche and Cupid），它们在禁令申请中价值9.5万美元；莫奈（Monet）的《花》（Flowers），价值7.5万美元；和弗拉戈纳尔（Fragonard）① 的《少妇的画像》（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价值9.2万美元。与此同时，司法部对吉尔伯特的15项证券欺诈提起诉讼，国内收入署则提出对他的税务置留权的申请，一直上溯到1958年，总额达300多万美元。7月中旬，纽约方面因为他盗用布鲁斯公司公款以重大盗窃罪再次对他提起诉讼。他的朋友当中有的仍然忠于他，他们坚持认为他被误解了，而且他从来没有有意做坏事；有的则不愿再承认认识这个人。他那些在布鲁斯公司和赛璐特克斯公司股票上赔了钱的老朋友及商业伙伴伊戈·卡西尼，现在觉得称他为“骗子”一点不过分。到了11月，所有加在吉尔伯特身上的联邦和州诉讼总共可判他194年监禁，而此时，他突然回国了。他一下抵达纽约的飞机，就被联邦司法官围住。他被逮捕，又很快被保释。    他说他回来是因为他厌倦了无所事事和拉丁美洲的慵懒风格，显然这是真的。（他的一些朋友开玩笑说5个月是犹太孩子能够离家在外的最长的日子。）但还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吉尔伯特的父亲在他不在的时候为他聘请的纽约刑事犯罪辩护律师阿诺德·鲍曼（Arnold Bauman）已经告诉他，危险扫除了。确实如此。吉尔伯特因保释而获得了至少4年半的自由，其间他与他的律师不断向不同的检察官保证供出其他的犯罪分子。他说他可以供出好多人，他在拉扎德和勒布罗兹公司那里有东西。这些保证没有得到履行。1963年5月，他和罗达·
 
    吉尔伯特终于离婚，一周以后，他娶了一位名叫图丽德（Turid）的挪威空姐。别墅、艺术收藏品和池边派对已成过眼烟云，但吉尔伯特和他的新娘很过了一段好日子。他们穿着体面；住在公园大道上的一套公寓里；他们有了两个孩子，还去波多黎各度假。同往常一样，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他开了一家新公司，名叫诺瑟林公司（Northerlin Company），经营地板。他仍然是一名好商人。诺瑟林第一年赚了20多万美元，吉尔伯特按照承诺偿还一些小债权人的债务—欠他第五大道公寓的油漆工2 300美元，欠F·A·O·施瓦茨公司（F.A.O. Schwartz）138美元。此外，他又开始以10万美元一年的花销过起了以往的生活。他又开始在股票市场投机，不过是以他妻子的名义。一些上流社会不那么无能的子弟又开始试探性地留意他。　　有些美国人会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但埃迪·吉尔伯特没有。以他的性格，他重返股市不可能成功，但即便是这样，他也确实赚了不少钱。背负多项指控、靠保释获得自由、欠债1 000多万美元的他在1963~1967年之间有两次成为“有钱人”，有两次“陷入绝境”，还有一次甚至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他在诺瑟林公司的经营中有太多投机取巧，这家本来很有前途的新公司开始亏损，最终为了扣减税负被卖掉了。而他借助从未履行的承诺从民政当局那里争取来的时间已经用完了。1964年，他承认了12项重大盗窃罪和3项证券欺诈罪。每一项罪行都设定了判决日，但每个判决日到来时，判决都被推迟了。眼看着他似乎将无止尽地逃避监禁，但1967年，当局终于对一再拿不出有效证据的他失去了耐心。这年4月，他只偿还了1962年全部债务的极小部分，而且还增添了新债，联邦监狱的门终于为他打开。他两年以后获得假释，而此时他的盖茨比生涯已经彻底结束了。　　7　　吉尔伯特不能算是金融家。在赌桌上和股票市场上，他的一言一行都遵循着世界上最古老而确定的失败轨迹—如果不断将赌注翻番，平均法则最终将会打败你，那时你便出局了。他对华尔街的改革也没有什么催化作用，他的投机方式和最后的犯罪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是原创，而这些罪行的暴露也没有导致新的防范性法律或证券交易委员会法规的出台。而且，除了盲目相信他的亲戚朋友之外，也没有很多无辜的投资者受到他的行为的严重伤害。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留意他呢？　　作为一个社会人物，吉尔伯特的生涯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金融生活的面貌。他几乎本能地完美体现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人们曾经熟悉但现在已经褪色的美国式生活方式：喜欢空想和自我毁灭，盲目追求风险，喜欢在午夜驾车狂飙或匍匐在赌博轮盘旁，最终遭遇毁灭，不是偶然的毁灭，而是这种生活方式所固有的毁灭。不论是垮掉的一代还是生于镀金时代的美国人，不论漂亮的还是丑陋的，都随着大萧条和二战成为过去。但吉尔伯特不知道这些。他很早就在潜意识中形成了特有的野心，一直不肯放弃，最终让他的野心毁了他。由于生得太晚，他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开始用华丽的方式进行自我毁灭。　　或许，所有那些抱着很高希望的人都曾和他一样—尽管赌注可能不及他押得大—把积蓄押在1961年大量出炉的新股票上，并在1962年被打翻在地。60年代末，1968~1970年之间，将出现一次更大的投机风潮和泡沫破裂。但那一次将是由机构主导的，到那时，美国的股票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个人和小部分自我经营的投资者无法操纵的地步，类似吉尔伯特和他的那一小帮追随者的行为将无法撼动它。　　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统治股票市场前夕，即1961~1962年的投资环境，对吉尔伯特而言是完美的，他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疯狂追求虚荣的他渴望借助财富和声誉实现个人身份的改变。而60年代晚些时候的金钱追逐者将给自己设定更加务实的目标—他们要通过加入统治者来报复统治者，要推动国家进步，要藐视整个世界；他们将懂得吉尔伯特所不明白的道理，那就是拥有金钱并不能让生活变成奇迹。他是1962年典型的失败者，体现了股票市场对空想的毁灭，同时他也成为对未来的预言。
第三章　Go-Go的诞生(1)
    蔡在富达很快就出名了。他总是打扮得无可挑剔，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冷漠得像佛像一样。他的表现俨然一个精明决断的以短期收益为目的的选股高手，在各只股票当中游刃有余，来去自由，他与它们的关系绝不似婚姻或者哪怕试婚，而更像是一个与戏子混在一起的浪子……　　1961年出版的《韦氏新国际词典第3版》（Webster誷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将“go-go”定义为“发现于菲律宾的一种藤蔓”，或者，指“班图人”。1966年的《兰登书屋英语词典》（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摈弃了这些生僻的语义，在“go-go”词条下注明参见“a gogo”，后者被定义为“随心所欲；内心的满足；丰富热烈（多用于舞蹈表演、迪斯科舞蹈等的名称）”。1969年出版的《美国传统英语词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则提供了这一词条最古老和有学术意义的来源。它说，“a gogo”意思是“快而活泼地；自由地。主要用做副词：活泼地跳舞（dancing a go-go）；也可用做形容词：活泼的舞蹈（a go-go dance）”。它进一步解释说，这个短语来自法语，在法语中的意思是“快乐地”，有可能源于古法语的“gogue”一词，意思是欢乐或喧闹，由它派生出英语（最早是中世纪英语）中的“agog”一词。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大概是1965年底或1966年初，这个短语在美国获得了一种含义，但直到它所描述的现象结束以后，这一含义才为字典所收录。“go-go”一词开始特指股票市场中的一种操作方式，当然，这是一种自由、迅速、灵活，有时候甚至掺杂着喜悦、快乐和喧闹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迅速买进卖出大宗股票，专门赚取快速利润，特指一些共同基金的操作方式，而这些基金此前从来没有以如此自由、快速、灵活的方式对任何事物进行过操作。　　这种投资情绪和操作方式似乎首先诞生于美国信托公司的发源地波士顿。在美国，为其他人代管资金的行业开始于波士顿这个美国直至南北战争结束时的金融中心。信托的初衷是保存资本，其本质是保守的，它在波士顿所吸引的从业者也是如此。约翰·P·马昆德（John P. Marquand）的小说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在波士顿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代表最无懈可击的正直和庄严的受托人形象：银白色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但又不是过度整齐；蓝色的美国人的眼睛一眨不眨，至少在工作时间是这样；皱纹从鼻子延伸到嘴角，形成令人信赖的几何等腰三角；嘴唇只在每天设定好的时刻沾酒，而且以精确的对身体有好处的剂量；打扮无可挑剔（衣着上最夸张的举动是系一个小巧、整洁的蝴蝶结），只有一个明显的瑕疵—他在整个成年生活中只戴同一顶灰色的扁帽；他每天的必修课如此有助于养生，以至于他的生命很少会在85~90岁之前结束。　　然而，波士顿的受托人并不缺乏想象力。他是外向的雅典人，而不是经常被误认为的内向的斯巴达人。早在1830年，马萨诸塞州高级法院的塞缪尔·普特南（Samuel Putnam）法官曾写下了著名的观点：　　人们唯一能要求受托人的是，他能够保证行为的忠诚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应该观察那些谨慎、思虑周详和富有智慧的人是如何管理事务的，不是看他们如何投机，而是看他们如何永久地保住资金，学会考虑收入的可能来源，以及投资资本的安全。　　这种源于波士顿的“审慎原则”是信托法的一次重要法律自由化，并且是一项生命力持久的原则，直到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它仍然是受托人信奉的基本准则。1924年的波士顿是美国投资管理业另一次划时代创新的发源地，在这里诞生了最早的两家共同基金，马萨诸塞投资信托基金（Massachusetts Investors Trust）和道富投资公司（State Street Investing Company）。二战后，一个名叫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二世（Edward Crosby Johnson II）的波士顿人在比肯山麓默默无闻而又漫不经心地开创了冒险投资文化的先河。　　虽然从来不是职业受托人，但约翰逊基本上就是典型的波士顿受托人的化身。20世纪60年代，他正好60多岁，是一个充满活力、身材矮小精干的人，得意于自己在拉格尔斯乡村俱乐部一杆进洞的纪录。与传统的受托人一样，他喜欢戴扁帽和领结。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好像温和的教育和舒适的生活让他免受时间的苛责。他用他特有的富有魅力的声调谈论“任何事”和“任何人”，但他的话总是掷地有声。他说话就像放连珠炮，听上去有些口齿不清，因为他的舌头无法胜任地传达他跳跃的思维。　　他1898年出生在波士顿郊区，父亲是波士顿一家老纺织品公司C·F·哈比公司（C.F. Hubby）的合伙人，祖先是17世纪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的清教徒自由公民。他继承了另一个曾在南北战争中担任联邦军长官的祖先的名字。他先进入米尔顿学院，又毫无悬念地进入哈佛，后来与门当户对的表妹埃尔希·利文斯顿（Elsie Livingston）成亲。他又顺从父亲让他当一名律师的意愿，进入哈佛法学院，然后加入波士顿有名的罗普斯格雷律师事务所（Ropes and Gray）。1925~1939年，他在那里工作了14年，专攻公司重组与合并。但一直以来他的心思都在股票市场。    他最先对股市着迷是在1924年，当时他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看到埃德温·勒弗尔（Edwin Lefevre）的《股票操盘手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Market Operator）的长篇连载，讲述的是著名投机商杰西·利弗莫尔的职业生涯。“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的激动”，近半个世纪之后他对朋友说，“一切都写在那里，或者以隐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人人靠自己的世界，没人请求帮助，也没人施与帮助。你有怎样的成就，不取决于你是谁的朋友，而取决于你自己。利弗莫尔，多了不起的人，总是那<
1第三章　Go-Go的诞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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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的手段和惯施的骗术 　　异乡的中国人轻车熟路　　杰拉尔德·蔡的东方面孔和背景，加上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1870年对东方人擅长黑暗手段和惯施骗术的漫不经心的描写，最终成功地把他以天才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但让他与爱德华·约翰逊走到一起的，是比对股票市场的共同爱好更加深刻的原因。　　约翰逊可以说是一个东方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地传统，一是个人喜好。他的祖先，早年的美国商人，是东方迷，原因非常实际—东方是他们财富的大部分来源。绕过合恩角① 搭载着快速帆船到来的东方文化与东方货物一起，影响了波士顿的建筑和室内装饰以及思想，甚至它的社会价值构成。在曾经为劳伦斯家族和洛厄尔家族（the Lawrences and the Lowells）所有的波士顿公园旁边，是占据两间房屋的联合俱乐部（Union Club），里面除了挂着19世纪长着络腮胡子的旧时美国大人物的画像之外，还有两幅中国商人庄严的画像。约翰逊本人有一个坚持一生的爱好，一个难得的继承于他父亲的爱好—研究东方宗教。对远东的亲近感来得那样自然，就像他一定会去哈佛一样。　　蔡也早已做好结识美国文化的准备。如果说他的内心仍然是东方的，足以激起和满足一个波士顿人的好奇，而他的思想和举止则惊人地西化。除了他流利而地道的美国口语还能略微透露他的东方背景之外，他开朗、务实、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思维富有逻辑、进取心强，基本上已是美国商人的典范。　　还有一股力量让约翰逊和蔡走到一起。年轻人一直非常像他的母亲，一个坚强而了不起的女人，有独到的商业意识，在上海市场上讨价还价是她的儿子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但相对地，他与父亲不太相似。在约翰逊身上，他毫无疑问找到了父亲的替身，爱德华·约翰逊也非常乐意而骄傲地担任了这一角色。约翰逊自己有一个儿子，一个聪明而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名叫爱德华·克罗斯比·约翰逊三世（Edward Crosby Johnson III），昵称内德（Ned），也在富达工作，可以预见的是，这将使故事的情节变得更加复杂。　　蔡在富达很快就出名了。他总是打扮得无可挑剔，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冷漠得像佛像一样。他的表现俨然一个精明决断的以短期收益为目标的选股高手，在各只股票当中游刃有余，来去自由，他与它们的关系绝不似婚姻或者哪怕试婚，而更像是一个与戏子混在一起的浪子。继续前面的比喻，有时床单甚至还没有凉，他又换了下一个。约翰逊，蔡眼中的约翰逊“先生”，也是公司所有人乃至整个共同基金行业所有人眼中的“先生”，对他非常欣赏，少有不满。几年后，蔡这样评价他的前老板：“基本上，约翰逊先生不像其他波士顿的投资人士那样保守。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并不真正喜欢传统。他总是希望让你独立思考，给你独自完成工作的机会，而不是作为一个团队或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在他让你独立思考的同时，也会给你一个索套。‘这是你的索套，’他会说，‘去干吧，但不要忘了把自己圈在里面。’这是他最喜欢说的话之一。还有一句是：‘独立完成。两个人拉不了同一把小提琴。’”　　1957年，蔡对自己在富达从事的工作已感到非常自信，他给约翰逊写了一张便条，请求—实际上近似于要求—约翰逊同意他开设自己的增长基金。“他只用了半个小时来决定，”蔡很久以后回忆说，“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把我写的便条还给我，说：‘去干吧。这是你的索套。’”　　蔡的索套名叫富达资本基金（Fidelity Capital Fund），是公司第一只公开投机的公众增长基金。从一开始，他就用当时被认为是彻底赌博的方式来操作。他把富达资本基金的钱集中投资于几只当时被认为过于投机和冒险、不适合共同基金的股票（比如宝丽来、施乐、利顿工业）。他会一次购入1万股或更多股票，并冷酷地告诉他的经纪商，假如他们不能在不使股价大幅上涨比如1~2点的基础上凑齐这些股票，交易就取消。经纪商们会抱怨，但通常还是能凑齐大宗股票。由于有大笔佣金，如果一个经纪商不能按照蔡的要求完成交易，自然还有别的经纪商。他的年投资组合转手率一般会超过100%，也就是说，每一股股票都会倒手一次，这在当时的机构投资圈子里是前所未闻的比率。他对市场变化猫一样的迅捷反应很快就声名远扬。“观察他的反应是一件很美的事，”约翰逊说，“多么优雅，多么及时—漂亮！要知道，如果他出现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内，会立即成为它的首席交易员。”随着富达资本基金净资产的上升和新资金的涌入，蔡开始与各大公司的管理者密切接触：国际电话公司的哈罗德·吉宁（Harold Geneen）、联合食品公司（Consolidated Foods）的内森·卡明斯（Nathan Cummings）以及洛伊斯公司（Loews）的劳伦斯·蒂施（Laurence Tisch）。尽管公众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已逐渐为企业圈所熟悉和惧怕。一家公司的股票被突然抛售1万股可不是儿戏，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办到这一点的人则是值得结交的。　　所有的升起之星都会遭遇挫折，这个投资界年轻的毕加索在1962年的险恶市场环境中也遭遇了一次重挫。他把重点放在成长型股票，只重仓持有少数几只股票的整个操作方式，意味着在股市崩盘时会面临巨大风险。1962年5月的浩劫过后，富达资本基金突然看上去像一只被戳破的气球。但蔡很快就重整旗鼓。那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他突然表现出异常的乐观。6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投入了富达资本基金的2 600万美元购买股票。股市飞速上扬，到年底，这只基金的资产价值在3个月内上涨了68%。　  蔡现在已经将他的手法掌握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遇上了施展它的理想市场环境。同时，他在自己的公司里也获得提升。到1963年，蔡已拥有约翰逊的投资管理公司富达管理研究公司（Fide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20%的股份，相当于爱德华·约翰逊持有的一半。此时他开始将自己看做约翰逊的接班人。富达资本基金的资产价值一再上涨，最终，在1965年这个股市获得丰收的年份，基金增长率达到近50%，转手率120%。
 
　　沸腾岁月到来了，对此，杰拉尔德·蔡比任何其他人的贡献都大。突然间，他全国闻名。和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一样，他既喜欢出名，又害怕出名。富达从未聘请过公共关系公司，当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争先恐后地敲响他的房门时，他既惊讶又局促。当《纽约客》的一名记者要求对他的私人生活进行专访，好登在该杂志的“城市闲谈”栏目上的时候，他让他的秘书回复：“蔡先生从不允许报道他的私生活。”但是，不论怎样，媒体还是对他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谈论，有私生活的也有非私生活的。到了那个疯狂的秋天，他已经成为股市毫无疑问的金童。曾经，三十多年前，约翰逊眼中的英雄杰西·利弗莫尔也充当过同样的角色，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些希望借他发财的追捧者研究。曾经，“杰西·利弗莫尔在买入！”是人们疯狂抢购一只股票的信号，现在，它变成了“杰里·蔡在买入！”与利弗莫尔一样，在他的名望之下，他的预言开始具有某种自我实现的能力。他的传奇获得了自我延续的魔力，他买入或卖出一只股票的举动本身，就能使一家公司的市值在几小时内增加或减少数亿美元。利弗莫尔未曾受到联邦证券法的困扰，但现在，该法明确禁止股票操纵。但证券法能拿蔡怎么样呢？所有人都要跟着他下注难道是他的错吗？虽然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但他就是身不由己地成了一个股票操纵者。作为新时代的第一位巨星，他为监管制造了全新的问题，而华盛顿的监管者起初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至于爱德华·约翰逊，虽然他将杰西·利弗莫尔视为炮战中的海军司令，他自己却没有变成另一个利弗莫尔，他的本性太含蓄、太波士顿化了。但现在，显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培养了一位。　　接下来的问题是，蔡的种族和国籍对他的神秘成功有多大的贡献，又有怎样的道德含义？华尔街从未有过一位非白人的领导人，实际上，连不是纯粹盎格鲁腥隹搜费车男陆掏蕉己苌佟Ｏ衷冢辛艘桓觥；蛐恚梢宰晕野参康匾孕鼗彻憷跃印５媸钦庋穑课鞣缴缁嵩缫鸭豆饺说挠跋炝土钊艘苫蟮牡赖铝α浚凰遣祭堤亍す乇氏录永Ｄ嵫翘越鹑戎幸煜绲闹泄耍蛘呃系缬爸械谋说谩ぢ澹≒eter Lorre）①，或者新电影中的早川雪州（Sessue Hayakawa）②：文雅沉着、举止礼貌、智慧过人，骨子里却非常西化，能够本能地觉察和追逐划算的买卖。一个不迂腐的波士顿受托人慧眼识珠，发现了一个新的活生生的东方天才，并放任他在美国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急切地追随蔡进入冒险游戏的华尔街人，以及蜂拥而至希望分一杯羹的投资者，并不是受到了高涨的社会情绪的指引。他们是在追随一位他们认为会让他们变富的金钱魔术师，一位他们既不希望也不可能有个人交往的胜利者。　　3　　1965年，蔡在富达的职业生涯来到一个岔路口。老约翰逊现在已经年过65岁，很快就可能退休。谁会是他的继承人？蔡，还是约翰逊自己的儿子内德？小约翰逊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英俊而富有才干，本身也拥有非凡的投机眼光。他有非常无聊的幽默感。他会对父亲说：“对于你的指挥台和试婚，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有些人有非常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你就是其中之一。”老约翰逊会开心地笑一笑。确实，作为一对父子，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地融洽。对杰里·蔡，内德·约翰逊很少说话，除了偶尔在会议室里与他就某只股票的优缺点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有时候，他们争论的东西似乎比他们实际说出来的要多。蔡现在有着功成名就的自信，在股市中享有号召全美国的影响力，他再也不会在富达的会议上默默无闻了。最终，他直接向约翰逊提出了继承问题。那一定是一个对两者都很艰难的时刻，但约翰逊坦然地面对了它，没有逃避。他只是说，内德是他的儿子，他希望内德最后能够继承他。蔡明白了，他知道富达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家族企业。但他也知道，他不能也不必忍受一个永远做二把手的未来。当年晚些时候，他辞职了，将他手中的富达股份以220万美元卖给了公司，然后取道纽约，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新基金。　　他所推动的新的、令人兴奋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管理投资资金的方式，现在已经成为全美国的风潮。随着共同基金资产价值的上升，新的资金不断涌进来。蔡和他的同类人似乎为那些有几百或几千美元拿来投资的人发明了一种造钱机器。大约有300万人持有标准共同基金的股票，到1965年底，他们在这些基金里的投资达到350亿美元。当然，为了让蔡或他的同类人管理他们的投资资金，他们支付了不小的佣金，第一年投资的一半都是用来支付初始佣金的。1966年末，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愤怒地判定这样的佣金过高，但那是在股市下跌之后。我们已经看到，改革是一朵脆弱的花，在经济繁荣的刺目阳光下会枯萎，直到1965年底，证券交易委员仍然沉默无语。对此，客户们也无话可说，毫无疑问。据《韦星伯格报告》（Wiesenberger Reports）公布，这一年，29家“业绩”最好的基金资产价值平均增加了40%，而由老牌蓝筹股，如AT&T、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和德士古（Texaco），而不是宝丽来和施乐这样的时下热股组成的道琼斯指数，只迟钝地上涨了15%。现在，新的投资方式出现了，好像只要随意挑一只基金，你就能在一年里赚回40%。事情似乎只有先付完佣金，然后放松享受那么简单。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当然，前提是道琼斯指数每年增值15%左右，而绩优的基金每年增值40%~50%，当时的所有人确实是这样预想的。这样的假设只有在人们丧失理智的时候才可能被广泛接受。    在蔡的周围迅速升起了一群投资之星，他们中的一些将在后面的故事中或明或暗地发出一些光芒。纽约权益基金（Security Equity Fund）的弗雷德·阿尔杰（Fred Alger）刚刚30岁。他一半传统，一半非传统。从他父亲的生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影子，他父亲既是美国驻比利时前大使，又是一位底特律政客；他自己毕业于耶鲁大学，为经营国际共同基金的伯纳德·康菲尔德（Bernard Cornfeld）所喜爱；他头发凌乱，穿着宽背带裤，反应敏捷，经营一只著名的基金，1965年创下了增长77.8%的业内纪录。弗雷德·卡尔（Fred Carr
 
    ），还不到35岁，是一个经历过1963年11月艾拉泻榔仗毓荆↖ra Haupt）色拉油丑闻① 的投资老手，后来为好莱坞式的科莱纳贝尔经纪公司（Kleiner，Bell）工作。现在，他坐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里，为古董家具和视觉艺术品所环绕，在人们闻所未闻的新冒出来（而且是不断冒出来）的成长型公司的股票中，进进出出，经营他的创业基金（Enterprise Fund）。“创业基金，”卡尔在一份针对他的保守派竞争者的公告中声称，“将不再靠交易那些盖宏伟大楼或生产漂亮服装的公司的股票来赚钱。”在华尔街也有一位这样的人物，那就是霍华德·斯坦（Howard Stein）。他曾经是小提琴家，现在是德莱弗斯基金（Dreyfus Fund）的大人物。他跟随杰克·德莱弗斯成长起来，在10年间让基金的资产从100万美元变成3亿美元。像德莱弗斯那样，他向人们展示，那些站在金融世界死亡中心的人—买卖盖宏伟大楼或生产漂亮服装的公司的股票的人—也可以非常潇洒。这些人和蔡一起，成为沸腾年代早期的明星，在世界金融史上那个股票投资开始以百万计的年代，逐渐变成全美国的英雄。　　4　　与基金同根派生出来的，还有各种奇异的赘生物和旁支，其中最为怪异的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是只对富人开放的私人共同基金，最小投资额必须达到10万美元，甚至更多。联邦法律通常禁止公共共同基金从事保证金交易，或者卖空股票。因此，它的投资杠杆是有限的，虽然在市场形势好的时候，它可以获得大幅增长，但市场状况不佳的时候，就只能硬撑。但对冲基金不是公共基金，也不是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从不对公众宣传或发行，实际上是合伙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它完全不受制约投资公司的联邦法律的束缚。它可以像个人投资者一样不断举债投资和卖空股票，不论市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一搏，既冒最大的风险也制造最大的获利机会。从某些方面看，它与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投资联合非常相像。当时，一些富人和名人，包括沃尔特·P·克莱斯勒（Walter P. Chrysler）、查尔斯·M·施瓦布（Charles M. Schwab）、约翰·拉斯科布（John Raskob）、珀西·洛克菲勒（Percy Rockefeller）、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Herbert Bayard Swope），等等，都会凑上几百万美元，交给股票市场的某个技术师，以一定的佣金或比例提成，让他通过市场操纵，以相对弱小和无知的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在几天或几周内返还他们一定的利润。1934年，市场操纵被联邦法律定为一项犯罪，但富人投资者联合不是。与30年前臭名昭著的投资联合一样，60年代的对冲基金是富人在股市中的狩猎。　　虽然直到1968年也只有很少几只对冲基金，其起源却可上溯至1949年，也就是战后无与伦比的长期繁荣开始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最令人想不到的人。他就是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他不是一个蓄着连鬓胡子的强盗式人物，而是一名非常腼腆、富有学者风度的记者，学的是社会学，喜欢做善事。他于20世纪初出生于澳大利亚，父母是通用电气驻澳的美国人，192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30年代在柏林为外交部工作，40年代成为《生活》（Life）的撰稿人。从某个时候开始，他有了在股票市场赚钱的想法，说服了几位朋友之后，1949年，他离开《生活》，成立A·W·琼斯公司（A·W·Jones and Company）。这是一家私人投资康采恩，起始资本10万美元，他自己出资4万美元，其余为朋友出资。琼斯的想法是采用传统的投机方式用保证金交易，买入股票的同时卖空股票，实现他心目中的保守目标：在风险最小化的情况下增加投资者的利润。他这种操作方式被称为“对冲基金”① 的原因是，他所做的卖空交易（至少在理论上）是用来保护在市场上涨这一预期上下的注。学者琼斯颇有个性地认为，他所发明的投资方式被称为“对冲基金”在语法上不规范。“我最初的想法，也是正确的想法，是‘对冲的基金②。’”他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对他的朋友说。这时，这一不规范的说法已经被固定沿用下来。“我仍然认为，‘对冲基金’把名词用做形容词，感觉不好。”　　根据琼斯设计的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在买入股票的同时用卖空交易进行对冲，第一只对冲基金实现了迅速的增长。（它的主要问题在于，股市一直大面积稳定上涨，使琼斯和他的合伙人总是难以找到用来卖空的股票。）基金的投资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的合伙人，主要是和琼斯一样的高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教师、学者、社会工作者，等等。最早的有路易斯·费歇尔（Louis Fischer），一个获奖的传记作者；后来有由医生改行做雕塑家的A·阿里·西奈可（A. Arlie Sinaiko），和桥牌专家、著名的“非逼叫斯台曼”桥牌规则的发明者萨姆·斯台曼（Sam Stayman）。琼斯从他亲自管理的这家公司抽取投资利润的20%，要价很高，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盈利，就不收取任何报酬。琼斯的合伙人基本没什么抱怨。年复一年，基金都能从交易中盈利，甚至由于能够卖空，在像1962年那样的股灾中也是如此。    1965年，当阿尔弗雷德·琼斯的名字和“对冲基金”这一表达不当的名词，在经过了长期小心的私密保护之后，进入华尔街的通用词汇时，他的基金5年增长率为325%，10年增长率则为这一数字的两倍还多。10年间，他的合伙人的投资几乎增长为原来的6倍，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才勉强翻番。琼斯基金的平均个人投资上升至近50万美元。他的合伙人，自然已经成为富人或准富人，毫无例外地都比原来富有多了。人们纷纷请求加入。一个竞争的对冲基金“产业”即将出现，从事它的主要是A·W·琼斯公司的老雇员。琼斯的两个主要对冲基
 
    金竞争者，城市联合基金（City Associates）和费尔菲尔德基金（Fairfield Partners），都是由琼斯原来的合伙人经营的。　　琼斯既不反对竞争，也不喜欢惹人注目。专有性和保密性从一开始对对冲基金就非常重要。和老的投资联合一样，在对冲基金，尤其是琼斯的对冲基金里，基金成员就像一个高级俱乐部的会员。成为一名会员既能确保一个人的财富，又能显出他的精明。不经意地提到自己的会员身份，在那些注重关系的圈子里能够显示自己的地位。有申请者不断在他的门口哀求，琼斯几乎不需要担心竞争。如果太惹人注目，就只能带来坏处。确实，对冲基金是不受管制的，到目前为止依然如此。但这样一家基金，像老的投资联合一样聚集了私人资本，不需要在公开报告中披露经营状况，难道不会（像老的投资联合一样）利用内部信息，操纵市场，损害其他小投资者的利益，从而赚取利润吗？同样，它难道一点也不违反《证券交易法》吗？无论如何，20世纪60年代中期，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表开始“委婉致电”各家对冲基金的办公室，但没有产生什么结果。　　尽管相对于那些象征和代表华尔街民主的声势浩大的公共共同基金来说，1965年的对冲基金是旁门左道，但它却是神秘感、专有权和特权在华尔街最后的堡垒。它是新的特快列车中的豪华专列。再恰当不过的是，它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半路出家进行股票投资的人，一个优雅的业余选手，一个在追逐利润之外和之上，更喜欢把自己当知识分子的人。阿尔弗雷德·琼斯在65岁左右已经从A·W·琼斯公司每年20%的提成中赚够了钱，现在他可以尽情做他喜欢做的事了。他在布罗德街的办公室里花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地投入他消除一切贫困的梦想。认为在富足的土地上出现严重的贫困是一项国耻的他，建立了一个私人基金，用来推广社会生活技能，抵御贫困。他有时会长时间在南美和非洲从事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工作，把公司的管理交给合伙人。他开始写一本书（一直没有完成），希望它能够充当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著名的研究美国贫困之作《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的续篇。一些华尔街人，或许出于妒嫉，称他为金融嬉皮士。只要他的基金能够每年为他少数几个走运的合伙人赚取75%~80%的利润，这样的指责便不可能长久。琼斯现在完全可以过贵族的生活，把赚钱当做一项太过简单而不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把尽可能多的精力不是放在追求利润上，而是放在慈善事业上。不过，虽然对冲基金数量稀少，而且高高凌驾于市场厮杀之上，但是它仍然逃不过华尔街的普遍原则：它也是靠借来的时间生存的，当华尔街的时间耗尽时，它的时间也将耗尽。　　5　　1965年末，在半梦半醒中被神化的蔡清理了他在富达的办公桌，向爱德华·约翰逊深感遗憾地说了声再见，又向内德冷冷地漫不经心地道了别，便动身前往纽约，建立他自己的曼哈顿基金（Manhattan Fund）。他在丽晶酒店要了一个套房，又在第五大道680号租了一套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为自己安排了一个稍大的靠角落的房间，里面铺着哔叽呢地毯，空调总是调到12摄氏度，好让里面的人保持头脑清醒，最主要的装饰物是一件公牛形状的硕大的皮革制品。他开始出售股份，每股10美元，作为新公司的初始资本，并为他赢得一些能够让他再次表演投资魔术的资产。当然，他所出售的，就是他的魔术，曼哈顿基金真正的初始资产就是蔡在投资技巧上的声望。作为自己的老板，他冷静、沉着而果断。经过长期的历练，他从13年前走进约翰逊办公室的那个毫无经验却有潜质的年轻人走到了现在。他虽然仍然害怕名声，却已经习惯。他已经学会了忍受，实际上，对于名声，他有着同许多金融家一样的“忍不住要碰一碰烫火炉”的矛盾心理。现在，他会开心而轻松地与媒体争吵，表现出明显的乐趣。那年早些时候，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总是买入宝丽来、新泰克斯（Syntex）和仙童照相（Fairchild Camera）这样的股票，而从来不买美国钢铁这样的权威股票。“这个，你不可能吻遍所有的女孩。”蔡露出东方人的笑容，沿用他的前老板的比喻回答说。为了保护他和家人的隐私，他的家庭电话号码甚至对办公室的同事都保密。　　在曼哈顿基金1966年2月15日正式启动之前，到底能卖出多少股份呢？蔡自己最初设定的保守目标是2 500万美元。但他大大低估了他对公众的吸引力。我们可以相信，除了对蔡过去记录的理性评价之外，影响人们选择他的还有别的因素。在60年代中期，美国存在一股思想的暗流，认为西方已经衰落，它的理性自由主义只是特权和暴力的伪善掩护；即使存在救赎，那也是蕴藏在东方更加直觉化的方式之中。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思想在共同基金的投资者中并没有牢固的根基。但是，也许曼哈顿基金的许多初始投资者，尽管有意识地对这种思想表示蔑视，却在决定将积蓄，进而他们的部分未来托付给蔡时，无意识地对之做出了反应。无论如何，支票向曼哈顿基金潮水般地涌来。那么，基金正式启动时的总数到底将是多少呢？不是2 500万，而是1亿？或者，虽然听上去不太可信，1.5亿？    都不是。2月15日，曼哈顿基金聘请的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在派因街沉静的办公室里，上演了那一季度美国金融界最重要的事件。负责曼哈顿基金股份发行的经纪公司总裁哈罗德·L·巴奇（Harold L. Bache），交给蔡一张代表股份销售收入和他的共同基金初始资产的支票。支票上记录的金额是2.47亿美元。按照标准的0.5%的管理费计算，蔡的新公司，蔡氏管理研究公司（Tsai Management and Research），一开始的年总收入就将达到125万美元。
 
　　他已经起跑了，并将独自跑下去。正如《机构投资者》（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后来报道的，　　他像建立富达资本基金那样建立了曼哈顿基金。他用他的老相好股票填满了它。为了便于扩大版图，他精心装备了一间交易室，里面配备了一台TransJets牌收报机，一个Quotron牌电子板，上面显示着所有相关证券的价格，还有3平方英尺的巨大活页笔记本，上面画满了关于他持有头寸的股票的点线图和其他技术指标。交易室隔壁是一个“信息中心”，里面到处是不断变换的各种图表，就像五角大楼的战争指挥室。三名雇员全职维护数百种股票平均价格、比率、振荡幅度和指数等信息，从“价格上涨和下跌差额的10日震荡分析”，到多种政府债券的相关图表，到道琼斯指数的25、65和150日的移动平均数。“我们什么都有”，前美林分析师和信息中心老板沃尔特·迪默（Walter Deemer）说，他的图表在他眼中就像一个园艺专家眼中的珍品天竺葵。“你可能一年只需要某张图一次，但当你需要的时候，就能在这里找到。”　　讽刺无时不在。股市的公正性，一家共同基金过去的业绩如同一个棒球手的击球率一样只不过是一堆数字，这一切在蔡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男孩，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谋求出路的时候，都是对蔡有利的因素，而现在变成了对他不利的因素。他在这里，在全美国投资者众目睽睽之下，背负着一年为客户盈利50%的期望。低于这一水平就是失败，喜怒无常的公众将把他们的英雄一夜之间贬为乞丐。而这一状况所处的时机又无可救药地糟糕，大盘所处的位置太高了。蔡办公室里供奉的皮革公牛并非偶然，就本性而言，他自己是一个牛派，因此他需要一个上涨的市场才能不断盈利。但最大的讽刺是，他恰好在20世纪60年代的牛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达到了一个再也不会达到的峰值—结束几周之后启动了自己的基金。　　就这样，蔡在1966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失败之路，他的崇拜者则走向了幻灭。　　6　　形势急转直下。20世纪60年代股市的第一把大火即将燃尽。但凭借机智灵活的投资手法，蔡还是能如愿以偿。　　在最初两年，曼哈顿基金以及蔡自立门户后经营的一些其他小基金，一直很受投资者欢迎，尽管它们根本不值得这样追捧。没有了约翰逊慈父一样的照管，蔡似乎失去了他的选股眼光。继1967年表现可圈可点之后，他的基金在1968年的复杂市场环境下遭受打击。这年的头7个月，曼哈顿基金的每股资产价值下降了6.6%，在阿瑟·里普经纪公司（Arthur Lipper）定期分析和比较的305只大基金中名列第299位。在60年代的鼎盛时期，冒险之王走向错误的方向。尽管这样的业绩令人失望，蔡的魅力在吸引新的投资资金时丝毫不减。1968年中，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管理的资产已增至5亿美元，这意味着该公司的年总管理费收入超过200万美元。他是否能够通过业绩挣到这笔管理费却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说蔡不再清楚何时应该将他为别人所做的投资变现的话，他却知道何时为自己变现。1968年8月，他将蔡氏管理研究公司卖给了一家保险控股公司C·N·A·金融公司（C.N.A. Financial Corporation），以换取C.N.A.的高层管理职位和价值约3 000万美元的C.N.A.股票。　　这样，蔡及时并且一击即中地跻身美国富豪行列。作为C.N.A.的执行副总裁和最大的个人股东，他把蔡氏管理研究公司的管理交给他人打理，自己则专心投入C.N.A.的收购计划。作为基金经理，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是一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历史悠久的大型美国公司的大股东，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他是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拥有乡村别墅；他有一个信托基金，能够保证他的儿子一生享有丰厚的收入。　　这名来自上海的移民，有着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投资家身上的最简单和直接的目的和渴望。他和许多爱尔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及其他先他而来的人一样，在黄金海岸隐约光芒的吸引下，从遥远的外国城市来到这里。不过，在他通过他所选择的行业成为富人的时候，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另一件其有讽刺意味的事是，他致富的方式很快将变为非法。1971年6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院大法官亨利·J·弗兰德里（Henry J. Friendly）判定，出售共同基金管理公司获得的任何利润，不属于管理公司的出售者，而属于基金的股东。这一判决是对传统理念（我们看到，爱德华·约翰逊早在1943年收购富达基金的时候就从中受益）的回归，那就是，受托人不能变卖受托物。假如这项新判决在1968年生效的话，蔡便不可能出售公司。    但是没有关系。弗兰德里的判决没有向前追溯力，蔡和许多其他出售了他们的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被允许保留所得。现在，蔡可能会受到同行的批评，因为他过早地失去了投资技能，他甚至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正好赶在赌场大门被封之前兑现筹码的人。尽管如此，在他1966年的顶峰时期，这名来自波士顿的年轻天才仍然是华尔街的第一位东方英雄。 
 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Ｇo-Ｇo(1) 　　年轻人的缺点在于不宽容，年轻人统治则使华尔街一直尊崇的品质—年龄和经验遭到排斥。再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变迁能够更加深刻地摇撼传统的华尔街。那么，价值观的突然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好事吗……　　1
 
　　并非偶然地，文化和社会变革在冲击着美国华尔街的同时，也冲击着纽约的华尔街。1968年，纽约第一次在那些一向乐观的公民眼中显得难于驾驭，失去控制。热爱这座城市的人坚信，尽管它经历着短暂的混乱—迷雾、噪音、阻塞的街道、种族对抗、毒品和犯罪的致命循环、丧心病狂的反公众行为、办公室腐败—某种深层次的代表秩序和善行的文明法则之手会在无形之中掌握它，因此情况最终会好起来。但1968年，臭名昭著的教师罢工，既震惊了对关闭学校嗤之以鼻的公众，也震惊了导致它并使它持续下去的玩世不恭的政治玩弄者。也许正是因此许多市民绝望地感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消失了，假如它确实存在过的话，并且秩序的基础不复存在。　　当然，这仍然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并且总有一天绝望的感觉会过去。少数派发出新的尖锐声音是因为获得了新的自由，而不是遭遇到新的敌意。正如音乐评论家哈罗德·C·勋伯格（Harold C. Schonberg）指出的：“很快，世界上任何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艺术、最好的音乐、最好的图书馆、最好的餐厅、最多样的娱乐将唾手可得。”纽约勇敢而坚韧的艺术与文化之花在社会秩序的一片废墟中正在盛开。有立必先有破，我们可以不把1968年的纽约看做一座垂死之城，像许多城里的智者自信地宣称的那样，而是把它看做一座新生之城。　　历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化中心都首先是金融中心。纽约为这一句话提供了经典例证，但是用它作为论据必须非常谨慎。如果从中得出金融中心会自然而然地催生文化的结论，就会落入最普遍的逻辑错误。不过，这却是一个隐含的事实，尤其从1968年华尔街的角度看，因为它与百老汇戏剧界、百老汇以外的戏剧界、林肯中心、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格林尼治村屹立在同一块岩石上。在那一刻，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1965年华尔街的道德和习俗的变革是猛烈的：与后台办公室瘫痪并存的，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社会变革中必不可少的对旧式权威的颠覆，以及对旧习俗的断然摈弃。但华尔街的变革，如同纽约的变革一样，并非完全不好。废墟中有新的花朵在萌芽，甚至绽放。　　2　　我们先来看一看或多或少并未被触及的老社会教条。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华尔街最邪恶又最不可或缺的，比如，它由来已久的对女人和黑人的偏见只在象征意义上减轻过。　　华尔街的女人（和美国其他地方一样）正在为争取重要地位而奋斗，但她们人数不多。到1968年，有数百名，或者数千名女性经纪商，她们主要为不断增加的女性投资者服务，而后者主要也只信任女人，这是社会改革与金钱之间达成共同利益的一个令人愉快的例子。但在高层，纽约下城的女人则很难与华尔街的男性沙文主义者一争高下。1967年12月28日，性格坚韧、雄心勃勃而和蔼可亲的三十多岁的女经纪商穆里尔·西伯特（Muriel Siebert）成为现代纽约股票交易所第一位女性成员。她曾在数家经纪公司当过股票推销员，后来决定自立门户。她第一天步入交易所场内进行交易时，从不以敏感闻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当局，要求她佩戴实习生的徽章。1970年7月，纽约的一名家庭主妇，玛德龙·泰利（Madelon Talley），厌倦了全职太太的生活，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了一些金融课程，成为德莱弗斯杠杆基金（Dreyfus Leverage Fund）的合伙经理人，她也是华尔街第一位女性基金经理。几扇长期紧锁的门打开了一条缝，但也只是一条缝而已。　　至于黑人男性（更不要说黑人女性），华尔街将1965年对他们的非象征主义歧视升级为60年代末的象征主义歧视。1968年7月，希尔森汉米尔公司（Shearson Hammill and Company）开始着手在哈勒姆区①腹地开设分支机构的计划，这是全美国在黑人聚居区开设的第一家经纪公司分支机构。认为哈勒姆区的本地人能够产生足够支持一个分支机构利润的经纪生意，是不现实的，而希尔森汉米尔公司没有进行如此堂吉诃德式的假设。人们有一个顽固的观念，那就是白人金融机构—大基金会、共同基金、退休基金、捐赠基金—出于慈善或公共关系的目的，愿意把一部分经纪业务从一个设在哈勒姆区的分支机构分流出去，其用心良苦的目的是把佣金收入注入贫穷的黑人社区，而不是反过来让富足的华尔街人赚取佣金收入。希尔森汉米尔公司与不同的哈勒姆区团体，尤其是当地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就具体事宜发生了争论。最终，希尔森汉米尔公司决定建立一个基金会，命名为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据信这是在美国革命中第一位被杀死的美国黑人的名字。该基金会将“致力于帮助哈勒姆社区建立健康的经济”，以希尔森汉米尔公司的哈勒姆分公司总收入的7.5%作为其资金。1969年7月，分公司开业，位于哈勒姆区的主要街道，第125大街，职员主要是黑人，经理是小拉塞尔·戈英斯（Russell Goings，Jr.），一个严厉而和善的人，三十多岁，曾在美林公司在郊区的一个分支机构干过，还当过一段时间布法罗比尔橄榄球队的球员。很多白人机构给分公司送生意，使它能够小有利润（起初，99%以上的生意都是机构生意），也为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基金会带来了大量收入。用玩世不恭的观点看，希尔森汉米尔公司的所作所为，可以看成是有负罪感或者恐惧感的白人向黑人献殷勤的又一个例子。不过，在华尔街与世隔绝的环境下，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显然，在大多数时候，这是世界上最不会为负罪感驱使的一个地方。    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有类似进展的迹象，不是在1968年，但很快。1970年2月，约瑟夫·路易斯·瑟尔斯三世（Joseph Louis Searles III），一名31岁的年轻黑人，纽堡勒布公司（Newburger，Loeb and Company）的一般合伙人和交易所场内经纪商，将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成员。与他之前的许多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员一样，瑟尔斯是借钱购买席位；和拉塞尔·戈英斯一样，他以前也是一位明星橄榄球员—在那时，曾经参与美国人最喜爱的周末娱乐运动的记录，很明显是黑人进入经纪业实际上的先决条件。但事情有意想
 
    不到的讽刺意味，约瑟夫·瑟尔斯在对任何肤色和种族的人而言都最糟糕的时刻进入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市场是残酷而公正的，到这年11月，瑟尔斯在1970年的大崩盘中输光了全部身家，很快退掉席位，离开华尔街，在别处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1970年底，纽约股票交易所将只剩下一名女性成员，而没有任何黑人成员。　　3　　从1965年开始，华尔街几乎再没有什么和原来一样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年轻人的胜利。两代人之争以一方大获全胜告终，华尔街杀死了它的父亲，完成了弗洛伊德式的想象。在昙花一现之间，20世纪60年代末期变成年轻天才（蓄着连鬓胡子的快枪手）的全盛时期。那是怎样的年轻人形象呢？他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通常上过不错的商学院；不到30岁，通常远小于30岁；穿着醒目的条纹衬衫，宽宽的领带随意飘动；浑身散发着自信，自以为是，近乎傲慢，嘴里不停冒着新词，“业绩”、“理念”、“创新”和“协同效应”；说话很快，干活卖力（但和后台办公室的那些人不同，他似乎很少碰毒品，包括大麻）；如果走运，他能够从他管理的资产里获得40%~50%的提成，外加每年超过5万美元的年薪。　　实际上快枪手们几乎不需要争取“业绩”。年轻就是他交易的资本，借着华尔街文化时尚令人难以置信的陡然转向，他已经是赢家。《机构投资者》杂志介绍了一名不到30岁的股票分析师，有三年的工作经验（对于1968年的年轻分析师来说是很不错的），年薪2.5万美元，为了改善自身环境，他决定换工作。自我推销的两周之内，他收到15份工作邀请，其中一份年薪3万美元，实际上可能拿到5万美元，并且在两到三年内可能当上合伙人，另一份年薪3万美元外加奖金、利润分红和递延薪酬。《机构投资者》还介绍了另一位，32岁的年纪，已经年薪5万美元，收到一家招聘管理人员的共同基金的邀请，对方开出的条件是年薪近15万美元。“你知道这一位说什么吗？”目瞪口呆的招聘者说，“他说他愿意考虑！”　　从数量上看，年轻人已经统治华尔街。一家波士顿的老牌投资咨询公司估计并向其客户报告了令人吃惊的事实：1969年的所有投资业人士中10%为45岁或以上，25%为35~45岁，余下的65%都在35岁以下。在新的环境下，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面临如此多的选择，以至于有时候他会选一个全国闻名的股市弄潮儿当一当。阿尔戈斯咨询公司（Argus Research）的马丁·萨斯（Martin Sass），25岁，发现了一家处于反弹阶段的针织品公司，叫做度普兰（Duplan）。由于中意它的管理层和主要产品女性内衣，他便在1968年4月推荐了它的股票。结果，度普兰成为当年纽约股票交易所上涨幅度最大的股票。当《商业周刊》1969年初采访萨斯的时候，他身体往后一靠，说“我选出来的股票大约95%都是表现平平的”，一副年老政治家漫不经心的派头。接着是比尔·伯克利（Bill Berkley）。1966年，20岁的他还是哈佛大学一名帅气、自信的大二学生，据说有个人到他的班上去，请所有对一年2万美元的报酬满意的学生起立。一些学生站起来。5万美元呢？更多学生站起来。那么，10万~20万美元？这时整个班都站起来，除了伯克利。1968年6月一毕业，他就与一名“老”合伙人（25岁）成立了伯克利械习补荆˙erkley，Dean and Company），到第二年1月，他们已经管理着1 500万美元的投资账户，并发起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基金。　　1968年，创业基金的弗莱德·卡尔已经年过37岁，权益基金一度令人畏惧的弗莱德·阿尔杰也已35岁，都是转瞬即逝的明星。（“你喜欢哪个弗莱德？”几年前华尔街人还互相询问，现在再也不了。）杰拉尔德·蔡，40岁，是值得尊敬的昔日英雄，但再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开始相信，而且也没有出现反证，几乎任何40岁以下的人，都能本能地比40岁以上的人更能理解和预见飞快发展的新兴非传统公司的壮大。在这种新的歧视性景象面前，年龄再一次陷入绝望的挣扎。“才能和判断力不光是年龄的产物。”注重传统的戴维·L·巴布森公司（David L. Babson and Company）严厉地致信它的客户，“但在经验和评估风险的能力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人们可以想象年轻的枪手们对这种说法会报以怎样的嘲笑。　　年轻人的缺点在于不够宽容，年轻人统治则使华尔街一直尊崇的品质—年龄和经验遭到排斥。再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变迁能够更加深刻地摇撼传统的华尔街。那么，价值观的突然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好事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华尔街出现了人才的青黄不接，1930~1950年之间，富有才华和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不愿意去那里工作，造成人才真空。但显然还有别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的青年恐惧和青年崇拜的洪流；人们开始相信，只有年轻人才能理解和掌握老一辈创造却不能控制的新世界；最后，人们开始排斥无意义的经验，并且不加判断地服从不经事实干预的直觉。靠梦想和风潮生存的华尔街，尽管装腔作势地摆出理性务实的样子，却正是年轻人茁壮成长的温床。    华尔街提供了一个让一种趋势可以自我延续下去的氛围。华尔街成功的传统秘诀、个人关系和内部消息，现在为年轻而不是年老的基金经理或经纪商服务。一名飞速发展的特许经营公司或计算机租赁公司的30岁的总裁，愿意与一名60岁的华尔街人一起进餐或达成交易呢，还是愿意与和他一样自命不凡的30岁的时髦年轻人这样做呢？至于股市1968~1969年的热门股票，华尔街的老年政治家只有白日做梦的份儿。他们仍然可以随时搞定通用汽车或者国际电话，但那不是最令人激动的所在。 　　到底管用吗？年轻人的直觉和特有精神，作为证券分析的工具，对广大投资者来说管用吗？从结果上看并不管用。1970年，大部分热门股票都会跌下马，大部分吹捧过它们的年轻枪手都会离开证券业，或者，被证券业抛弃。正如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70年春天所写的：“天才就是上涨的市场。”一旦上涨的股市开始下滑，鹰的眼神就会变得空洞。但年轻人的狂欢所带来的华尔街信仰和价值观的短暂变革，对于某些脆弱的习俗是一次必要的修正，是一次以后会带来统一的对立。它让华尔街明白，老人也会犯错。　　4　　同时，金融界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战争代表牛市、和平代表熊市的顽固观点，这还是本世纪第一次。这种实际上的鹰派观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根深蒂固，正是一战使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变成最大的债权国，并带来巨大的军火利润，这在新政时期曾遭到奈氏委员会（Nye Committee）的严厉曝光。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牛市，主要是因为过重的收入税，但它显然也没有造成熊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比珍珠港事件前一周高50%。朝鲜战争，以道琼斯指数来说，稍稍有点熊气。事实上，正如艾略特·简维（Eliot Janeway）在《危机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risis）中所写的，“美国的战争似乎不光对大人物有好处，通常对几乎所有人都有好处”。国际冲突是很好的商业版新闻，因为战争，或者战争的可能性，让人们像机器一样繁忙。相反，国际调解或者调解的表象，会引起人们对就业不足或产能过剩的恐惧。正如共产主义者一直说的，金融资本主义内在地靠战争繁荣。或者如果从道德而不是政治角度考虑这一问题，道琼斯指数多年来对和平与战争的反应，为市场尽管是人类心理的产物，却缺乏人类灵魂这一事实，提供了最鲜活的证明。　　20世纪50年代末，是冷战冲突、核试验竞争、各种难以想象的武器的储备竞赛如火如荼的年份，华尔街已经习惯于把最轻微、最短暂的国际调解，更不要说国际友好行为，当做恐慌的信号，华尔街令人心寒的态度也被带入20世纪60年代。但是，1962年10月令人毛骨悚然的古巴导弹危机过后，出现了短暂的股市下滑，显然是因为投资者在惊恐中认识到，虽然战争可能对股市有好处，但首先要能够活着才能享受这样的好处。1966年，当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首次到达华尔街时，它的反应基本上是轻蔑的。那年4月12日，一群自称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大约十多个青年男孩儿和女孩儿，从观光走廊向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内投放反战传单，使交易所交易出现短暂的中断。他们被武装保安拖出了观光走廊。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官员则说，毫无疑问是理由充分的：“我们不希望观光走廊被当成政治平台。”不用说，股票市场平均指数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两天后，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外面的布罗德街发生了一起小规模激战，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青年与右翼团体美国自由爱国者联盟（American Patriots for Freedom）拳脚相向，相互辱骂。华尔街官方完全不加理会，但对战争的公开辩论最终还是侵入了它的领地。一年多以后，艾比·霍夫曼同他的朋友朝交易所场内扔美钞，并招致他们预想的反应。　　起初我以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扔钱只是小事一桩［霍夫曼后来写道］……我们甚至没有叫来媒体。我们大概有18个人，我们一进去，保安立即和我们对上了。“你们是到这儿来示威的嬉皮士，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生。”“谁是嬉皮士？我是犹太人，而且我们不示威，看，我们没有示威标语。”我反驳道。保安……同意放我们进去。我们与所有其他游客一起排队，互相聊天。当队伍移到角落时，我看到从来没有那么多记者挤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开始搞怪，吃钱，接吻，拥抱，诸如此类……我们被引进去，并立刻开始朝栏杆里面扔钱。庞大的收报机停下来，经纪商们发出大声的欢呼。出来的时候，我又继续在媒体面前表演……我们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门前跳舞，庆祝扔钱行动的结束。我烧了一张5美元的钞票。　　这一事件完全没有明显的反战内容，但这群嬉皮士还是被华尔街与反战行动联系起来，或许，收报机停止、经纪商为嬉皮士欢呼的那个1967年的夏日，标志着华尔街转变其战争态度的时刻的到来。无论如何，这一转变到第二年春天就彻底完成了。1968年4月头两个星期的股市表现令人惊讶，股价狂涨，交易量刷新，预示着疯狂的投机年代即将来临。这明显是市场对和平做出的反应，因为约翰逊总统在3月31日发表了退位演讲，在巴黎也即将举行越南和平会谈。事实将证明，种种和平迹象都是虚假的。但对那些如我一样碰巧在4月3日身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人来说，华尔街的反应是真心实意的，几乎可以说是激动人心的。这一天创下了空前的交易量纪录，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春天的下午。到收盘前10分钟，这一天的交易量已经突破1 900万股大关，轻而易举地打破此前所有纪录，道琼斯指数则上涨了6点。交易场上方的荧光屏上，股票报价不断跳动。经纪商们不时地大喊和大声吹口哨。有一个人还发明了一种发射器，用它不时地把一架纸飞机发射到接近高高的天花板的高度。最后5分钟过去，场内的嘈杂声更加震耳欲聋。最后30秒，所有在场内走动的经纪商都加快脚步，几乎要跑起来。当收盘的钟声敲响时，欢呼声几乎要将它淹没，碎纸片从每个交易柜台飞起，仿佛节日里的焰火。看上去，每个人都很高兴。    如果真是这样，应该认为他们的高兴不但是因为和平的前景，而且是因为每个人都毫不费力地赚了钱。当然，在1968年的华尔街还是看得出一丝真正的和平主义理想的。比如，一个名叫弗莱德·梅茨（Fred Mates）的年轻基金经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弗莱德—甚至拒绝投资军火公司的股票，因为他不愿意发战争财。但总的来说，华尔街即将拥有的鸽派作风不像是与年轻人胜利的意外巧合。虽然他们衣着华丽，表面上反叛，但这些时髦的年轻人总体来说不关心政治，不感情用事，潜意识里一心只追求利润。从这一点来讲，与他们的投资
 
    技巧和个人风格相反，他们是老辈美国人的倒退，而不是同龄美国人的榜样。华尔街表现出来的反战思想主要来自老辈华尔街人，这一表现在1969年10月15日即反越南战争日达到顶峰。这一天华尔街领导人轮流朗读刻在三一教堂两个石质讲坛上在越南战争中死亡的4万美军士兵名字。除极少数例外，他们都不是少壮派，而是代表责任的巨擘，比如，纽约的美国信托公司（U.S. Trust Company）执行副总裁及前证券交易所主席J·辛克莱·阿姆斯特朗（J. Sinclair Armstrong）；布朗兄弟公司（Brown Brothers）合伙人及前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V·鲁萨（Robert V. Roosa）；莱曼兄弟公司的约翰·R·莱曼（John R. Lehman）；基德衅げ┑瞎镜陌Ｃ籽撬埂ぐＤ匪梗灰约翱死咚孤墒κ挛袼–ravath）合伙人及前国防部副部长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Gilpatric）。　　老冷战派已经发生180度逆转，现在正领导着华尔街走向和平，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实际的。就像1910年雄辩的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领导下的英国，突然认识到帝国事业不再是一项赚钱的事业一样，1967年和1968年的华尔街领导人也突然意识到，像越战这样的战争对生意没有好处。实际的考虑因素变了，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联邦赤字使政府合约远远不像原来那么有利可图（如果曾经有利可图过的话），美元的大量流出使之不断在国际市场上遇到麻烦。美国人突然认识到，国外战争现在变成了国家债务。　　讲求实际的头脑和疲软的美元使华尔街变成鸽派。美国人不能庆祝股市精神的转变，因为它根本没有灵魂。不过，1968年4月的疯狂日子，似乎不光是华尔街展现人们所熟悉的人性私利的日子，华尔街还展现了新的为人们所不熟悉的令人着迷的一面。　　5　　然而，从更加实际的层面上讲，华尔街的良知仍然同过去一样恶劣。我们可以从一个故事确定这一事实。　　年轻英俊、精力旺盛的牧师弗朗西斯·C·亨廷顿（Francis C. Huntington）长相酷似纽约市长林赛（Lindsay）。1966年，他在华尔街的三一教堂当助理牧师。他工作得并不开心，他认为他在那里的任务，就是探索那些在紧挨着三一教堂的金融区工作的高级专业人士在工作方面的道德问题。为了这个目的，他开始同经纪商、银行家、金融律师之类的人探讨问题，他会鼓励他们倾诉，用亨廷顿的话讲，“工作中什么使他们烦恼”。这一计划并没有大规模展开，因为那时的三一教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坚持它的传统原则，也就是着重灵魂的缔造，对世俗的股市放任自流—把恺撒的事交给恺撒，把上帝的事交给上帝。受到上级冷漠态度的打击，亨廷顿离开了三一教堂。1967年1月，他和一名秘书孤零零地在自由街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成立了一个名叫华尔街牧师会的跨教派组织，继续他在三一教堂开始的计划。　　不多的资金来自一些金融公司和工业企业，也包括三一教堂。三一教堂虽然不愿意鼓励亨廷顿在教堂内部开展计划，却乐于把它作为独立项目来支持。华尔街牧师会立即开始定期举办华尔街专业人士的午餐论坛，鼓励他们在论坛上说出他们的内心问题。1968年，辞去高管职位的约翰·费森加盟后，它开展了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后台办公室生活调查；1969年和1970年，它已处于研究市场全面崩盘对金融业员工的士气和道德的影响独一无二的位置。正如亨廷顿在组织目标中所写：“我们瞄准的是证券业内部的价值结构。”　　起初，论坛很令人失望。它没有吸引到那些愿意提出亨廷顿所说的爆发性问题的人，当人们确实提出问题时，那些问题总好像是别人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除了文不对题以外，亨廷顿还发现，当他拒绝对他们的问题提供明确的道德回答时，他们会生气和失望，尤其是律师。为什么亨廷顿不能像最高法院放弃人类的法律一样，放弃上帝的法律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时，亨廷顿会笑着否认自己神职人员的身份。但律师们仍然不满意。　　牧师会的论坛和访问最富有成果的方面是股票经纪商的良心问题。与律师不同，经纪商非常急于卸下包袱。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到1967年和1968年证券经纪业为罪恶感和绝望所负累。《牛津字典》告诉我们，1377~1694年间，“经纪人”的意思是“中间商、掮客、拉皮条者；总的来讲就是中介”。从亨廷顿和他的同事听说的情况来看，20世纪60年代华尔街的许多经纪商感到，这一解释并没有多大改变。　　首先，该如何回答投资与投机之间的区别在哪里这一永恒的问题呢？一名经纪商到底在什么时候鼓励客户购买一只明显有风险的股票是符合道德的，什么时候又是不符合的呢？投机提供了经济增长从而为国家造福这一老式论调，是一个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观点，还是伪善的狡辩呢？投机的习惯，就像肆无忌惮的赌博习惯一样，会令一个来到股市想要养成这一习惯的投资者丧失道德吗？或者，会令鼓励他这样做，好赚取佣金的经纪商丧失道德吗？“事实是，”亨廷顿后来写道，“一个敏感而有思想的销售商将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1967~1968年的华尔街又有多少股票销售商是敏感而有思想，或者有足够丰富的体验从而有时间把敏感和思想运用到这些问题上呢？“许多销售商，”亨廷顿又写道，“没有给这些问题他们愿意给予的思考，或许为了他们的心灵健康必须给予。”    华尔街牧师会发现，令经纪商最为良心不安的，并且触动他们的员工最为脆弱的神经的，是经纪商为了增加佣金，对客户的投资组合进行的“搅拌”，即过度交易。虽然这既不符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则，也不符合行业道德，但是过度交易到60年代后半期已经成为经纪行业的习惯。人们在上帝和财神之间的选择再也没有比在华尔街更残酷的了。选择上帝的经纪商坐在桌前，在经过仔细的研究后相信，自己为客户所做的投资好得不能再好了。旁边的桌前坐着选择财神的经纪商，他永远在打电话说服客户，把投资从Zenith转为摩托罗拉或者
 
    从泛美转为克莱斯勒的时机到了，尽管他或者他的客户也许都不是这么认为的。他的客户被说服了，佣金滚滚而来。财神的经纪商一年赚得4万~5万美元，上帝的经纪商赚了1.5万美元，以及虽败犹荣的声誉。　　直白地说，亨廷顿发现，许多经纪商感到一种为了增加自己和公司的利润，不得不损害客户利益的压力。再多针对投机或不经调查的投资的正式管理规则，也不可能掩盖根本的利益冲突，它交织在现实商业之中。“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什么让我烦恼，”一名经纪商告诉亨廷顿，“那就是我让一位客户抛掉通用汽车，吃进克莱斯勒，而我内心觉得他或许根本不该持有任何汽车股票。”　　经纪商的另外一个道德问题，或精神问题是亨廷顿称之为商业的职业危险—他们的财务状况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变。只有在60年代的股票经纪业中，一个人才不需要换工作，也不需要改变工作方式，而第一年挣2.5万美元，第二年挣8万~10万美元，第三年却只挣1.5万美元。姑且不谈实际的考虑，单单这样的起伏就会经常让他感到困惑和沮丧。运气好的年份，他会感到获得了过多的报酬，从而产生负罪感。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经济上的成功是对努力工作直接而量化的奖赏，因而这样的年度起伏使他身心交疲。即使是最坚强的人也承受不了经济和地位的过山车，它通常会使他们的生活和婚姻都一团糟。　　就这样，华尔街牧师会用谦逊的方式履行着一开始就降临到它头上的职责，看到了牛市普遍欢欣背后的精神倦怠。它的工作绝没有受到普遍欢迎。它公布在经纪商负罪感方面的发现之后，一位之前支持这一事业的某公司高级合伙人打电话给亨廷顿说：“如果这就是你要干的事情，那么你没有我的支持也一样。”还有一些类似的人也发出了类似的抱怨。但是，华尔街牧师会—1971年它更名为平淡无奇的华尔街中心，因为“牧师会”一词在许多华尔街人听来太有刺激性—还是找到了足够的支持者，它仍然是喧哗的股市中一抹微弱而平静的声音。　　6　　1966年漠然对待亨廷顿努力的三一教堂正在随时代而变。它甚至走在时代的前面，试图改变华尔街的放纵情绪，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　　首先是教堂管理的改变。自1952年就担任教区长的约翰·豪伊斯（John Heuss）是一个坚守三一教堂老式传统的人：从他自己和教堂的角度来讲，他都是一个虔诚的人，在社会和教会问题上都很保守，习惯墨守成规，不喜欢新奇事物；一个亲英派；一个特罗洛普（Trollope）① 笔下人物的世俗翻版，安于自己的避风港和俱乐部，喜欢户外生活。在《美国名人录》关于豪伊斯的条目中，列出了10所俱乐部：大英午餐会（British Luncheon）、世纪俱乐部（Century）、下城体育俱乐部（Downtown Athletic）、下城联合会（Down Town Association）、大学俱乐部（University）、美国朝圣者俱乐部（Pilgrims of America）、新移民协会（Newcomer Society）、圣乔治协会（St. George誷 Society）、码头港湾游艇俱乐部（Stage Harbor Yacht）、查塔姆海滩俱乐部（Chatham Beach）。他统治下的三一教堂与他之前的三一教堂一样，看上去过于世俗化，相当清楚自己的财富、地位和名望，急于同世俗社会的大人物保持关系，只对生活在教堂尖塔的阴影下，有着各种信仰或者根本没有信仰的男女大众的生活，抱有漫不经心的兴趣。　　表面上，他1966年去世后的继任者约翰·V·巴特勒（John V. Butler）与他是同一类人。确实，他当时加入了4家俱乐部—大英午餐会、哥伦比亚男子俱乐部（Columbia Men誷 Faculty）、美国朝圣者俱乐部和圣乔治协会。但他拥有纯粹的圣公会背景，毕业于主教神学院（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自1960年就担任坐落于第111大街的圣约翰大教堂（Cathedral of St. John the Divine）主教。他也不是莽撞的年轻人，接任三一教堂教区长时，他已经年过六旬。不过，他是一个对社会变迁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必要性非常敏感的人。1968年，他聘来了唐纳德·伍沃德，这位勇敢的牧师在1970年5月8日的暴乱中不顾危险地守在教堂前门。与伍沃德一起来的还有三十多岁的约翰·华莱士·穆迪（John Wallace Moody），他此前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当了14年的牧师，还抽时间在纽约大学获得了绘画和雕塑硕士学位。穆迪是一个热情外露的人，留着中等长发，具有艺术气质，喜欢用“优雅”的方式表达热情。　　穆迪是负责“特殊教堂服务”的助理牧师，被指派为当地金融业员工，尤其是低层次员工，开设工作日午餐时段服务项目，不是要让他们进入教堂生活，从而像传统做法那样改造他们，而是为了丰富他们的生活而丰富他们的生活。穆迪认为，华尔街虽然富有，却是某种意义上的贫民窟，一个由于致力于赚钱而将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排除在外，因而与任何其他赤贫地区一样需要丰富文化生活的地方。在巴特勒和伍沃德的帮助下，同时借助拥有大量房产的三一教堂提供的人员招募资金，穆迪和他由神职人员和非神职人员共同组成的午间项目委员会很快放开手脚干起来。他们所做的与改造异教徒相距十万八千里。不多不少，这只是一次把华尔街的午间愁容转变为笑容的尝试。     1969年6月初，新计划在华尔街横空出世，那是三一教堂的第一个夏季节日。计划启动的那一天，一个名叫沟通工厂（Communication Workshop）的摇滚乐队为聚集在三一教堂前院的一大群人表演节目。在此后的午餐时间，有著名民歌手的演唱，有古典音乐会和免费戏法课程，气球从教堂烟熏的塔楼飞下，围墙周围的标语上写着“三一正在狂欢！”　　为什么而狂欢？就为生活本身，就为这个在华尔街最不会得到欢呼的事物。更令人吃惊
 
    的是，按照传统教堂的标准，三一教堂内部的狂欢一点也不逊色于外面。教堂南翼的牧师休息室举办着展览，还提供咖啡和三明治。关于滥用毒品的小册子开始出现在原先专门用来举行教堂活动的教堂后半部的架子上。每周有一天，在礼拜堂的前厅，会举行“非正式膜拜”—人们用穆迪所说的“祈祷的方式”朗读诗歌或弹奏吉他。在一般的午间服务过后，在这庄严的教堂里，有时会出现与祈祷毫不搭调的音乐或舞蹈表演。最开始的某一天，林恩·莱文（Lynn Levine）和雷蒙德·约翰逊（Raymond Johnson）这两位衣着稀少的现代职业舞蹈家，为一群目瞪口呆的牧师观众献上了一场表演，连圣坛都被搬离本来的位置，为表演腾出地方。　　光是午间节目的新奇和大张旗鼓就足以吸引众多的人群。不到一周，每天就有四五百个华尔街人涌入教堂和它的墓地。为了鼓励人们主动参与，穆迪和他的工作人员在墓地边的场地上安放了涂鸦板，供华尔街人以办公室机器或股票转移单不能允许的自由方式宣泄情绪。　　起初，涂鸦板使用得少而谨慎。为了打破坚冰，三一教堂的工作人员开始每天早上在涂鸦板上写下不完整的启发性句子，让来访者在中午完成：“你害怕什么？____________”“今天的城市生活是__________。”这一招奏效了，空格在中午被填满，很快来访者就会自己写下完整的句子。杂志撰稿人玛丽·科尔·汉纳（Mary Cole Hanna）摘录了其中的一些：　　爱是人类唯一始终拥有的力量—爱的缺乏可能令一个人毁灭。　　和平是爱的终极结果。　　华尔街，它的手跟随金钱的声音而动。　　你在大通曼哈顿或许能够找到魔鬼。　　这并非思想或文字表达的惊人之作，但对笨嘴拙舌、循规蹈矩、单调无趣的华尔街人来说，这却是新鲜事物。人们用各式各样的脸、花朵、树木、旗帜、和平符号和“要生活！”之类的醒目标语表达原始而由衷的情绪。　　凭借最初的新意，午间计划基本上没有受到质疑，只有极少数面貌严厉的人从百老汇对面的高大建筑物探出身子，对这一新事物大喊着发表诅咒。“上帝将在坟墓中辗转”，一个人在第一周听说教堂中的现代舞之后对穆迪说，但他是笑着说的。然而，到第二周周末，笑容便逐渐消失了，一次严厉的大规模声讨即将开始。一些午间来访者大声谈论着神灵亵渎，还有人悄悄向教堂投诉。一天，一个人走到涂鸦板前，一言不发，从架子上拿过一支画笔，将它折断了。另一个华尔街人站在院子里默默地听两个年轻女孩儿热切地讨论爱、和平和人类。然后，他突然大叫道：“你们令人恶心！如果你们想听我的意见，我觉得你们应该被杀掉！”同时，三一教堂的决策者几乎被攻击新午间计划的商人淹没。于是，他们迫于压力做出了一些让步。到7月1日，计划进行到一个月时，教堂当局决定所有午间活动在实施之前都要经过预审。由于这项命令，由耶鲁剧院（Yale Theatre）全体演员表演的戏剧“华尔街组曲”（Wall Suite）被取消，因为对话中有脏字，导致午间计划的一名领导工作人员抗议辞职。至于涂鸦板，它得以在某种形式的审查之下继续存在。从此以后，只有在一名手拿黑板擦的三一教堂工作人员自始至终的陪同下，人们才能在上面涂鸦，只要出现任何被认为超越传统或者良好品位的华尔街心理发泄，就会被当场抹去。　　最后，声讨声渐渐消失，三一教堂午间计划得以幸存，并领导了1969年11月的和平游行计划。在接下来的两个夏季，它繁荣扩大。1971年，又与毕克曼市中心医院合作，增加了药物咨询和美沙酮康复计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1969年突然出现的午间计划，它每天为被数字折磨得麻木的华尔街人增添两个小时快乐、色彩和乐趣，使即使最麻木的神经也受到触动，正面抨击了即使不说是刻板，也应说是过于严肃的华尔街生活方式。每天两小时的歌唱、舞蹈、写作和绘画，人们感受着、微笑着、谈论着，仿佛身处幼儿园。“我小时候，就喜欢这些东西，”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裁这样评价午间计划，“但现在我已长大成人。”他又神情黯然地解释道：“我把那些小孩子玩艺儿都抛弃了。”他确实抛弃了，但为了什么呢？　　于是，在一种微妙的美国式矛盾中，儿童式的单纯每天会在华尔街的水泥峡谷底部出现一两个小时。与此同时，在高空的办公室里，人们被困在成人交易中，种种迹象表明灾难即将来临，而灾难的原因恰恰是他们脱离了具体而单纯的世界，脱离了快乐和好奇。    截至1968年12月，里斯科股票在5年的时间里增值了5 410%，使它成为同期5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增值比例最高的股票，成为毫无疑问的沸腾年代的股票之王。但我们的金融冒险故事还没有讲完，相反，才刚刚开始。勇于冒险的里斯科为60年代最大的，对防御者来说则是最头疼的企业征服冒险做好了准备……　　1
 
　　现在看来，1969年春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更加浪漫的时代的一部分，对商业世界来说是大卫们和哥利亚们① 的时代：受人尊崇的泛美世界航空公司和古德里奇轮胎橡胶公司（Goodrich Tire and Rubber）分别受到公司中的暴发户休闲国际和西北工业的收购威胁。我们已经看到，股票市场对快速增长的新公司股票的短暂但普遍的欢迎，使得新登场而野心勃勃的公司向历史悠久而强大的公司发出厚颜无耻的挑衅成为可能。到底收购威胁是促使既定势力合理化的建设性努力，还是贪婪的掠食者无缘无故采取的不负责任的行动，至今仍在争论之中。然而，毫无疑问，1969年初最出乎人们意料的大卫懈缋鞘录浅さ捍缶鼻闪⒔?年的公司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Leasco Data Processing Equipment Corporation，资产仅4亿美元），对拥有长达一个半世纪历史的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Chemical Bank New York Trust Company，资产高达90亿美元）的收购企图。在商业界，任何既对计算机租赁（里斯科1968之前的主营业务）也对证券市场（里斯科股票在此大放异彩）不感兴趣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在这次收购竞赛中，化学银行的威廉·施赖奥克·伦查德（William Shryock Renchard）和里斯科的索尔·菲利普·斯坦伯格（Saul Phillip Steinberg）分别尽情演绎了哥利亚和大卫的角色。如果把他们之间短暂而紧张的冲突称为经典悲剧，似乎有些过分，但其中确实不乏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悲剧元素，另兼有闹剧成分。它向人们展示了，华尔街仍然能够充当有趣而动人的人间戏剧（不仅仅是生活，而是某种比生活更大的东西）的舞台，尽管这个舞台的寿命不会太长久。　　2　　化学银行的领导人威廉·伦查德成长于新泽西州特伦顿市，父亲是纽约人寿保险公司（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在当地的代理经理。20世纪20年代，伦查德少年时的特伦顿市是一个典型的老东部海滨城市，新移民已经在人数上占多数，轻工业主导这里的经济，但真正的权势仍然掌握在对过去念念不忘的美国乡绅手中，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自鸣得意（特拉华河对岸的华盛顿；特伦顿战役中被击溃的黑森人；向普林斯顿的进发）。这座城市念旧的一面在纪念碑、博物馆和庄严的老横排砖屋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而它向前看的一面，则展示于生机勃勃的新工厂、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之中。它是小说家约翰·奥哈拉（John O誋ara）笔下一座典型的城市，这里的特权阶级沉溺于乡村俱乐部僵硬的享乐生活。或许，它最大的品质就是狭隘：特伦顿一直由于它立在特拉华河大桥上的巨幅标语“特伦顿创造，全世界接受”而受到嘲笑，但出于顽固的骄傲，它年复一年地保留着这个标语。精美的瓷器和橡胶避孕套是由它创造而由全世界接受的主要产品。即使在小康人士和大富之家居住的西州街，以及更为谦逊的伦查德们居住的州长大道，每天早上仍然是由马拉的货车运送牛奶。毕业于特伦顿高中之后，比尔·伦查德和许多富裕的特伦顿男孩一样，向往普林斯顿这座位于新泽西东北方向12英里以外的著名大学。虽然当时的普林斯顿强烈倾向于招收预科学校的毕业生而不是高中毕业生，但伦查德还是成功了。在普林斯顿期间，他与他的兄弟约翰合住一个校内房间。他安静地学习，加入了众多饮食俱乐部中的一个，完全不参加被认为是校园生活必需品的课外活动—体育、《普林斯顿日报》、三角俱乐部或幽默杂志《老虎》。他的毕业纪念册上写着“伦查德还没有决定未来的职业”。　　或许伦查德兄弟二人在普林斯顿或多或少感到自卑，因此把自己封闭起来。确实，他们应该自卑。虽然他们仪表体面，又是新教徒，但是第一，他们是高中毕业生；第二，他们来自特伦顿，而当时普林斯顿的学生普遍认为特伦顿是一座只适合酗酒的城市。无论如何，从任何方面来讲普林斯顿期间的伦查德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学生，他的同学大概认为他不像什么大人物，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如果他们确实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他们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他们错了。不论怎样自我封闭，伦查德都是一个机敏的高个子年轻人，有一种明显的领导者气质。他是一个大器晚成者，成年以后的他令他那些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大学同学黯然失色。1928年毕业后，他来到纽约，成为国家商业银行（National Bank of Commerce）的一名职员。1930年，他来到化学银行信托公司。他在那里先后担任文员、助理秘书和助理副总裁。1946年38岁时，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副总裁；1955年，他成为执行副总裁；1960年，他被任命为总裁；1966年成为公司董事会主席，此时公司已更名为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由合并带来的名称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公司的名望或尊崇地位。公司始创于1824年，到南北战争时期，已经成为全美国银行业的领头羊（南北战争刚结束的几年，它成为海蒂·格林的银行，银行为她准备了一个专用房间，她喜欢四肢伸开躺在地板上，周围堆放着她的债权凭证和股票权证。后来，当她错误地以为化学银行有人试图毒害她之后，便离开了）。1966年伦查德成为化学银行董事会主席之时，银行拥有90亿美元的资产，是美国最大的资本库之一，并且是全美第6大商业银行。    伦查德之所以能登上美国银行业的塔尖，得益于以下事实：他与一位漂亮而擅长社交的女士结了婚；搬到纽约银行界人士最喜欢的居住区，长岛的北部海滨；在6家大公司担任董事；充当多家医院和市民组织的受托人；是一系列显赫的都市和乡村俱乐部的成员，包括蝗虫谷著名的克里克俱乐部（Creek Club），他还成为了该俱乐部的主席。1969年，地位显赫的伦查德61岁，高大潇洒，一头铁灰色的头发，五官平平，眼睛既透着冷峻的权威，又透着慈父般的和蔼。他浑身散发着户外的气息—由精心维护的草坪和经过修剪的女贞树构成的户外
 
    。他很容易大笑，而且笑得自然，他喜欢短小的笑话，而不是冗长的冷笑话。他看上去获得了内心完全的平静，一点儿也不为自己在社会剧烈变迁时期享受的财富和成功感到不安，也不为之自鸣得意地炫耀。有一次，他不但与妻子一起出现在上层社会秀—400名社会名流在广场饭店举办的年度钻石舞会（当然，是为国际教育协会进行慈善捐款），而且凭借三枚硬币大小的钻石别针—明显都是假钻石—获得了《纽约时报》评出的“最闪亮着装奖”。这或许是一种恶劣的玩笑？但如果说有人能够承受这种玩笑的话，那就是比尔·伦查德。他看上去已经变成典型的老普林斯顿人，散发着咄咄逼人的绅士气质和富有教养的个人和职业魅力。　　索尔·菲利普·斯坦伯格与著名的罗马尼亚裔美国艺术家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没有任何关系，他的背景与伦查德只有一点相似—两人的家庭出身都是美国地位卑微的中产阶级。首先，他比伦查德小了三十多岁。他1939年8月出生于布鲁克林，父亲朱利叶斯·斯坦伯格（Julius Steinberg）拥有一家生产厨具的小型公司，叫理想橡胶制品公司（Ideal Rubber Products）。在长岛的劳伦斯上高中的斯坦伯格是一个并不惹眼的男孩儿，学习成绩一般，积极地与女孩子约会，擅长体育但并不热衷。早熟的他是《华尔街日报》的长期订阅者，这使他与同班同学显得格格不入。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在沃顿，19岁已上大四，少年老成，性格傲慢，长着圆圆的娃娃脸的他经历了一系列的商业领悟。他的一位老师建议他的大四论文以“IBM的衰落和失败”为题。这是个相当古怪的主意，因为到1959年，IBM已经成为现代商业众神殿中的阿波罗，盟友和竞争者通常都将之视为组织杰作。“我的老师确信IBM是某种怪胎，”斯坦伯格在赚取了几百万美元的十多年以后对作家克里斯·韦尔斯（Chris Welles）说，“他想让我来证实这一点。我是那种习惯于相信任何坏事的学生，于是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做了大量研究之后，我发现……IBM是一家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妙而伟大的公司，有着非常乐观的未来。但当我告诉他时，他不愿意相信。他甚至不愿意看一眼我的研究。于是我不得不改写另一个题目。”　　斯坦伯格遭到蔑视和抛弃的研究使他深信，IBM做生意的方式为聪明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提供了大赚一笔的光明机会，而他就是那个年轻人。关键问题是工业计算机报废之前的有效寿命有多长，而机会就在于根本没有人知道答案。统治计算机制造业的IBM对此持有处于潮头的巨型公司典型的保守观点。由于假设计算机会被尽早而不是尽迟报废，IRM为客户提供高价短期租赁，而且通常可以随时取消。斯坦伯格能够为使用计算机的公司提供省钱的机会，因为他相信IBM计算机的使用寿命比IBM自己设想的更长。他会干脆借钱买下IBM昂贵的计算机，然后将它们租出去，而且是不可撤销的长期租赁，租金大大低于IBM的租金，但仍然足够高，能够弥补长期不可撤销条款下的大部分或全部计算机成本。于是，用最简单的话说，斯坦伯格既能收回购买计算机的钱，又能拥有可供他出售或再次出租的计算机。　　就是这么简单，又是这么巧妙。凭借在沃顿获得的聪明才智，斯坦伯格创造了一个新行业，独立的计算机租赁业—一个不生产产品的行业；一个IBM会很乐于通过改变租赁方式将之扼杀的行业；一个被顶尖投资分析师约翰·韦斯特加德（John Westergaard）后来蔑称为“会计花招”的行业；一个它的创造者本身索尔·斯坦伯格后来半开玩笑地评价为“计算机租赁？它只是免费获得计算机的一种方式”的行业。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将在60年代结束前动摇美国金融和银行业根基的行业。　　1959年从沃顿毕业后，斯坦伯格花了两年时间为父亲工作。同时，他进一步研究了计算机租赁这个想法，又在街角报亭做了一点别的小生意。1961年，他靠父亲提供的2.5万美元，在布鲁克林的一间阁楼开始了他的计算机租赁生意，他的父亲和叔叔担任名义上的合伙人，公司的名字理想租赁公司（Ideal Leasing Company）则来自父亲的橡胶制品公司。银行虽然对他太过年轻和活泼的学校男孩儿气质怀有戒心，却仍然喜欢他的计划，并愿意为他提供购买计算机的资金，只要他能够找到租赁客户。但真正找到客户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花了三个月才找到第一个租户，他甚至为此中断了蜜月旅行回家签合同。理想租赁公司成立于1962年。成立第一年，总收入为180万美元，净利润5.5万美元。1964年，利润上涨到25.5万美元，收入达到800万美元，于是斯坦伯格决定上市。1965年6月，公司更名为里斯科数据处理公司，公司股票的公开发售带来了75万美元的现金。    计算机业正在飞速发展，IBM继续提供高价可撤销的租赁服务，里斯科公司的资产从1965年的800万美元跃升至1966年的2 100万美元，而1967年的利润比1966年高出7倍还多。同时，先是在场外市场后来在美国股票交易所交易的该公司股票大幅上涨。里斯科公司开始被华尔街人作为有趣的小故事谈论。毫不例外地，作为一家雄心勃勃、急需资金和拥有很高市盈率的新公司，里斯科开始打收购的主意。1966年，斯坦伯格聘请博思管理咨询公司（Booz，Allen and Hamilton）的年轻专家迈克尔·A·吉布斯（Michael A. Gibbs）担任负责企划的
 
    副总裁，并交给他寻找合并对象的特殊任务。1966和1967年，里斯科通过收购几家或多或少与计算机或租赁业相关的小公司壮大了自己，包括卡特汽车运输服务公司（Carter Auto Transport and Service Corporation）、文件管理公司（Documentation，Inc.）和福克斯计算机服务公司（Fox Computer Services）。这些收购使里斯科公司的资产达到7 400万美元，员工人数超过800人，获得了位于长岛大颈区的更大的新总部，以及通过合并进一步扩张的巨大胃口。　　使里斯科在全美企业界牢牢立足，使产业哥利亚们开始注意这个极度自信的布鲁克林大卫的一次收购，源于在1967年8月发生的几件事。当时，卡特胁值滦威尔经纪公司（Carter，Berlind and Weill）的爱德华·内特（Edward Netter）发表了一份题为“金融服务控股公司”的报告，其中描述了金融服务公司，比如里斯科公司，与火灾及意外保险公司进行合并对于合并双方的有利前景。内特的核心论点是，火灾及意外保险公司极度保守的公司政策在很多情况下使它们拥有大量现金储备，远远超过法律要求的覆盖保单风险所需的数量。内特把这些过度储备形象地称为“冗余资本”或“过剩的剩余资本”。州法律禁止随意动用这些储备，只要它们还属于一家火灾及意外保险公司。但是，内特指出，如果保险公司与一家不受管制的控股公司合并，就可以规避这些法律，而冗余资本将获得解放，被用于其他用途。也就是说，内特隐晦地指出（为了他自己的公司能够赚取合并中间人佣金和股票经纪佣金），野心勃勃的多样化经营公司正在错过一个改善处境的机会，那就是与火灾和意外保险公司联姻，为了它们的冗余资本，或者，更直白地说，为了钱。许多多样化经营公司会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收购保险公司，其中最大的一笔收购（实际上，也是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是1970年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对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Hartford Fire）的著名而有争议的收购。　　并非偶然地，被内特的报告横扫的无数办公桌中，有一张属于里斯科公司。邻近1967年底，内特与吉布斯会面，讨论报告中的观点。内特显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因为1968年1月初，吉布斯就向斯坦伯格发送了一份备忘录，详细陈述了里斯科收购一家火灾意外保险公司的巨大好处，但并没有提到具体的公司。同一天，卡特胁值滦威尔经纪公司的亚瑟·卡特（Arthur Carter）致信里斯科公司，列出该经纪公司帮助以善意收购的方式收购一家这样的公司（仍然没有指明具体公司）的条件。条件包括向卡特胁值滦威尔公司支付75万美元的佣金，这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卡特胁值滦威尔公司如此大费周章地谋求充当媒人的角色。　　之后，同样明了的是，卡特胁值滦威尔公司心目中那家未指名的公司就是诚信保险公司（Reliance Insurance Company），一家设在费城的沉寂的老火灾和意外保险商，拥有5 000多名员工，年收入近3.5亿美元，冗余资本超过1亿美元。不过，一切必须严格保密，避免惊动诚信公司的股票价格，导致该公司管理层采取防御措施。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并且享受阴谋的乐趣，里斯科公司的人在内部交流时会用拉奎尔来指代诚信公司。斯坦伯格后来向一个国会委员会透露，这个代号是借用女演员拉奎尔·韦尔奇（Raquel Welch）的名字。　　1968年3月，里斯科公司用泽西市第一国民银行的一个数字账户做掩护，开始在公开市场购买诚信股票，每日购买量从100股到7 000股不等。到4月初，里斯科公司已经持有13.26万股诚信股票，占总发行量的3%，完成了收购的第一步。第二步包括筹备提交给诚信股东的收购要约，并策划如何对付诚信管理层有可能采取的任何抵抗措施。5月，里斯科为其收购要约准备了登记声明。这是一个把事情公开的举动，因为登记声明是公开性文件，这样一来公众和诚信管理层终于明白里斯科打的什么主意了。诚信的第一个反应是宣布该公司正与另一家计算机租赁公司进行合并磋商，即数据处理金融通用公司（Data Processing Financial and General）。这或许会让里斯科公司明白它遇到了对手，致使它要么终止收购企图，要么提出更好的条件。6月13日，斯坦伯格和诚信公司总裁A·阿狄森·罗伯茨（A. Addison Roberts）首次见面，罗伯茨用再明白不过的语言说明，诚信将不会接受里斯科的收购。但是，6月21日，里斯科还是发出了收购要约，致信诚信股东，为他们献上可转换债券和认股权证，交换他们的诚信股票。我们已经听说过的被贬损为“企业内衣”的可疑证券的典型组合，但也是一个当前市场价值远高于立场坚定的诚信公司当前股价的组合，因为里斯科发行的全部证券市价都很高。三天后，仍不服输的罗伯茨致信他的股东，强烈要求他们“不要对你们的股票采取匆忙行动”，一个月后，他又进一步对里斯科及其经纪商提起诉讼（后来撤回了），控告他们违反证券法。   表面上，这俨然是公司之间的一场战争。但是，回顾起来，罗伯茨虽然对里斯科表现出顽强抵抗，但似乎并不完全反对合并，那些看上去像强烈的自我保护的举动实际上更像一种讨价还价。罗伯茨与内特和里斯科一样，似乎完全明白通过合并将全部冗余资本从法律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好处。实际上，早在1967年12月他就曾与内特讨论过这个话题，这正是内特第一次与里斯科联系的时间。然后，内特告诉罗伯茨，他相信能帮他通过合并—或许与海湾西部公司这样的联合企业合并—使时价30美元一股的诚信股票变为45美元一股。（这次会面中
 
   没有具体提到里斯科的名字。）虽然这样的价钱在1967年非常诱人，但罗伯茨对于任由他稳健的老公司被某家暴发户联合企业吞食并不热衷。因此，他并非完全反对任何合并，只是他认为诚信应该是收购方，而不是被收购方。　　现在，鉴于里斯科显然已经准备开展收购努力，而不管意中人愿意与否。罗伯茨认识到，里斯科股票相对于诚信股票的强大股市表现，使他成为收购者的梦想破灭了。整个7月，他都在合作与不合作之间摇摆。犹豫着是否应该接受里斯科收购要约的诚信股东，从他这里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建议。然后，8月1日，罗伯茨表明立场。他给股东们（他们的脑袋一定已经晕了）写信说，里斯科已经大大优化了收购条件，诚信管理层“同意停止任何干预行动”。这是一次向不可抗力的屈服。大部分诚信股东实际上已经预备无论如何都会接受收购要约，不论诚信管理层如何决定，里斯科都将获得它的控制权。到9月中旬，里斯科已持有诚信超过80%的股票；11月中旬，超过96%。收购已经完成。　　实际上，那个常用的比喻需要改一改—这是一个小鱼吞下巨鲸的案例。诚信规模几乎是里斯科的10倍，而幸存下来的里斯科突然发现，自己超过80%的业务是保险，只有不到20%的业务是计算机租赁。被吞食的巨鲸似乎也没有受到伤害。实际上，乍一看上去，每个相关人的处境都毫无疑问变好了。虽然受里斯科的控制，但罗伯茨仍然是诚信的老板，获得了新的5年雇用合约，前4年的年薪仍为8万美元，第5年将涨到10万美元，外加一大笔非常有利可图的里斯科股票期权。索尔·斯坦伯格则在29岁上成为千万富翁，据《福布斯》称，他比任何30岁以下的美国公民自力更生赚的钱都多—账面价值超过5 000万美元。他的父亲朱利叶斯，他最早的支持者，以及他的叔叔梅耶，都与他担任公司秘书的弟弟罗伯特一样，因为持有里斯科股票而身价数百万美元。卡特胁值滦威尔公司除了75万美元的收购佣金之外，还通过为里斯科购买诚信股票赚取了近5万美元佣金，通过收购要约赚取了23万美元佣金，总体加起来超过100万美元。诚信股东手中里斯科的企业内衣假如被立即卖掉的话，能为他们带来盛装的报酬（尽管他们在企业证券的意义上讲已经赤裸裸了）。至于里斯科，由于享受了盛宴，它突然拥有4亿美元而不是7 400万美元的资产，2 700万而不是140万美元的年净收入，分布于50个国家的8 500名员工，而不是只在一个国家开展业务的800名员工。从股市表现来讲，截至1968年12月31日，里斯科股票在5年的时间里增值了5 410%，使它成为同期5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增值比例最高的股票，成为毫无疑问的沸腾年代的股票之王。但我们的金融冒险故事还没有讲完，相反，才刚刚开始。勇于冒险的里斯科为60年代最大的，对防御者来说则是最头疼的企业征服冒险做好了准备。　　3　　早在1967年12月，里斯科就开始研究收购一家大银行的可能性。银行股票和保险公司股票一样，市盈率通常很低，为里斯科这样的股市野心家收购大于自己的公司创造了条件。并且，斯坦伯格感到，根据商业原则，把里斯科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一家拥有国际背景的处于纽约金融中心地位的大银行联合起来，将是非常有利的。1968年，正当诚信收购处于进行中的同时，吉布斯的里斯科企划部似乎就在选择目标银行，就像轰炸机指挥员仔细瞄准敌方的弹药库一样。面对目标银行的规模和实力，他们同样没表现出任何胆怯。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 Trust）、欧文信托公司（Irving Trust）、大通曼哈顿银行、汉华实业银行、摩根担保信托公司，这些美国银行业的全部精英，似乎都成为里斯科为了筛选合并候选人而进行的秘密而厚颜无耻的研究的对象。　　到了秋天，诚信收购即将完成的时候，来自大颈区的盯着伦查德90亿美元的化学银行的贪婪目光被曝光。和收购诚信时一样，里斯科公司内部又起用了一个代号，这一次是借用菲·杜纳威（Faye Dunaway）的“菲”。作为行动的第一步，里斯科对目标的历史和经营状况进行了详尽的调查：“菲起初是纽约菲制造公司旗下的银行机构”，诸如此类。（任何看过这些备忘录的外部人以及对银行业有任何了解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从上下文推断出“菲”指的就是“化学”。这再一次显示出，里斯科在企业袭击中所使用代号的娱乐性起码不亚于隐蔽性。）《美国名人录》中关于“菲”公司董事的条目连同注解一起被复制下来，以供随时参考。在这些董事中，包括美国商业界的一系列显赫人物，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会主席H·I·罗姆尼斯（H. I. Romnes）；杜邦公司总裁拉莫特·杜邦·科普兰德（Lammot du Pont Copeland）；美国钢铁财务主席罗伯特·C·泰森（Robert C. Tyson）；德士古公司董事及执行委员会委员奥古斯塔斯·C·朗（Augustus C. Long）；IBM总裁T·文森特·利尔森（T. Vincent Learson）；以及纽约股票交易所前总裁基思·芬斯顿。实际上，“菲”的所有董事在《美国名人录》中都有长长的条目，而里斯科当时没有一名董事登上《名人录》。这对里斯科来说相当方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双方的不同。在无意的讽刺当中，美国统治阶级的标准花名册充当了一帮反叛者的瞄准器。     诚信收购中产生实效的每一个情景都被尽可能再现。11月，里斯科开始收购化学银行股票，这一次还是通过第一泽西国民银行。几天之内，里斯科就以350多万美元的成本默默购买了5万股，而没有引起外部谣言或市场混乱。同时，现在是里斯科子公司的诚信持有10万多股普通股，使里斯科控制的股票大大超过化学银行全部股票发行量的1%。1969年1月，事情仍然严格保密，并且里斯科与化学银行管理层没有建立任何联系，这时里斯科开始为化学银行股东准备一份模拟收购要约。和收购诚信时一样，它包括按当时的市价计算价值远远超过化
 
    学银行股票的认股权证和可转换债券。或许，曾经奏效的将再次奏效。当1月的最后一天，化学银行通过它的日常情报渠道终于获得确定的消息，得知里斯科正在筹备收购时，里斯科还没有决定进入下一步收购计划。　　这一消息并没有完全出乎伦查德的意料。早在1967年12月，化学银行就开始不时谨慎地跟踪里斯科的收购行为，次年秋天伦查德就开始听到“一家租赁公司”想收购化学银行的传言。令人吃惊的是，11月对化学银行股票的收购竟然完全没有被察觉，化学银行甚至没人听说过“菲”这一代号，传言似乎也消失了。然而，当1月31日收到确定消息时，伦查德对化学银行应该采取何种反应没有任何迟疑。他和他的银行将全力迎战里斯科。确实，正如收购诚信一样，合并能够为双方股东立即带来经济利益。但对伦查德和他的同事来说，事情不是股东短期利益那样简单。拥有一个半世纪历史的化学银行会沦为名不见经传的暴发户里斯科公司的一个小小的子部门？董事会成员罗姆尼斯、拉莫特·杜邦·科普兰德、罗伯特·C·泰森、奥古斯塔斯·C·朗、T·文森特· 利尔森和基思·芬斯顿会听命于29岁的索尔·P·斯坦伯格？在高级银行圈子，这样的想法简直是亵渎，因此，伦查德一听到这样的消息，便不出意料地打电话给一位银行家朋友，一个最有可能为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的人：小托马斯·J·斯坦顿（Thomas J. Stanton，Jr.），第一泽西国民银行总裁兼里斯科董事。这是怎么了？伦查德要知道。“我会给你回电话。”斯坦顿回答。很有可能他接下来与斯坦伯格敲定了应该告诉伦查德什么信息。他并不掩饰地告诉化学银行老板，在里斯科下一次也就是2月11日年度股东大会之前的董事会议上，将讨论收购“一家大商业银行”的可能性。　　收到这样的警告，伦查德开始采取积极的亡羊补牢行动。他成立了一个11人特别小组，谋划抵御任何收购企图的策略，总指挥为化学银行首席贷款官J·A·麦克法登（J. A. McFadden）—“一个聪明的家伙，对数字很拿手”，伦查德后来这样评价他，“并不是一个强硬的人，但也不是可以随便打倒的人”。他任命另一名银行官员罗伯特·I·李普（Robert I. Lipp）准备一份备忘录，列出化学银行所有可能采取的防御策略，2月3日，李普完成了一份包括7种不同措施的报告。（远在大颈区，几乎在同一时刻，里斯科完成了收购要约的起草，并进一步大幅买进化学银行股票。准确地说，以1 422 207美元买入了19 700股。）伦查德在很久以后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持有我们多少股票，或者他们准备在收购要约中塞给我们的股东多少废纸。我们猜测，他们会为我们的每股股票提供市场价值110美元的交换条件，而我们的股票当时市价为72美元。因此，我们相当清楚要说服股东拒绝会是非常困难的。”　　2月5日，伦查德采取行动，而且是激烈而危险的行动。他决定向媒体泄漏一条消息，迫使里斯科的企图曝光。这天下午，《纽约时报》金融版的银行专家H·埃里希·海涅曼（H. Erich Heinemann）打电话给他，说他听到了即将发生收购的传言，想求证一下是否属实。伦查德并没有照往常一样否认，相反，他回答说，传言确实有点影子。他又提供了一些细节和有针对性的评论，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刊出了一篇署名为“海涅曼的同事罗伯特·梅茨”的文章，摘录如下：　　刚刚在商业剧中露面的约翰尼能够挤进大牌人物的圈子，俘获眼前最大的战利品吗？　　看上去，这正是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在下一次野心勃勃的收购行动中希望做到的。传言中的收购目标是美国最有名望的银行之一，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该银行成立于1824年……　　如果你想确定有事情正在发生……你将什么也确定不了。实际上，里斯科的公关人员已经打电话来希望从记者这里得到声明。　　化学银行是囊中之物吗？可能性很小。化学银行董事会主席威廉·S·伦查德说话的语气就像一个海军上校演示着他确信将会得到良好执行的作战计划……他说：“我们决心采取一些手段抵御这类事情，而我们的手段将是强大的。”　　可以理解，这篇文章成了当天银行界谈论的话题。伦查德继续执行他的计划，召开了新的战略会议，根据麦克法登为其中一次会议草拟的备忘录，会议讨论的一项措施是：　　对于里斯科股票的市场广度还存在一些疑问，如果需要的话，打击它的价格或许是可能的。　　这样的“打击”通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抛售或卖空里斯科股票来实行，将正中里斯科的要害，因为高股票价格正是它的力量之源，并且最重要的是，是收购一家像化学银行这样规模数倍于里斯科的公司的可能性来源。困难在于，卖空袭击这样的打击将构成股票操纵，违反证券法，有可能遭受罚款和牢狱之灾。由于明显的原因，没人愿意承认化学银行2月6日的战略会议采纳了这一行动建议。然而，令人吃惊而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同一天，一直盘旋在140美元高空的里斯科股票，突然开始以很大的交易量出现下跌。第二天收盘时，里斯科股票下跌了将近7点，在接下来的三周，它残酷地跌至100美元以下。关于即将发生合并的传言，尤其是巨人之间合并的传言，通常会使一家公司的股价上涨，而不是下跌。很久以后，斯坦伯格谈起发出化学银行收购要约和里斯科股票下跌之间的时间巧合时说：“这很奇怪，太怪了，就连国会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但我们从没有机会阻止任何事情。”至于伦查德，他后来对一个国会委员会说，他认为股票下跌仅仅是机构投资者开始对里斯科失去信心的结果。但晚些时候，他又泛泛地指出，化学银行的战略会议上讨论的防御技巧之一来自《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叫做“多重打击”。在当时的背景下，“多重打击”只是老式卖空袭击的一个奇异的新名字。通过运用各种掩盖手段，从理论上讲，实施卖空袭击而不被当局发现是可能的。至少，有证据显示，在2月6日，有某个身份不详的人开始大量抛售里斯科股票。　4　　斯坦伯格对《纽约时报》文章的反应与伦查德预料中的完全一样。虽然斯坦伯格并没有做好提出收购要约的准备，并且实际上正在考虑推迟几个月，因为以他的观点看，时机还未成熟，但他现在决定，除了立即行动以外别无选择。而作为第一步，他决定下周一或周二与伦查德举行一次试探性会谈。  　2月7日，星期五，《纽约时报》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斯坦伯格与海涅曼共进午餐。按照斯坦伯格的说法，这一时机纯粹是巧合，因为这次午餐几周前就安排好了。然而，这对海涅曼来说显然是意外的收获，因为当斯坦伯格这位如流星般划过金融天空的神奇小子出现在美国最大的金融童话的舞台中央时，这位记者充当了见证。午餐中间，斯坦伯格坚定地指出，双方都很清楚，他们所说的任何话都不得对外透露。然后，他开始自由地，即使不是轻率地，讨论里斯科的计划。结束后，他问海涅曼，作为一个了解银行业的人，他有什么看法。根据斯坦伯格的说法，海涅曼回答说，他有一刻相信斯坦伯格有可能放弃收购化学银行，因此斯坦伯格表现得像一个“无辜者”。无论如何，斯坦伯格后来确信，他对海涅曼才是无知的。那天下午，海涅曼打电话给化学银行，与公关负责人通了话，并对后者详细讲述了他从斯坦伯格那里听到的消息。同一天下午，这位公关负责人发给伦查德一份备忘录，部分内容如下：　　海涅曼刚刚从与斯坦伯格的午餐会谈回来，并传达了如下信息。　　他们说他们开始感到压力。他们知道将受到绝对抵制，并完全相信当他们提出收购意向时，将遭到拒绝……　　埃里希说，里斯科在下周的年会上宣布收购意向和计划的可能性超过50%。斯坦伯格认为他们的收购条件将对我们非常有利……斯坦伯格明白地说我们处理国际业务的方式……是错的，将被改变。　　（关于这一插曲，海涅曼的版本与斯坦伯格的版本在几个重要方面存在不同。首先，他后来说，这次与斯坦伯格的午餐会谈并不是几周前安排的，而是4天前安排的，是出于斯坦伯格公关顾问的紧急要求。并且更重要的是，海涅曼断言，在午餐中他没有被要求，也没有做出任何保证，所说的内容将被保密，他后来本着良心给化学银行打电话提供情报，是为了引出有可能成为新故事的更多信息。）　　斯坦伯格后来说，这份备忘录基本上准确地记录了他在午餐中说的话，只有一个大的例外，那就是他并没有提到压力。实际上，他当时没有感到来自银行的压力，尽管他在后来有了足够多的感受。截至2月7日，里斯科感到最接近压力的是这一天斯坦伯格与大陆伊利诺伊银行信托公司（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 and Trust Company）董事会主席唐纳德·M·格雷厄姆（Donald M. Graham）的谈话，该银行是里斯科的大债权人。在谈话中，格雷厄姆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的企图对银行业将不是一件好事，并且补充说，他的银行高度重视与里斯科的合作关系，并且希望它继续下去。（伦查德实际上找格雷厄姆谈过话，并敦促他打消斯坦伯格的积极性。）这份备忘录似乎给化学银行带来了瞬间的优势。掌握主动后，这家银行采取了相对较大的行动，准备第二天在派恩街20号召开全面战略会议，虽然这一天是星期六。　　这是一个佯攻和反佯攻的疯狂周末。斯坦伯格忙着参加里斯科地区经理的半年大会，由于这个缘故，他待在市内的丽晶饭店（Regency Hotel）。另一个巧合是，同一个周末，美国银行家协会（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正在召开年会，因此纽约聚集了来自全美的数百位重要银行家。化学银行的战略会议不但有化学银行的内部特别小组参加，而且支持化学银行的其他华尔街大机构，包括第一波士顿、库恩勒布和霍恩布洛尔·威克斯公司（Hornblower Weeks）也参加了。该会议研究采纳了一整套防御措施，包括组织电话小组与化学银行的股东取得联系；拉拢最大的几家代理权经纪公司，让他们拒绝为里斯科提供服务；化学银行在可能的情况下自己进行与另一家计算机租赁公司快速合并，给里斯科设置反垄断障碍；以及可能通过在奥尔巴尼①和华盛顿的朋友寻求州和联邦政府的立法干预，使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为非法。虽然拥有这些武器，但在场的人似乎认为里斯科的冒险有很大的成功可能性。会上弥漫着背水一战、穷途末路和倒计时的感觉。对这次会议的报告当天晚上慢慢在聚在城中参加鸡尾酒会、招待会和晚宴的银行家们中间传开。其中一份报告说，一位与会者最后向上挥舞着双手说：“噢，让这小子把银行拿去吧。我们可以创建一家新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轻浮。　　星期日，纽约遭遇了一场暴风雪，为数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结果，机场关闭，道路阻塞，铁路运输中断，银行家们被困在了城里。他们除了待着聊天以外无事可做，主要是聊里斯科和化学银行。银行家们与这一话题仿佛进入了一个高压锅。这天晚上，化学银行为来访的银行家们在广场饭店举行了招待会。（斯坦伯格，所有这些讨论的对象，则正在4个街区以外的丽晶饭店。由于并非银行家，他没有被邀请。）在招待会上，伦查德遭受了极大的愚弄。与他谈话的银行家似乎普遍认为整件事情相当可笑，对这种态度伦查德感到几乎没有赞同的理由。“别开玩笑了。”他会说，“如果他成功了，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你。”    星期一，纽约仍困在雪中，伦查德与斯坦伯格这两个之前甚至未通过电话的人，终于见面了。这天早上，斯坦伯格按照计划往伦查德办公室打电话，问他能否与他见面。伦查德说：“当然。我会为你的午餐买单，但之后我马上要开一个会。你有自己的车吗？”斯坦伯格说没有。“我会派我的车去接你。”伦查德回答说。于是伦查德派他的车去丽晶饭店，斯坦伯格上了车，舒舒服服地穿过泥泞来到下城，伦查德为他“买单”的午餐就在化学银行的私人餐厅里。人们不禁会想象这两名仇敌对对方的最初反应是什么。一个身形偏瘦，铁灰色的
 
    头发，有着特有的军人气质；在长岛的北部海滨拥有房产，非常了解他身后的帝国不可动摇的实力，是一个少言寡语而言词犀利的人。另一个圆圆的脸，爱笑，健谈，看上去比他荒唐的29岁的年龄小得多，说话时，喜欢挥舞双臂，或者触电般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在长岛南部海滨拥有房产（29个房间，网球场，两间桑拿室，毕加索和康定斯基的画。斯坦伯格自己富有个性的描述是：“一座同任何其他29岁的成功人士拥有的一样的现代建筑”）；一个生活充满能量和乐趣的年轻人。（与媒体反复报道的相反，他并不肥胖，只是有些魁梧；他胖胖的脸部照片欺骗了大众。）现在，以当年的悲喜剧风格，他就像一个公司版的校园激进分子，以混合着娱乐和同情的态度告诉大学校长，时代已经变了，年轻人掌握了天下。　　两个人几年后向我对接下来的会谈进行的描述，在内容上存在一些差别，不过更大和更有趣的差别在于描述的风格和着重点。　　伦查德：“斯坦伯格竭尽全力地阐述了他关于商业银行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如何发生变革的思想。大部分时候，我只是听着，我的同事总裁霍华德·麦考尔（Howard McCall）和董事会副主席赫尔伯特·奥尔德里奇（Hulbert Aldrich）也是，他们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整个银行业都会受益，斯坦伯格说。我问他为什么单单选择化学银行，他说他喜欢我们的经营哲学，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组织一个单一银行控股公司，从而能够进行多元化经营，因此显示出我们信奉银行多元化经营的原则。显然，他放弃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是因为它们太大了。银行家信托公司和欧文公司被剔除则是因为技术性原因，摩根则大概因为它经营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批发业务。他看上去对我们比对汉华实业银行更感兴趣。　　“我说，我不能确定他是否明白，当一个没有银行经验的人通过收购挤进来时，会对我们的经营产生什么影响。董事和管理人员可能会离开。我明确说，我认为我不会留下来。在信托行业，要想让人们把资产交给银行管理，你需要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我说，遗产安排业务将会大批减少，不是因为他本身的任何原因，而是因为他是通过收购进来的。因此人们会担心某个喜欢收购的人掌握了我们的股东名单。银行家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将受到危害。　　“我认为这对他产生了一点影响。斯坦伯格说他并不想进行一次恶意收购，换句话说，他不想，但也许会。这是某种威胁的暗示。我说：‘如果你想挑起战争，我是相当善于打恶战的。’他说他想在他公司的年会结束后，第二天下午把里斯科的计划完整地演示一遍，并希望化学银行能够改变主意，愿意合作。我很享受这顿午饭。当然，其问也有些好笑之处。”　　斯坦伯格说：“那天上午到达派恩街20号后，我走出伦查德的车，进入这家银行。那天因为暴风雪，人不多。伦查德的秘书非常友好地说：‘噢，你好，斯坦伯格先生，见到你很高兴。’伦查德走出来，与我握手，说：‘你好，索尔。叫我比尔。能带你四处走走吗？’其实，我当时并不对那座建筑很感兴趣。于是我们边走边说，先到了他的办公室，然后去银行的餐厅。　　“我们先开了一会儿玩笑。他问我为什么想成为银行家，我回答说：‘上帝眷顾醉汉和银行家，而我不想成为醉汉。’接着，我开始实话实说。我告诉他里斯科拥有多少股化学银行股票—超过30万股。我说，我们并不打算买进更多，因为太贵了。我坦白地告诉他，《纽约时报》的文章打乱了里斯科的计划。我们本来打算等到关于银行控股公司的新法律通过之后再行动，那可能需要6个月或者1年。现在，我们受到胁迫，我主动承认对于我们来说时机并不成熟。　　“我开始讲我的哲学，那就是，化学银行以及所有商业银行的管理，都应该表现出对股东和客户更加积极的回应，以及我认为我们可以如何做到这一点。我说，我认为，在银行的普通职能之上增添一大批新的服务将增加其资金的内在价值，对于这一点，他表示完全赞同。他开始谈论一次恶意收购可能对银行经营造成的损害。他说，高级管理人员很可能会辞职。他提到会失去客户，我说他们在那样一个货币紧缺的时候匆忙退出的可能性很小。他谈论了信托业务的损失。我问：‘它赚钱吗？’他笑了，说他不确定。他说如果我想挑起战争，他是很善于打恶战的。我说我打恶战的记录也相当不错，至少相对于我的年纪而言如此。但接着我说，我并不打算进行恶意收购，虽然我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告诉他，4天之后我将和妻子和孩子去波多黎各度假，孩子们正放寒假。而我是一个十足的专业人士，假如我企图进行恶意收购的话，是不会安排这次度假的。他看上去很惊奇，问：‘你真的要去波多黎各？’我说是的。他明显松了一口气，一切都变得很轻松。我想这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会谈。一切都很友好。不过最后，当麦考尔和奥尔德里奇进来的时候，气氛变得压抑起来。麦考尔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奥尔德里奇则即将吃完。麦考尔看上去根本不想跟我有任何关系，奥尔德里奇干脆表现出敌意。但伦查德打断他们说：‘看，索尔说了他并不打算进行恶意收购。’麦考尔的脸色亮起来，他说：‘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我提议在我从波多黎各度假回来之后，他和伦查德说：‘噢，最好在那之前吧。’然后我们安排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公司股东大会之后。我出来的时候情绪很好，只是奥尔德里奇仍然很冷淡。等一下，我刚刚想到，他对伦查德也不是很热情。”    于是，敌对双方首领的第一次会谈打成平局。那天下午，伦查德接到诚信保险公司的罗伯茨打来的电话。从里斯科前一次征服行动中显然获得了满足的被征服者说，他认为里斯科与化学银行的合并对银行将是一件好事。“我对他说他疯了，”伦查德后来说，“我说计算机租赁与银行毫无关系。他说里斯科跟诚信合并并没有伤害诚信。我对他很失望。”同一天下午，麦考尔让化学银行的人为他准备一份里斯科债权银行的清单，后来一个国会委员会拿到这份清单时，发现上面一些银行名字的旁边打上了标记。这份清单的目的，以及那些标记
 
    的意义，没人知道，但表面上看，就在那天下午，斯坦伯格开始感到来自银行界的“压力”，里斯科的两家投资银行伙伴，怀特韦尔德和莱曼兄弟，打电话通知他，他们将拒绝参与里斯科对化学银行的任何收购要约。　　那天晚上，银行家之间进行了更多的社交活动。伦查德参加了储备城市银行家协会（Reserve City Bankers Association）的晚宴，他后来说，他在这次晚宴上大概同300位银行家说了话。“除了大概谈论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外，我不记得做了什么别的。”他回忆说，否认他曾利用这次宴会进行反里斯科的宣传或者请求对化学银行的帮助。（不过，在工作时间他毫不吝啬这样的努力；怀特韦尔德和莱曼兄弟的反里斯科宣言就是因为受到化学银行的热切请求。）　　第二天下午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礼堂举行的里斯科年度股东大会上，事情进展得很平静。开始，人人心中所想的话题并没有被提起，直到斯坦伯格提出，里斯科成为一家综合金融服务组织的努力包括进入银行业。“要实现如此庞大的计划，”他说，“必须进行谨慎的权衡和判断。在此时此刻，我们还没有确定具体的银行。”　　全场安静下来，斯坦伯格通过提问打破了沉静。一位股东干脆问里斯科是否计划收购化学银行。斯坦伯格回答说里斯科并没有发表任何关于这家银行或任何其他银行的声明。一段时间以后，另一位股东问，里斯科是否已经与化学银行进行了收购谈判。　　斯坦伯格面临考验。本来整个周末他都计划着在这一场合宣布收购化学银行的决定，但现在，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与化学银行的管理层举行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因此他已经决定暂不宣布。从策略上讲，最好是回避这一问题，但他放弃了这种做法。“我对自己说：‘咳，我不会撒谎。’”他后来回忆。他回答说：“是的，我们已经与化学银行会谈过。”就这样，他首次公开确认了至此为止只存在于传言和猜测中的事实。　　5　　但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里斯科与化学银行管理层的私人会议上，斯坦伯格发现，前一天的午餐会谈打开的合作之门似乎关上了不少。防御方获得了自信。这一次，双方首领都带着各自的主要助手。斯坦伯格带着三个人，包括罗伯茨和顾问罗伯特·霍兹（Robert Hodes），伦查德带着四个人，包括麦考尔、奥尔德里奇和特别小组总指挥麦克法登。斯坦伯格把前一天午餐会上对伦查德说的大部分内容重复了一遍，这一次更加强调他的友好意愿，以及对使用威胁的厌恶。（奥尔德里奇对这次会议的私人记录写着：“里斯科不喜欢恶意收购，但为了达到目的有可能实施。”）斯坦伯格还做了进一步让步。他说他不准备担任合并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在里斯科的所有同事都愿意以合并后公司的利润决定他们的去留。当伦查德说他不愿意在“脑袋被枪指着”的情况下谈判时，斯坦伯格强调他并没有拔枪，这“不是一场战争”。双方后来都认为这是一次热忱的会议，只是斯坦伯格觉得它并非“极度友好”。根据奥尔德里奇的记录，它实际上是以伦查德的发言结束：“我们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我们会考虑的。他们会得到我们的消息，或许周末，或许下周中。”　　实际上，斯坦伯格将在2月14日那个星期五，再次获得伦查德的消息，但同时化学银行的防御团队也没有闲着，而是正准备好大枪，即那些伦查德一开始描述为“强大”的“资源”。化学银行又召开了一次全面战斗会议，会议讨论集中在修改化学银行章程的可能性上，这能使里斯科的收购即使并非不可能，在法律上也会相当困难。会上还讨论了收购一家火灾意外保险公司，从而与里斯科拥有的诚信产生冲突的方案，以及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某个巨型保险公司收购化学银行的方案，表现出宁死不屈的东方情结。　　实际上，这些方案都没有实施。不过，最后一个方案显然反映出银行家们强硬的不妥协态度。按照计划，化学银行请最大的两家代理权经纪公司，达德利·金公司（Dudley King）和乔治森公司（Georgeson），拒绝为里斯科提供服务。伦查德打电话给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向他告知情况，并且并非无意地努力说服他里斯科收购将对整个银行业不利。（马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里斯科股票持续下跌。到星期五，它跌至123美元，陷入完全的溃败。或许，化学银行的各种防御手段中最有效的在立法层面。从2月14日起，化学银行的顾问之一，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的理查德·西蒙斯（Richard Simmons），开始全职投入里斯科的案子，集中精力起草专项法律，以防止或阻碍里斯科之类的公司对化学银行之类的银行进行收购，并使这些法律草案变成奥尔巴尼州议会和华盛顿国会上的提案。一项新法提案，由一个很大的相关利益方特别起草，却能够被州或联邦的立法机构毫不质疑地接受，这看上去是不是相当奇怪？无论答案是什么，州长洛克菲勒（Rockefeller）选择在这一周督促纽约州议会颁布一项法律，在本州境内停止任何非银行企业对银行的收购，只要“控制权的行使可能损害银行的安全和行为道德”。星期五，一份完全一样的直接出自西蒙斯之手的新法提案被发往奥尔巴尼，同时，一份目的类似的法案提交给华盛顿的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Senate Banking and Currency Committee）主席，参议员约翰·J·斯巴克曼（John J. Sparkman）。显然，化学银行有理由相信，两边的草案都将提为议案，而且将不进行重大修改。    于是，伦查德怀着战争出现转折的心情，于14日星期五再次致电斯坦伯格，安排新的会面。这一次，再没有关于恶战之类事情的讨论。毫无疑问，伦查德感到再没有进行这类讨论的必要。斯坦伯格还要去度假吗？斯坦伯格说他还要去，第二天出发，19日，下个星期三，离开波多黎各，那一天他在华盛顿有安排。伦查德友好地说，“打搅你的旅行可不好”，并邀请斯坦伯格20日下周四来与他再次见面。
 
　　到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本来的攻击方变成防御方。星期一出版的一篇《华尔街日报》文章对里斯科未来的盈利前景提出了质疑。里斯科股票当天下跌8点，至115美元，第二天又下跌2.5美元。西蒙斯的反银行收购法案及时地于星期二在奥尔巴尼提出。（随后获得通过，5月中旬成为法律。）里斯科又遭受进一步打击，它收到司法部的一封信，说司法部听说了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的计划，并指出：“虽然我们并不想暗示这样一笔交易将违反反垄断法，但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尤其是《克莱顿法》（Clayton Act）第7部分，我们会提出一些疑问。”（第7部分禁止有可能通过减少竞争来限制交易的合并，把它如当时通常解释的那样适用于里斯科与化学银行合并案，将非常值得质疑。一直没有人解释为什么司法部会在那个特定时刻发出那样一封信。）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斯坦伯格与家人正在波多黎各的剑鱼滩打网球和游泳。他后来坚持说，他只与他在大颈区的办公室通过两次电话。不过，很难想象他竟然完全没有听说《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里斯科股票的持续下跌、奥尔巴尼的法案和司法部的恐吓信。虽然好冲动，但斯坦伯格是一个擅长思考的人，也许，在剑鱼滩的游泳池边放松的时候，他自嘲地想过，自己前一周刚刚在一个洛克菲勒（大卫·洛克菲勒）的银行里召开公司年会，现在又在另一个洛克菲勒（劳伦斯·洛克菲勒）的酒店，花最高的价钱，换取从作战前线上抽身的短暂休息，而同时，第三个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在敦促州议会通过一项法律，旨在阻碍他从事他认为既合法又对社会有益的事业。　　19日，星期三，斯坦伯格在华盛顿的一天是令人沮丧的一天。一切现在似乎都对他不利。首先，里斯科股票价格的神秘下跌正在一天天削弱公司的收购能力，但这还不足以使情况变得毫无希望。斯坦伯格计算过，只要里斯科股票价格不低于85美元，他就能够发出对化学银行股东有吸引力的收购要约，而不会降低里斯科的每股盈余。到2月19日，里斯科股票稳定在110美元左右，因此发出诱人的收购要约仍是完全可行的，只要能够找到阻止股票进一步大幅下滑的办法。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全美国的立法形势，这正是把斯坦伯格带到华盛顿来的问题，而他在这里看到的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情景。全美的议员们都沉浸在可怕的反联合、反收购情绪中。这一天中，斯坦伯格与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一半的成员和几名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谈了话。毫无例外地，他发现他的谈话对象坚决反对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而他们的理由在他看来完全不可理喻。一次又一次，他解释说，他的目的不是毁掉一家银行，而是为了赋予它新生，并且，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绝不一定是坏事，而是自由企业制度下重要而且必要的一部分，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积极进取的管理方式取代落后过时的管理方式的唯一途径。一次又一次，他发现自己的观点只得到对方的沉默，他本人则被当做喜欢掠夺并不属于他的财产的商业强盗。这些简短对话的高潮部分是他与关键人物参议员斯巴克曼的对话。根据斯坦伯格的叙述，部分对话内容如下：　　斯巴克曼：几周前，一个人在这里向我抱怨，说有人挤进来收购了他的银行，然后把他解雇了。现在，我们再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斯坦伯格：但是，参议员，整个经济是靠利润运转的。如果一个银行的总裁带不来利润，他就应该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被取代。除非你想改变整个系统—　　斯巴克曼：不，不，我并不想那么做。顺便说一句，你看过我准备提交的反银行收购的法案了吗？（打电话叫他的秘书）小姐，化学银行律师发来的法案在哪儿？我想拿给斯坦伯格先生看一看。　　就这样，斯坦伯格第一次知道了西蒙斯按照化学银行的要求起草，并且按照参议员斯巴克曼的亲密说法，“发来”的法案。实际上，斯巴克曼在3月底提交了这份法案。与在纽约州议会不同，它从未获得通过。但3月19日，化学银行聘请的律师显然正在充当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主席的某种非正式法律助理，这一消息进一步加深了斯坦伯格的绝望。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开始认识到，他与斯巴克曼的谈话只是一幕华盛顿高级情景剧。　　“我那天晚上回到纽约，感到没有获得任何确切的消息。”斯坦伯格后来说。实际上，那一天，由于认识到美国政界和商界的大人物都坚决一致反对他，斯坦伯格决定投降。第二天，他按计划去派恩街20号参加与化学银行顶层人员的第三次会谈。事后表明，这将是类似会谈的最后一次。让我们再一次看看两个不同版本的描述：　　斯坦伯格：“我赴会时口袋里装着一份公开声明—一份投降声明。我告诉他们，我前一天去了华盛顿，以及我见过哪些人。我说，我已经从同那些人的谈话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提出收购要约的唯一途径是获得化学银行对合并的热情支持，我甚至也不确定这是否有用。我等了一会儿。说得好听一点，化学银行没有人表达出合并热情。接着，我说，一个半小时后，我将发布一份撤退声明。我把声明从口袋中拿出来，读给化学银行的人听。你可以感到他们如释重负，几乎能够触摸到那种感觉，就像一种沉默的喧闹。所有人都握了手。我从那以后再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人。”
 
    伦查德：“斯坦伯格与几个随从一起来的。他说他已经决定，现在不是推进收购的时机，为此他当天将发布一项公告。这是一次非常友好和令人满意的会议。”　　斯坦伯格后来发布的公告在最后一部分极大否定了他此前表达过，此后将再次强调的哲学，这表明他短期内被洗脑了。公告内容如下：
 
　　纽约大颈区，1969年2月20日。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董事会主席索尔·P·斯坦伯格今天宣布，他没有收购化学银行纽约公司（Chemical New York Corporation）的计划。没有对方管理层的支持和热情，里斯科对迫使化学银行就范不感兴趣。　　斯坦伯格先生认为，恶意收购重要银行会对整个经济不利，因为有可能损害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和声誉，削弱公众对之的信任。　　罗姆尼斯、科普兰德、泰森、朗、利尔森、芬斯顿和化学银行其他董事当天下午看到下面的电报时，大概会非常满意：　　很高兴告知诸位里斯科已经宣布撤销收购化学银行的计划。　　比尔·伦查德　　6　　就这样，事情在正式开始两周之后结束了。“他们”—化学银行、银行业的大部分人、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华尔街诸多方面的大人物、最大的代理权经纪公司、纽约州州长及议会、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众多或多或少相关的人物—联合起来打击里斯科的索尔·斯坦伯格，并且明显造成他在最后一刻丧失了勇气。他和里斯科那年夏天又卷土重来收购了英国出版业巨头，帕加玛出版公司（Pergamon Press）。这次他表现得坚强不屈，但从财务的角度看是一场灾难。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它对美国商业和社会都产生了影响，有的影响不一定是好的，有的则可以肯定是具有净化作用和启示性的。伦查德后来说：“我对整件事情的态度相当严肃，虽然我知道许多人不是这样。我们银行现在对这种事情更为警惕。我为之受到很多嘲笑。如果斯坦伯格固执己见，很有可能会导致一场战争。我不是说我们可能会被打败，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成功打败他们。不过，我非常高兴我们并没有被迫进入这一过程。”　　斯坦伯格对于整件事的主要记忆是那么多人对它歇斯底里的反应。“没有人是客观的，”他说，“我想要客观的观点，却就是得不到。整整那两周，我从未见过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不停地从对方阵营跳出来攻击我们，就因为我们想收购一家大银行。有些攻击相当可笑，一贯稳重的投资银行家说话的样子就好像我们在玩弄黑手党的伎俩，而且攻击一直在持续。我们放弃计划几个月之后，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仍然打电话来激动地说：‘我认为这是大错特错，你试图做的—’但他们就是说不出为什么。我们触动了某种神经中枢，我仍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在一次聚会上，一家巨型公司的老总问我，在针对我们的行动中是否有反犹太倾向。我说，就我所知没有。确实有反犹太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但事情比这个更复杂。我现在认为，假如我们真的进行一次恶意收购，那将会是一件好事，因为会举行国会听证会，好让所有那些腐臭的情绪都在空气中曝光。”　　投降后，斯坦伯格立即在悔恨中总结了自己情绪化的反应：“我一直知道存在一个老派堡垒，我曾经还以为自己是它的一部分。”至于老派堡垒，或许它对这件事的结论，就是一家尊贵的商业银行的一名官员，用缺乏逻辑、惜字如金而又具有误导性的老爷方式发表的经典言论：“绝不要相信一个胖子。”
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1)
    如果说在股票市场历史上有一件事情确定不移的话，那就是新股狂热永远是危险繁荣的最后阶段—是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警告，就像周期性呼吸异常是死亡的信号一样确定，但这种危险并非不可克服。如果人们的头脑能够冷静一些，记忆长久一些，不论大小投资者，专业还是业余人士，都能够注意这些信号、避开新股票、减少投资从而躲避危险……　　1
 
　　就在斯坦伯格发现自己不属于老派堡垒，而且老派们虽然年事已高，但既没有绅士到也没有衰老到不能战斗的地步的同时，20世纪60年代的投资革命已经接近完成，这个时代正在纵情享受它最后的投机冲刺。　　到1969年，机构投资者实际上已经统治了纽约股票交易所。60年代初，它们在这里的份额曾经不到1/3；现在，它们占公开发行股票交易量的54%，公共基金交易量的60%。投资机构中增长最快的共同基金现在持有大约500亿美元的资产，转手率为50%，也就是说每年转手它们投资组合资产的一半，而在1962年，这一比率还只有20%。　　股市正开始热情地舒展。道琼斯指数继5月达到970点的高峰，只比1966年1月的历史最高值低几个点，之后进入长达三个月的急剧下滑，到7月底只勉强高于800点关口。联邦储备委员会由于担心加剧通货膨胀，继续紧缩货币供给，使利率一飞冲天，却收效甚微。同时，出现了对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衰退的恐惧，这令古典经济学家非常困惑，因为这两者显然是来自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的恶魔。人们越来越多地指出以蓝筹股为主导的道琼斯指数在反映现实情况上的失败，曾经价格高涨的股市先锋已经不是像道琼斯指数那样缩水20%，而是50%~75%，或者更多。60年代初最高曾涨到60美元的全斯通，到1969年10月可以以不到10美元的价格买到。年初，国家通用公司已经从66美元的高位下跌至35美元，凌·特姆科·沃特则从135美元跌至62美元，利顿工业从100美元跌至50美元。一度以“拥有美国企业中属于你的股票”作为题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在没有解释原因的情况下撤掉了它。　　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一个具体的不祥之兆是经纪公司利润的突然下降。作为经纪公司收入之源的交易量正在迅速减少。1969年，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量比1968年下降了大约4%，美国股票交易所则下降了近15%，场外交易市场的下降幅度还要大得多。同时，由于前一年交易量大增而导致的纽约下城人员和设施的庞大扩张，大大提高了经纪公司的成本。基本支出的单位成本正在暴涨；华尔街文员和行政人员的工资在10年内上涨了60%，审计师和律师的收费则上涨了约80%。在这些压力下，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部分成员公司1969年下半年都出现了赤字。　　到处都显示着不祥的征兆，毁灭即将来临，全美弥漫着明天就要灭亡和滑铁卢前夜的情绪。这样的气氛对于当前的狂欢再合适不过。美国厌倦了暴乱、犯罪和自由主义，华盛顿又由新的保守主义共和党政权掌握，国家在政治上正转向右派；在经济上，这意味着将进入崭新形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合并继续以疯狂的速度增加，因此资本集聚也在加剧：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占全国资产的比例在短短10年里从26%增加到46%。“创造性会计”继续繁荣，会计当局则视而不见。1969年2月，证券交易委员会通告会计准则委员会，必须对合并会计中权益合并法的使用进行控制，但后者犹犹豫豫，一整年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没有进一步敦促此事。）同时，经纪商已经学会如何将股票市场的两大新势力—联合企业和共同基金—联合在一起，也就是用一种近乎阴谋的方式欺骗大众。经纪商会提议并推动一项合并，在此过程中为自己谋取合并双方公司的一大笔股票。接下来，他会把股票卖给基金，同时保守合并计划的秘密。然后，当合并被公布时，会计师们将表演他们的盈亏线魔术，疯狂吹捧合并、热爱盈亏线的公众将抬高股票价格，内部人将抛出股票，最后，公众将同20世纪20年代原始的股票市场操纵的受害者一样，只剩下大而空的钱袋。　　不过，这种阴谋的受害者相对来说较少。数千万的投资者或者足够幸运，或者足够精明，避开了大部分受哄抢的联合企业股票和其他交易最频繁的投机股票，正处于有利的位置。一直到1969年年中，人们都不一定要购买道琼斯蓝筹股才能发财。比如，如果你1965年初买了仙童照相，你的钱就变成原来的三倍了。如果你在1967年初买了博伊西加斯凯德公司（Boise Cascade）股票，你的资产几乎已经变为原来的四倍。就连美国家庭用品公司这样的老马自1966年底以来也翻了一番，任何一只基本面良好的其他股票也都有类似的业绩。这些可观利润中的大部分都将在第二年消失，但此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1969年年中，账面利润还美美地在那儿，使小投资者感到自信和富有，从而进入一种消费情绪。私立学校和大学正在从蜂拥而至的申请者中精心挑选录取者；昂贵的餐厅里很少有空位；在一些地方，马路上的梅赛德斯几乎和庞蒂亚克一样常见；整个夏天和秋天，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飞往或来自欧洲的满乘飞机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有时不得不花数小时等待跑道清空，以供起飞或降落。染上华尔街情绪的投资公众正仿佛明天不复存在一样地活着。    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做什么呢？它自己似乎也染上了滑铁卢前夜的情绪。它由于相关法令几乎享有对公司会计实务独断权的会计部，正沉重地迈着老式而明显不称职的步子，继续把信任交给短视而道德多变的会计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职员正经历着自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无可匹敌的腐败。那一刻，那将是非常短暂的一刻，似乎一切都疯狂了。　　2 　　机构投资者的增加产生了一种新的高风险经纪操作，大宗经纪。这时，一家大型共同基金或养老基金可能突然想购买或出售单只股票的10万股、50万股甚至100万股。过去，为这样一笔委托负责匹配买方和卖方，并且在必要时为一方或另一方先垫付资金的责任落在交易场内的专业人士身上；但现在，由于这样的巨额交易牵涉的资金过于庞大，专业人士的自有资本相对于这一艰巨任务显得少得可怜。成功而轰动一时地弥补了华尔街传统交易方式不足的是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即原所罗门兄弟泄睦展荆⊿alomon Brothers and Hutzler），创建于1910年，是一家多年来处于领先地位的债券而非股票机构交易商。实际上，这家公司在债券交易中的声望颇高，因而一度华尔街对可流通债券的定义就是所罗门公司愿意购买的债券。60年代中期，当高盛和贝尔斯登公司占据机构大宗股票经纪业务的最大份额时，所罗门兄弟的合伙人，以精明、说话温和的威廉·R·（比利·）所罗门［William R.（Billy）Salomon］为代表，经历了一次醒悟。他们想到，大宗股票经纪基本上与大宗债券经纪没有什么区别。在两种情况下，你都需要认识你的客户，机构投资者。所罗门兄弟已经通过交易债券认识它们多年。你必须拥有能够承担巨大资本风险的资源和勇气。所罗门兄弟多年来都是债券市场的投机之王，那么，为什么不进入股票批发生意呢？　　1964~1965年，他们开始进入，到1968年，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领导者。他们的明星股票交易员杰伊·佩里（Jay Perry）是一个说话很快、极具竞争意识的30岁出头的男人，来自阿肯色州的温泉城，以前曾是债券交易员。在所罗门兄弟位于华尔街60号的嘈杂交易室，佩里将收到一家大机构针对某只股票数十万股交易的询价，比如一笔价值3 000万~4 000万美元的交易。询问公司执行委员会之后，他会在电话中喊出一个比市价稍低一点的报价，但关键是又不会太低，以至于低到假如这么多股票被直接扔给缺乏资金的场内专业人士手中会发生的那样。然后，在连接着所有美国大基金的120键电话控制台（这是场内专业人士不能享受的便利，他们被禁止直接与机构做交易），佩里和所罗门公司的其他部门将开始把这笔巨大的股票分割成小部分，分别召集买方。很多时候，他们能够召集的购买数量会比可供卖出的数量少几十万股。这就是大宗经纪的重要性所在。所罗门兄弟会好心地为自己的户头买下这些剩余股票，完成交易，同时从卖方和各个买方收取佣金。接下来是比较棘手的部分：抛掉所罗门买进的股票，因为它并不想在可能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把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套在上面。“我们几乎愿意买任何股票，”所罗门温和地说，“我们买了不少了。”所罗门兄弟通过稳稳地从买卖双方赚取的巨额佣金，补偿了它由于对几乎不了解的公司股票的直觉性投机而承担的风险，而且还不只是补偿。1969年头三个月，所罗门兄弟“横扫”了近600只股票，不断将自有资本置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之中。一天，它曾以5 236万美元交易了37.4万股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股票，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历史上单只普通股的最大一笔交易。　　所罗门公司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大额投机发生在1968年的头三个月，对象是1965年股市表现最引人注目的股票之一，仙童照相。1967年12月21日，很明显沉浸于圣诞节挥金如土情绪之中的所罗门兄弟从一家投资机构以88美元的价格购买了5.2万股仙童，投入资本大约450万美元。同一天晚些时候，该公司以905/8美元的价格卖出2.25万股，从而转眼间赚取了5.8万美元的利润。这样，所罗门还持有近3万股仙童。8天后，1967年12月29日，该公司又从另一家投资机构以881/2美元的价格买入4.1万股仙童。1968年1月22日，仙童的行情相当不好，所罗门兄弟确信此时买入相当合算，公司又以78美元的价格买入了3.1万股仙童，从而以85美元的平均价格总共买入了10.2万股，资本投入近900万美元。　　日复一日，仙童没有复活。相反，它持续下跌，很有可能是因为对冲基金知道所罗门手中有大量需要抛售的股票，因此利用这种情况进行了卖空交易。几天的下跌变成几周的下跌，仙童股票完全没有复原的迹象，最后，比尔·所罗门和他的合伙人终于承认做错了。3月1日，他们以66美元的价格卖出了2 000股仙童；3月2日，以591/2美元卖出1.74万股；3月6～9日，以555/8美元卖出2.55万股；最后，3月10~31日，以跌至52美元的价格卖出了所有剩余的股票，这一价格也正是仙童的全年最低价。所罗门兄弟在所有交易中的利润，包括12月21日的资本利得和佣金，是10.5万美元；损失为287.8万元，净损失277.3万美元。　　但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将有一笔新的大宗交易，带来300万美元或者更多的利润，正如所罗门兄弟永远令人满意的年度财务业绩所证明的那样。大宗交易绝不是有助于午睡的业务，相反，它要求人们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而且它使共同基金及其客户，即投资公众，能够把一部分风险转嫁给杰伊·佩里这样具有钢铁意志的专业人士，他们看上去总是随时准备行动，还有比利·所罗门这种似乎永远不会慌张的人。3
　　还发生了一些不那么有益的变化。许多共同基金本身正在利用宽松的市场环境恣意玩弄一种伎俩，使它们的资产价值瞬间不费吹灰之力地出现虚假膨胀，就像合并会计之于联合企业一样。不过这种伎俩在当时还是完全合法的。资产价值对共同基金的意义，如同每股盈余对联合企业的意义：它是它的门面，它是吸引新资本的诱饵，也是衡量它成功或失败的尺度
 
    。这种伎俩包括使用一种叫做“存信股票”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末期，它曾被许多共同基金的魔术师纵情使用。在公众的印象中，一个有幸与存信股票有联系的人叫弗雷德里克·S·梅茨（Frederick S. Mates）。　　有一件事大概会令人们感到矛盾，那就是1968年梅茨成为华尔街最成功的年轻基金经理之一，却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心灵高尚和关心社会的人。他出生于布鲁克林，是布鲁克林学院1954届毕业生，娶了一位巴纳德学院的心理学教师，自己在布鲁克林的一所犹太高等学校也做过很短时间的教师，在1967年8月成立自己的梅茨投资基金（Mates Investment Fund）之前，在斯平加恩海涅经纪公司（Spingarn Heine）工作过几年。他的基金立即获得巨大成功，使他很快就能把自己的社会理想融入企业经营当中。在梅茨基金的投资组合资产中，没有一只股票是生产军火、香烟或其他他认为污染环境的产品的公司。他宣布了利用基金帮助“穷人变富”的志向，为了这一目的，他计划将基金的最低投资额降为50美元，并在贫穷地区开展特殊的销售活动。事后表明，他对穷人福利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从未实施这些计划，因此使穷人幸免于成为梅茨基金的投资者。　　他把他的办公室称为“威廉街上的犹太集市”，把他的年轻员工称为“花样少年”。他的公司看上去与他所处的时代完全合拍。不论是因为这些公司政策、目标和态度，还是恰恰因为排除了它们的阻碍，到1968年夏天，梅茨基金已经成为共同基金业新的轰动制造者，成立第一年，资产价值上涨了近100%，资金涌入的速度为每天150万美元，远远超过此前由弗莱德·卡尔的创业基金创下的纪录，使得梅茨不得不在6月暂时关闭销售窗口，防止他的公司不堪重负。　　梅茨在1968年9月做的一项投资将使他以及基金业的大部分公司，有足够的理由后悔。一家名叫欧米加权益（Omega Equities）的小型联合企业私下以3.25美元的价格卖给梅茨基金30万股普通股。欧米加当时在场外交易市场的市价是24美元左右，因此这一价格看上去是一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买卖，但只是看上去而已。梅茨购买的欧米加股票没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因此不能合法转售，直到它们经过登记为止。从操作的角度讲，它们是不可流通的。它们是通过投资存信合法地出售给梅茨的，这些条件在存信中都言明了，买者也同意在未获得登记之前不转售。于是，现在梅茨基金的投资组合中有30万股欧米加股票。问题是，在计算基金资产的时候，应该赋予它们怎样的价值呢？按照当时盛行的奇怪规则，梅茨可能以经过登记的欧米加股票每股24美元的市价记账，即使这些股票并没有登记。或者，他也可能以更符合逻辑的成本价记账—3.25美元。一位终极保守的基金经理则可能鉴于它们的不可流通性只按它们的面值记账。梅茨却没有采取以上任何一种方法，而采取了当时存信股票会计中的普遍做法：他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减去它的1/3以反映股票未经登记的影响，从而以每股16美元记账。人们将会注意到，这几乎是他购买成本的5倍。于是，既没有出现欧米加股票市场价值的变化，也没有关于欧米加经营前景的利好消息，梅茨基金却在他骄傲地展示给投资公众的账本上转眼间制造了近500%的利润。　　外行人将毫不费力地认识到这是某种形式的欺骗。令人吃惊的不是梅茨这么做了，而是所有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整个1968年都这么做，并且直到1969年底，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温和地限制共同基金的存信股票投资以及之后随意增高投资价值的做法。让梅茨成为替罪羊的，是很快降临在欧米加头上的某种不合时宜的不幸。到1968年12月初，部分由于欧米加股票的原因，梅茨基金的资产在本年上涨了令人大跌眼镜的168%，使梅茨成为几年内美国基金业业绩遥遥领先的基金。然后，12月20日，证券交易委员会突然终止所有欧米加股票的交易，原因是它的交易“是基于不完全和不准确的信息”。这立即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导致了梅茨基金的灾难。梅茨基金的许多股东要求赎回股份，但是由于所有欧米加股票都不可交易，因此这是一个梅茨基金不可能满足的要求。从技术上讲，它破产了。但证券交易委员会并不打算迫使它破产，从而给3 300名股东造成损失。梅茨匆忙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无限期中止赎回，证券交易委员会则匆忙而温顺地答应了。　　基金业震惊了。这简直毫无道理，股份赎回权是任何时候都毋庸置疑的基本权利，是规模500亿美元的整个基金业的基石，就像银行存款客户有权从自己的账户取钱一样。现在，这一基石被打碎了，存信股票骗局突然曝光，数十家其他基金被怀疑掩藏了同样的问题。陷入绝境的梅茨尽可能地表现得勇敢和体面，他立即将持有的欧米加股票价值降为每股3.25美元的成本价，从而毁掉了梅茨基金这一年的卓越业绩记录。他信誓旦旦地承诺将尽早恢复赎回。这对他的股东来说是毫无作用的安慰，但一名华尔街的顶尖基金经理充满同情而公正地评价道：“毕竟，弗莱德·梅茨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1969年2月，一名似乎对整件事极为冷静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若有所思地说：“梅茨的情况让问题得到极大的解决。”那年7月，梅茨终于兑现了恢复赎回的承诺，而欧米加此时已跌至50美分一股。他一直希望能找到把他的30万股以高一些的价格卖出去的办法，但是，到1972年初，梅茨基金仍然持有它们，这时它们的账面价值是5美分一股。    梅茨基金的案例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现代版浮士德① 故事，它与1969年华尔街的核心道德氛围惊人地接近。那一年华尔街遍地都是与魔鬼签订的契约,很快，时钟就要敲响12点，这意味着履行契约的时间到了。就连浮士德传说中的矛盾也在现代版中得到再现：与浮士德一样，梅茨并不是一个毫无良心的骗子，而是同其他人一样善良，或许还要更善良一些。他的故事或许让人们注意到一种非常棘手的两难境地，更糟糕的是它处于一个全美性的危机时刻：是做一个大胆的年轻人，拿投资者的钱投机，但保持高尚的投资原则，还是做一个保守的
 
    老人，舒舒服服地把客户的钱投在蓝筹股上，而这些蓝筹股公司支持着战争，污染着河流和空气？　　4　　除此之外，在华尔街以外还上演着别的戏剧，作为对投资者的补偿。它们越远离纽约的金融区，就越不像道德剧，而越像以音乐剧和闹剧为特点的剧院保留剧目。　　有一个人现在已经出名，他就是伯尼·康菲尔德（Bernie Cornfeld）。他的名字在1969年开始为美国大众所熟悉：伯尼·康菲尔德曾经是布鲁克林学院（又一个毫无疑问的企业巨头孵化所）的一名社会主义者，现在是离岸基金之王（“离岸”的意思当然就是“不受证券交易所管制”）；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拥有解放全世界穷人，同时使自己致富的崇高理想，途径则是通过一种他称之为基金中的基金的事物，卖给穷人们美国共同基金的股票；他卖出了大量股票，后来证明，大部分不是卖给世界上需要解放的穷人，而是卖给贫穷国家的想要摆脱货币限制的富人，到1969年底，他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Investors Overseas Services）在100多个国家拥有2万名员工和100万客户，管理着25亿美元的资金，为他带来了1.5亿美元的账面财产；他把总部设在法国与瑞士边境交界处的费尼蟹ò嫘Φ娜私兴嵝伏尔泰），而他自己离法律的边缘如此近，以至于他的公司总是被不同的国家驱逐出境；他向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和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统支付大笔报酬，作为对名誉的投资；他喜欢用“你真心实意地想当富人吗？”这种具有思想煽动性的问题考验应聘的销售人员；他在白手起家14年后，在莱蒙湖拥有一座拿破仑为约瑟芬建造的豪宅，一座有护城河和吊桥的法国城堡，一群大丹狗，一队赛马，能组成一个陆军中队的高级轿车队，一堆马屁精，一位同居的犹太母亲，还有随处可见的姑娘们。　　“投资者的姑娘们在哪儿呢？”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对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提出这样的疑问，模仿20世纪20年代造访华尔街的达官显贵被展示属于经纪商的游艇时所说的老笑话：“但投资者的游艇在哪儿呢？”一个悲哀的事实是：没有多少卑微的小丑愿意为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的投资者服务。它的投资记录相当平庸，部分是因为它对销售人员进行了过度补偿，当然，钱是由投资者出。但康菲尔德只是冰山一角。到1969年初，“离岸”基金的竞技场上有70家公司角逐，其中一些由表面上备受尊敬的华尔街大公司经营，它们在美国股市的总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表面上，它们是为身处劣势的国外投资者服务，但显然，实际上它们是为刚刚获得优势的美国企业家当中贪婪的硕鼠们服务。其中仅次于康菲尔德的公司的是大美国管理研究公司（Great American Management and Research），简称格莱姆克（Gramco）。　　如果某个拥有无边想象力的闹剧作家把格莱姆克的故事写成小说，人们一定会批评他文笔太放纵了。除了自格莱姆克蹒跚学步起就担任引导它前进的总裁之外，格莱姆克创始人兼老板基思·巴瑞希（Keith Barish）似乎是金融青年革命的终极体现。还是迈阿密大学一名18岁的学生时，巴瑞希就帮助在海厄利亚成立了一家银行，一举成名。由于不到法定年龄，他在董事会的席位一直由他的母亲代为掌管。1967年，他22岁，已经积攒了一小笔财富，于是创建了格莱姆克这样一家共同基金，主要投资于美国房地产，而不是美国股市。这样，他将为他的投资者带来价值似乎永远在上升的土地和房地产蕴藏的好处。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这种基金颇不满意，因为房地产天生缺乏流动性。但没关系，巴瑞希计划“发明”一种叫做“流动房地产”的新事物。此外，他还打算通过在巴哈马群岛注册基金，只在美国以外出售股票，其中主要是卖给非美国人，来彻底逃避证券交易委员会吹毛求疵的监管。简而言之，这就是他所做的。拿骚成为格莱姆克的正式住所，伦敦是它的营运基地，巴拿马、库拉索和卢森堡大公国成为它的避税地，全世界除美国以外的地方则是它的销售领地。　　巴瑞希让一个被驱逐的古巴人拉菲尔·G·纳瓦罗（Rafael G. Navarro）担任他的合伙人，后者有一点共同基金经验。他还找来一些没有这类经验的人担任其他职务。约翰·F·肯尼迪执政期间的一年夏天，十几岁的巴瑞希曾在白宫担任“暑期实习生”，并且显然在那些他发现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的大人物中间过得非常愉快。为了把肯尼迪在众多远方国家拥有强大影响力的神秘光环运用到格莱姆克的股票销售上，巴瑞希聘请一群老“新边疆人”担任格莱姆克的管理人员和董事，包括两名前肯尼迪大使，两名前肯尼迪助理，一名前肯尼迪卫生、教育及福利部副部长，一名前肯尼迪商务部副部长，以及最引人注目的皮埃尔·塞林格（Pierre Salinger），他潇洒、和蔼，是前肯尼迪新闻秘书及后来的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   “经济从来不是我的强项”，塞林格曾经坦率地承认，但没关系。塞林格被任命为格莱姆克销售公司的名义负责人，该公司在50个国家拥有大约600名销售人员，到1969年5月他为格莱姆克吸引了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资金，而这一数字到年底还将翻一番。这些钱被投资于一些美国房地产，如华盛顿特区外的美国费尔法克斯公寓（Americana Fairfax Apartments）、纽约的克莱蒙特大厦（Clermont Towers）、芝加哥的港口大厦（Harbor House）、达拉斯的LTV大厦（LTV Tower）以及俄克拉荷马市的一个购物中心。同时，格莱姆克内部的一些
 
    更懂经济的人正努力确保格莱姆克拿到它的那一份利润。首先，该公司照例向客户收取高昂的共同基金销售佣金和管理费，但对格莱姆克来说，首先仅仅是首先。房地产基金的经理掌握着股票基金经理无法合法利用的黄金机会，那就是，在交易中充当他们自己的经纪人，并收取相应佣金。而且，房地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信用购买，而股票不能，这使他们可以收取相对于实际投入资金比例相当高的佣金。格莱姆克为每笔交易收取全价5%的佣金，当然是从客户那里收。由于是以有时占购买价格75%的抵押贷款购买，格莱姆克经常能够把它为客户投入房地产的500万美元中的100万美元装进自己的口袋。格莱姆克经营的前三年半中，管理层为自己从基金中拿走了4 300万美元的利润，为投资者托管给基金的总资产的17%。同时，公司会计则尽他们的一份力量，使公司的财务状况既在所得税当局面前显得悲观，又在潜在投资者面前显得极度乐观。利用自由主义美国的房地产折旧政策，会计师们将在他们的美国纳税申报单上报告格莱姆克购买的房产发生了贬值。同时，在向股东和国外潜在投资者报告基金的资产价值时，他们将对同一时刻的相同房产报告大幅度的增值。会计师们似乎在说，对俄克拉荷马和芝加哥来说正在下跌的东西，对拿骚、巴拿马和卢森堡来说却在引人注目地上涨。　　1969年5月，格莱姆克跟随潮流上市了：发行了100万股股票，每股10美元。再一次，人人都富了，除了被人们忽视的遥远的投资者，他们把信任投给了肯尼迪的神秘光环，把一大笔钱大意地投入了前肯尼迪人员的口袋。毫无疑问，老“新边疆人”确实找到了令人激动的新边疆，正是那年夏天他们在白宫就开始喜欢的年轻人为他们铺平了道路。　　接下来，华尔街以外要上演的一出闹剧将把一切都结束，在这幕闹剧中一应俱全—经纪商、基金经理、股票赌博、以钱买名、联合企业、离岸操作、存信股票、伯尼·康菲尔德。故事主要发生在洛杉矶，或许这才是合适的，时间是1968年和1969年。情节可以概括如下：　　德尔伯特·威廉·科尔曼（Delbert William Coleman），生于克利夫兰，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名人录》进一步保证他是哈佛校友会成员，一个轻浮的投机者，1956年收购了J·P·西博格公司（J.P. Seeburg Corporation），一家投币式自动唱机生产商。他当做朋友的人包括悉尼·R·科夏克（Sidney R. Korshak），一个靠自我奋斗成功的芝加哥百万富翁律师，据说曾是卡彭帮① 成员的顾问。不过，科夏克到1968年已经赢得了华丽的名誉，在芝加哥拥有豪华的律师事务所和一套公寓，在加利福尼亚的贝莱尔拥有一处高价房产，在纽约卡莱尔酒店拥有一个套房，还是小有名气的慈善家。知道科尔曼一直密切关注快速获利的生意机会，科夏克带他来到洛杉矶，把他介绍给阿尔伯特·帕温（Albert Parvin），一位70岁的老人，即将从他创建的帕温多尔曼公司的老板位置上退休。帕温多尔曼公司在拉斯韦加斯拥有酒店和赌场，有几个背景可疑的大股东。但那些把这归因于美国商业界阴暗面的人，会有机会想起，并且是经常想起，曾经有一段时间，阿尔伯特·帕温的私人公司的总裁是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每年从这一职位中获得1.2万美元的报酬。到底道格拉斯法官是如何被说服担任这一职位的，过去和现在都不清楚。　　科夏克的介绍仿佛拥有魔力。把帕温多尔曼公司作为股票投机对象这一想法让科尔曼眼中闪过一丝亮光，部分是因为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最近在内华达州的投资为拉斯韦加斯增添了投资魅力，部分是因为投资公众明显处于赌博情绪中，还有比购买赌场股票更妙的股票赌博方式吗？时髦的洛杉矶股票经纪商和通俗艺术品收藏家伯特·科莱纳（Burt Kleiner），帮助建立了几乎所有最先锋派的联合企业。1968年和1969年，在他位于被称为“华尔街西”的威西尔大道的办公室里，投资者经常坐在那里盯着股票收报机，并唱着“快，快，快！”这些人被找来为科尔曼的西博格股票找一个买家，好让他有钱买进帕温多尔曼股票。没问题。科莱纳说服他的老客户联邦联合公司（Commonwealth United），西海岸的一家小联合企业，以980万美元购买科尔曼的股票，让科尔曼手头有了现钱。科尔曼立即用它以每股35美元的价格买了30万股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控制了多数股权。科莱纳的公司科莱纳贝尔公司（Kleiner，Bell and Company），由于为这笔交易牵线搭桥而获得了768 805美元。阿尔伯特·帕温去非洲探险，科尔曼则以胜利的心情准备担任他的新舰艇帕温多尔曼公司的掌舵人。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科夏克的帮助下，私下将他的30万股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通过在美国股票交易所上市，卖出了143 200股，买方是一些机构和个人，包括伯特·科莱纳（5 000股）、康菲尔德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81 000股）、亚特兰大勇士棒球队的两位老板和女演员吉尔·圣约翰（Jill St. John）。他给了他们一个超低价（每股35美元，他自己的成本价），换取他们不会将股票转卖出去的书面保证，这样，就把这些股票方便地（对科尔曼来说）隔离在市场之外。接下来，他拿到卖出这些股票的500万美元，把其中的大部分再次投
 
    入对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的战略购买中。这是为了买股票而买股票的毫无目的的行为吗？绝对不是。科尔曼的目的，或者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后来指控它的罪名，是标准的老式股票操纵，是为了人为吸引公众对帕温多尔曼股票的注意力，制造购买兴趣。同时，科尔曼在帕温多尔曼公司在拉斯韦加斯的酒店和赌场里与共同基金经理们喝酒用餐，其中一些基金经理购买了这只股票，作为对科尔曼友好盛情的回应。为了进一步迷惑公众投资者，科尔曼安排他的母亲在美国股票交易所购买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而他自己则在交易所外卖出相同数量的股票。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看上去就像当时最火爆的股票，因为它日复一日地出现在交易活跃股票的名单上，而价格也一涨再涨。为了让聚光灯更加集中地对准自己，帕温多尔曼公司成功借助科夏克与西海岸人物的广大关系网，以1 500万美元收购了位于著名的韦加斯大道的星尘赌场酒店（Stardust Hotel-Casino）。（科夏克从中赚取了50万美元的佣金。）公众在眩晕中上钩了，急切地抢购帕温多尔曼公司股票。到1969年1月10日，股票价格上涨至68.5美元，几周后涨至110美元。　　科尔曼及其同伙所做的事情，对于华尔街的政府管制时代和文明时代来说，是典型的股票操纵，技术上非常接近野蛮的20世纪20年代，只是添加了一些时新的调味品，比如赌场、时髦的联合企业、一个收藏通俗艺术品的经纪商，甚至一名好莱坞明星。而且，似乎人人都赚得盆满钵满。显然，现在人们不需要去拉斯韦加斯就能赢得赌博！　　但是，一天，美国股票交易所的一台计算机开始表现异常。美国股票交易所的计算机被设定了一种程序，在任何上市股票出现矛盾和可疑的动向时，会发出警报信号。这一次，它真的奏效了。它开始对帕温多尔曼股票发出疯狂警报。美国股票交易所展开了一项调查，结果，3月26日，它决定暂时中止该股票的交易。第二天，该公司披露了此前卖出143 200股股票的秘密交易，使华尔街以及华尔街之外的人都大跌眼镜。1969年4月4日，内华达控制赌博委员会（Nevada Gaming Control）给予帕温多尔曼公司又一次打击，宣布禁止该公司在拉斯韦加斯经营赌场，除非康菲尔德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卖掉那81 000股股票。（科尔曼之后会抱怨，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不但卖掉了股票，而且从中大赚了一笔。）　　5月，证券交易委员会终于介入了。绝望中的科尔曼让科夏克找到一个名叫内森·沃洛申（Nathan Voloshen）的说情者，请他安排一次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哈默·巴奇（Hamer Budge）的会面。沃洛申安排成功，科尔曼见到了巴奇（沃洛申显然从中获得了5万美元的安排费）。但从科尔曼的角度来看，会面很不成功，因为他没能说服巴奇召回手下。于是，科尔曼和科夏克开始慌忙寻找某个他们能以140美元或150美元一股的价钱摆脱帕温多尔曼股票的人。他们最后找到丹尼餐厅（Denny誷 Restaurants），洛杉矶一家有意扩张的咖啡甜点连锁店。丹尼餐厅非常热衷于这笔交易，仅仅合并的传言就使帕温多尔曼和丹尼的股票暴涨。但丹尼餐厅不喜欢一直控制着帕温多尔曼的影子势力，主要因为它最大的股东之一曾经是司法部反暴调查的目标。1969年10月13日，与丹尼的合并化为泡影，帕温多尔曼股票跌入深渊。10月16日，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科尔曼、科夏克及其一大帮同伙，控告他们违反证券法，操纵帕温多尔曼股票。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判决书上签字认罪。　　1970年春天，表演结束了。科尔曼把他的帕温多尔曼股票交给一家股权信托公司，辞去管理职务。股票已经跌至12.5美元一股，因此他以及他所有的朋友和支持者都损失惨重。科夏克对一名报纸记者激动地抱怨说，他从星尘收购中获得的50万美元佣金税后只剩下6.8万美元。联邦联合公司的股票下跌97%，跌至每股70美分。晴天的威西尔大道再也听不到“快，快，快”的喊声，因为科莱纳贝尔公司由于违反多项证券法，遭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封杀，突然从经纪行业消失了。所有的人，从科夏克到吉尔·圣约翰都变得更加忧伤和聪明，但对于美国股票交易所电子警察向他们发难前的那段令人激动的日子的记忆，让他们心中充满温暖。　　5　　让我们把折磨着1968~1969年股市痴呆症的种种症状逐一看清。最后是炙手可热的新发行股票，或者“射手”股票，它们上市的第一天就从10美元涨到20美元，或者从5美元涨到14美元，之后又涨到75美元或100美元，尽管它们所代表的公司通常既不健康也不盈利：它们就是垃圾股票，人人都能从它们上面赚钱，只要人人都能捂住鼻子，把眼睛转向一旁，假装这堆垃圾实际上既营养又美味。    如果说在股票市场历史上有一件事情确定不移的话，那就是新股狂热永远是危险繁荣的最后阶段—是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警告，就像周期性呼吸异常是死亡的信号一样确定。但这种危险并非不可克服。如果人们的头脑能够冷静一些，记忆长久一些，不论大小投资者，专业还是业余人士，都能够注意这些信号、避开新股票、减少投资从而躲避危险。但投资者，无法超凡脱俗，仍旧悲哀地重复着他们的错误。当危险信号清晰可辨时，快钱的诱惑漂白了他们的记忆，驱散了他们的冷静。1929年，射手股票是阿里范尼（Alleghany）、雪兰多（S
 
     henandoah）和联合公司（United Corporation）这样毫无希望的投资信托公司。1961年，它们是一小撮眼睛闪亮的年轻博士们攒的小型科技公司，公司名称总是以“—电子”结尾。1968～1969年，要想发行一只新股票，除了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和一名足智多谋的会计师之外，只需要一个“故事”—一个容易为人们记住的概念，最好与时下某种全美性的风潮或热点相关，听上去能够带来利润。这种故事，同大多数故事一样，最好能够简单明了，又以直接蕴含在公司名称中为最佳。新的政府医疗保险和补助计划不是在将数百万美元投入老年人医疗吗？一名狡猾的投资者很有可能会购买四季疗养中心或联合疗养院的股票，好从中分一杯羹。一只名叫休闲国际的股票的出现绝非偶然。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不是时下的大众热点吗？哎呀，看那儿—一只名叫互动环境（Responsive Environments）的股票！不是兴起了减肥热潮吗？或许人们可以借助体重检测国际公司（Weight Watchers International）在致富的同时获得苗条的身材。最后，还应该考虑，有些投资者根本不愿意费心关注公司名称所隐含的任何特殊产品或服务，他们只想要一只名字听上去像能赚钱的股票。比如效能系统公司，更不用说财富国际（Bonanza International）了。　　接下来是全国学生营销公司（National Student Marketing Corporation），它的“故事”就是年轻人市场：美国现在一半的人口都在25岁以下，而这一半人口，根据专家的观点，每年支出450亿美元。那些时候，学生们总是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尽管更多情况下被当做商业的敌人而不是潜在消费者。然而，正当昙花一现的反传统文化盛行的时候，在登上头版的学生们占领学校大楼和破坏老师办公室的同时，校园里还出现了一种反反传统文化，那就是疯狂追求快钱，其孜孜不倦的程度堪与安德鲁·卡内基媲美。学生和新毕业生不再狂热于拯救世界，而是热衷于迅速致富。现在他们发现，通过做一些校园生意或者玩股票，就有可能在毕业之后甚至还可能在那之前很快实现目标。他们中的一名年轻人安德鲁·托拜厄斯（Andrew Tobias）这样描写1968年的普林斯顿：“一个男孩……在玩‘看涨和看跌期权’……每到午饭时间，这家伙就会沿着拿骚街走到甲乙丙丁经纪公司的本地办事处，我想他是要在Quotron上查询他的所有资产吧……还有个家伙每天接到他的经纪商打来的电话，永远是好消息……大厅的另一边是一家即将上市的小公司①，卖一种寿险和共同基金的混合品。有些晚上，蓝十字公司（Blue Cross）的推销员会过来交流股票心得。他以每股50美分的价格买了一只叫做欧米加权益的股票……”　　最大张旗鼓地开发年轻人市场的年轻人，或者至少让华尔街相信他在这样做的年轻人，是科尔特斯·韦斯利·兰德尔（Cortes Wesley Randell）。他是华盛顿一名商业顾问的儿子，身高6英尺，身材魁梧，能言善辩，笑容可掬，上过弗吉尼亚大学（他在该校写了一篇题目为“如何建立一家小企业” 的论文），在通用电气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工作过很短的时间，1965年，年近30岁的他在华盛顿成立了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网罗了一批校园兼职学生，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分发就业指南、从事市场研究以及销售海报和纸制衣物之类的时髦物品。公司发展迅速，截至1966年8月的第一个财政年度的销售额是16万美元，第二年则达到72.3万美元。1968年初正好赶上全国性的投机狂热，兰德尔已拥有近600名兼职学生，并准备让公司上市。而华尔街也迫不及待地迎接它。成为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发行承销商的不是查尔斯·普恩，而是老牌经纪商奥钦科洛斯信量诵雷德帕思公司（Auchincloss，Parker and Redpath）；法律顾问是科文顿伯林律师事务所（Covington and Burling）；会计师是安达信（Arthur Anderson and Company）。在这一豪华阵容的支持下，这只1968年4月24日以6美元发行的股票在当天涨到14美元，到6月初则涨到30美元。　　凭借出售公司一半股票获得的数百万美元现金收入，以及余下的一半股票，兰德尔现在是富人了，并且一点也不打算掩盖这一事实。很快，他就买下了波托马克河岸的一幢豪宅，一艘55英尺长的游艇，和一架到处炫耀的70万美元的李尔喷气式飞机。作为公司总裁，他只拿2.4万美元的年薪，原因非常巧妙：通过避免为自己和同事支付高额薪水，他能提高公司利润，而利润才是真正的财富所在，至少对大笔股票期权的持有者来说是这样。股票上市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小事，科文顿伯林和安达信突然无理由辞职。事后看来，这是兰德尔和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罪恶的先兆。但在当时，华尔街没有人在意罪恶的先兆，更加不会把它们和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这样的射手股票联系在一起。    于是，凭借一只被市场捧到市盈率100的火爆股票，兰德尔开始通过收购把他的公司变成巨人：1968年进行了6次收购，1969年则更多，其中包括三家校园巴士公司、亚瑟·弗罗默（Arthur Frommer）的低价导游公司、高中学生名单汇编公司、校园电话簿出版公司以及一些甚至与年轻人市场几乎没有关系的公司。由于这些用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收购来的公司市盈率相对较低，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每股盈余便随着每次收购自动上升。华尔街则对这种情况做出应有的反应：随着每股盈余的上升，买方出价也越来越高，不到年底，全国学生
 
    营销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在场外交易市场从最初的6美元暴涨到82美元。　　同时，兰德尔把公司总部从华盛顿搬到纽约，来到金融活动的第一线。很大程度上，他所鼓吹的企业风格与反传统文化毫无关系。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管理人员，不论多么以年轻人为中心或者本身多么年轻（他们中有些还不到20岁），并不喜欢留长发和胡子，不喜欢珠饰和牛仔裤，也不抽大麻；相反，他们穿着深色套装和窄领带，皮鞋擦得锃亮。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回应校园反叛情绪的主要行动，实际上也是唯一行动，似乎就是利用它销售静坐示威时使用的专用座垫。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全国学生营销公司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向年轻人销售商品和服务，而是向华尔街销售股票。　　它在这种特殊行业获得的令人吃惊的成功成为华尔街那个时代的重要标志。兰德尔会邀请证券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参观他的豪宅，或者从他的李尔喷气式飞机上给他们拨打空中电话，来奉承和征服他们。预测来年的每股盈余比前一年提高两倍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并且他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年轻人，尤其当他的听众是愿意相信他的人们时。实际上，即使他不被完全相信，在短期看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在1968年和1969年的市场上，只要被人们普遍相信，假象与事实又有什么区别呢？银行家信托公司、摩根担保信托公司、芝加哥的大陆伊利诺伊银行和波士顿的道富基金在买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捐赠基金、通用电气养老基金以及芝加哥大学也在买。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投资堡垒是兰德尔还没有攻克的。　　股票经纪商呢？他们对兰德尔对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现在和未来的热情鼓吹产生质疑了吗？他会安排一些事情，让他们不敢质疑。不久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为他工作，为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物色收购对象，从而不断提高它的每股盈余，而作为丰厚的回报，他们也将得到大笔的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股票。以股票形式获得这种猎头回报的包括W·E·赫顿（W. E. Hutton）、哈尔西（Halsey）、斯图尔特（Stuart）和史密斯·巴尼（Smith Barney）。显然，经纪公司有时发现能够通过向他们的客户推荐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获得报酬。于是，1969年，基德衅げ┑瞎驹谝环?7页的报告中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对这只股票的评论，不到一周之后，该公司获得了4 000股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股票，时价每股120美元，就因为它富有想象力和智慧地向全国学生营销公司推荐收购一家叫做斯塔基兴蛊ざ⊿tuckey and Spear）的生产大学戒指的公司。　　因此，金钱工厂是一条封闭的链条，只要链条不断，它就不会倒闭，同时，也只有链条不断，它才能够维系。当然，链条上薄弱的一环在于兰德尔的许诺与公司实际业绩之间的差距，因为，仔细一看，人们就能发现公司业绩实在平平。预测某年每股盈余将增长两倍之后，兰德尔发现自己不得不求助于创造性的会计操作才能使预测变成现实。在人为增高了当年的每股盈余之后，他又在游戏的内在驱动之下被迫预测来年每股盈余还会继续增长两倍，从而鞭策他的会计师登上创造性会计的高峰，以实现新的预测。华尔街对他的可信度的第一轮严肃检测在1969年底来临。全国学生营销公司截至当年夏季的财政年度报告显示了大约350万美元的净利润，恰如其分地实现了兰德尔的预测。但为了实现这一数字，公司的会计师被迫在其他一些创造性处理之外，将53.3万美元的产品开发和启动成本递延到下一年，尽管费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将280万美元的“未开账单应收账款”记入收入，所谓未开账单应收账款，意思是没有收到钱是因为还没有向对方开出账单；并且或许最离奇的，是把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在该财政年度结束时还未收购的子公司的300万美元利润记入收入。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在报表的一条不起眼的脚注中向投资者解释道，仅刨去最后一项，该公司1969年的利润就会全军覆没。　　这份年报公布之后，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股票出现短暂下跌，之后又回到100倍的市盈率。但似乎有些华尔街人注意到了年报的脚注，股票分析师和投资机构开始在1969年底首次向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管理人员提出尖锐的质疑。同时，兰德尔开始受到公司内部同事的挤压。他们中的有些人开始在他每次公开发表声明的时候就躲到一边，更加保守的人甚至要求他辞去总裁职务。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游戏即将结束—他没能成功地开发年轻人市场，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市场的话，因为他从未在开发股票市场之余认真开发过这个市场；并且，现在投资者终于醒悟了。然而，他一直坚持到了最后。1969年11月5日，面对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New York Society of Security Analysts）时，他一如既往地预测1970财政年度的每股盈余将比1969年增加近两倍。股票暴涨了20点，使兰德尔的个人资产上升到650万美元。他和他的同事私下对公司却抱有不同的看法，这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该公司及其要员在12月突然抛出了32.5万股股票。1970年1月，兰德尔顶着同事的疯狂反对（其中有些人此时最想干的事就是用口塞和胶带让他们的总裁闭嘴），发表了全国性讲话，仍然不断重申他对1970年每股盈余的预测。    2月初，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财务副总裁向一群目瞪口呆的公司管理人员透露了一个爆炸性消息，那就是刚刚结束的一个季度实际上是亏损的。2月17日，兰德尔的嚣张终于偃旗息鼓，至少，在这一天对圣路易斯的证券分析师的演讲中，他只是说全国学生营销公司1970年第一季度将是“盈利的”。他对事实的部分承认太勉强，也太晚了。第二天，在对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管理层的恐慌当中，兰德尔辞去总裁职务。一周后，公司公布第一季度亏损120万美元，两天之后，公司羞愧地承认“存在将数字从一套报表转移到另一套报表的技术性错误”
 
    ，实际亏损更接近150万美元。到这时，这只股票的市场已经毫不意外地塌陷了：每股价格在12月还是140美元，现在已跌至50美元，并且还在迅速下跌；到7月，它将跌至31/2美元，损失几个月前最高价格的97%。可以预测，到那时，投资公众，包括许多具有实力的企业公民，对贩卖拥有时髦故事的公司股票的花言巧语的年轻人的印象将会更加恶化，即使不是变得更加英明。至于科特·兰德尔，他，以及他及时抛售股票获取的数百万美元，将一起消失在他的波托马克宫殿里。年轻人的短暂时代中，又一颗股市明星坠落了。　　非常不错，但问题还没有获得解答。他如何能够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愚弄摩根担保、银行家信托、哈佛、康奈尔、所有那些机构投资者的智囊团以及无辜的投资公众呢？答案简单得令人难过：因为他能言善辩，而他们既贪婪又轻信。因为，在疯狂投机的年代，最稳健、最清醒的人们的智慧和经验，在面对一个嘴角透着笑容、眼中闪着光芒的年轻人呈上的金矿幻境时，也会歇斯底里地落败。　　6　　1968年9月底，总统竞选进入高潮时，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M·尼克松向一群华尔街高层管理人员发了一封信，在信中批评了民主党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过度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表达了对继续实施这种政策“可能严重损害美国获得未来经济发展资金的能力”的担忧，并且承诺在他的执政下，对证券业的监管将相对消极和宽松。　　[尼克松写道］市场的自由和健康运行对投资者至关重要……我们的证券法旨在通过确保完整和完全的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我认为应该彻底实施证券法，以实现对投资者的绝对保护……然而，当前[民主党］政府的哲学是，仅仅信息披露还不够，政府能够为投资者做出比他们自己能够做出的更好决策。我反对这种哲学。　　华尔街震惊了。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所反对的，当然，正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数百万人参与股票市场的时代，仅仅信息的完全披露绝不足以保护普通投资者。他正在明确而鲜明地表达取消卡里和科恩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的积极监管，以及把时钟拨回老“艾森豪威尔繁荣”时代的意图。华尔街的智者们都很疑惑，正当一场新的投机狂欢向高潮进发时，当搅拌客户投资组合的经纪商、购买存信股票的共同基金和规避法律的离岸基金正在嘲笑“完全披露”并用新的手段玩弄不谙世事的投资者时，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吗？　　华尔街的一些人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运气—显然，存放甜饼的橱柜再也不会受到看管或者被上锁了。也有人感到惊惶。“我完全被迷惑了，”一家投资银行的高级合伙人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存在了三十多年了，一直履行着它的职责。市场需要监管。”实际上，很多务实的华尔街人相信，一个充满活力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给予公众对证券的信心对证券业是一个积极因素，对它或者它的权威的任何削弱都是不好的。不过，人们对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是不是真的打算像他说的那样做，还存在广泛的怀疑，这倒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的惊惶。人们普遍知道，尼克松的竞选资金大部分来自华尔街，当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副主席伯纳德·J·拉斯克（Bernard J. Lasker）是尼克松的密友和主要出资人，狄龙欣锏鹿荆―illon Read）的彼得·M·弗兰尼根（Peter M. Flanigan，后来是白宫富有争议的高级助理）是竞选的关键人物。人们推测，或许尼克松只是以政治竞选中的巧言令色精神，试图只拣他认为华尔街喜欢听的说。甚至有传言说，那封信不经候选人过目就被发了出去，惊慌失措的尼克松支持者大力推动了这一传言。　　这种推测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当中忠于职守和富有才干的成员和员工毫无安慰作用。假如尼克松当选，他们所面临的，毫无疑问，是在一个要么反对他们的一切努力，要么做出反对的样子的总统手下工作。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不令他们的士气受到打击。科恩担任主席的四年期间，证券交易委员会着重实施监管，而轻于纸面工作，但起码它既富想象力又富进取性，使大部分员工既充满干劲又感到愉快。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内部人都明白，在这里表现出众的人都既坚持原则又有自我牺牲精神，因为华尔街和律师事务所总有更高薪水的职位等着他们。现在，尼克松的这封信使这样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这封信公开后几周之内，一小部分人才从证券交易委员会流失。11月，尼克松当选后，人才开始大规模流失。　　一群富有才干、经验和动力的中坚分子留了下来，进入新政府领导下的新的一年。他们仍然从事着审批新股票登记的日常工作，等着看尼克松将任命谁为科恩的继任者。对证券交易委员会中的激进主义者来说，尼克松2月任命的人选绝非令人愉快的人选。哈默·H·巴奇是一个身材矮小、秃顶的前国会议员，来自爱达荷州，在政治上受到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的保护，后者曾在1964年作为共和党人受约翰逊总统的指派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巴奇法官—人们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曾在爱达荷州担任过很短时间的联邦法官，或许还因为这样称呼很好听—碰巧曾坐在科恩的左边，科恩曾多次嘲笑这一称呼。从政治上讲，巴奇法官绝不比科恩左。相反，他是一个有着中庸共和党人思想的和蔼可亲的共和党人，对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角色和职责，他认为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少的监管。    上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第一天，巴奇出乎人们意料地强烈公开攻击了联合企业和它们在股票市场上与共同基金勾结的行为，标志着尼克松执政运动的开始。最终，大法官理查德·W·麦克拉伦（Richard W. McLaren）的办公室将成为这一运动的指挥中心。但巴奇最初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只是昙花一现。与司法部不同，证券交易委员会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限制联合企业的势力。当1969年夏季到来，华尔街到处盛行的投机泡沫即将撑破时，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现出昏昏欲睡的迹象。按照尼克松的承诺，“过度监管”消失了；证券交易委
 
    员会没有制定任何管理计划的迹象；有传言（后来被证实）说，证券交易委员会自1968年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关于机构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的大规模研究逐渐停止；甚至有证据显示，反股票市场欺诈的基本监管活动也被放松。最令人吃惊的是，7月，公众不慎了解到，巴奇法官虽然担任着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一职，却坦然地接受了投资者多元化服务公司（Investors Diversified Services）年薪8万美元的一个职位，该公司正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范围内的一家大型共同基金。　　考虑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此时正在与投资者多元化服务公司就其经营方式展开讨论这一事实，巴奇的行为已构成丑闻，至少对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来说是这样。巴奇法官对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做出了令其满意的解释。但即使按照最宽容的解释，巴奇在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职务的同时，实际上，是在他上任才6个月的时候，接受高薪业界职务的草率行为，为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树立了最糟糕、最打击士气的榜样。可以预见，他们效仿了这一榜样。到5月，对如此多出色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辞职，巴奇法官开始表现出惊恐和疑惑。　　到1969年秋天，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才储备和士气都达到最低点。尼克松任命的两名新委员，一个纽约州北部来的会计师和一个保守的毫无证券业背景的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加强了放任自由的保守主义者在委员会中的多数地位。一年多以前就开始的对股票经纪收费的听证会仍然悬而未决。巴奇法官欢欣鼓舞地向华尔街保证，它将进入“自我监管”，从他的办公室不会发出对它的干预。一名醒悟过来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员工发出听天由命的保守评论：“监管正在放缓。”　　从某种意义上讲，监管并未放缓。从证券登记、颁布新法规而不是实施现有法规的意义上讲，证券交易委员会比以前更繁忙了，新的股票和证券登记申请滚滚而来—7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有1 000项申请，金额达到120亿美元—来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大楼办理申请的商人们需要领取号码来确定顺序，就像拥挤的肉铺门前的消费者。与其他登记机构一样，证券交易委员会向前来登记新发行证券的公司收取费用。收费的目的是弥补员工成本，并为委员会的执法、监管和计划等其他活动提供资金。1969年，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收费颇丰，而支出颇低。于是，本应该由于其对华尔街的监管工作从纳税人那里获得报酬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这一年年终，自己的盈亏线却显示—盈利。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1)
　
    一年半内3 000亿美元的损失分摊到3 000万投资者头上—这就是沸腾年代酿成的苦果；联合企业及其鼓吹者的协同效应和“2加2等于5”的理论酿成的苦果；投资组合奇才们搅拌客户资产酿成的苦果；富有创造力的会计师们编造的盈亏线故事酿成的苦果；每周两股的承销商向股市倾倒垃圾股票酿成的苦果；股票推销商为了赚取快速佣金充当掮客酿成的苦果……
 
　　1　　从本书所写的20世纪60年代与20世纪20年代的相似性来讲，1970年年初与1929年春末非常相似。这两个时期，全美都出现了经济衰退甚至全面萧条的迹象，共和党都刚刚步履蹒跚地执政一年左右，还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它最好的朋友和最主要的政治客户—商业界。这两个时期，二流股票都出现了陡然下跌—一种隐性崩盘，因为流行的股票指数无法使之显现出来。这两个时期，投机情绪都继续高涨，银根却出现历史性的紧缩；这两个时期，政府一方面试图压制投机和通货膨胀，一方面试图带领经济走出衰退，联邦储备委员会都疯狂地使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却收效甚微。　　但至少二者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1929年，股票市场空前绝后地成为全国性狂热，随着它的瓦解，人们对它的兴趣反而上升；而在1970年，投资者的情绪却是一种宿命的情绪，华尔街在遭受股票价格下跌的同时，还遭受了交易量的下跌。　　道琼斯指数年初为800点左右，比1969年年初下降了大约15%。整个1月，市场都在缓慢而无情地下跌，到29日，道琼斯指数降至768点，达到三年来的最低点。2月和3月，出现微弱反弹，但交易量仍然很低。以美国证券交易所为例，交易量日复一日地创下本年最低纪录，尤其是3月纽约市邮递员罢工期间。终于适应了1968年和1969年每天数百万股交易量的经纪公司，由于成本高昂，现在需要交易所日交易量达到1 200万股才能赚取足以弥补成本的佣金。现在他们正在快速亏损，到4月的第一周，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得不同意对所有1 000股以下的交易征收15美元的附加佣金。有的人，比如汉斯·瑞尼西（Hans Reinisch），一个自诩为证券业的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① 的年轻人，认为在大机构投资者近来被允许支付较低佣金的情况下，为了无法盈利的经纪公司这样惩罚小投资者，既荒谬又不公平。但必须迅速采取某种措施，而这就是华尔街领导层和尼克松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应该做的。　　几乎就在同时，股价下跌的速度突然加快。4月22日，电子数据系统公司股票出现突然而神秘的崩盘，罗斯·佩罗遭受历史性的损失。两天后，道琼斯指数缩水至750点，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的所有股票中大约1/4都跌至全年最低点。到4月27日，道琼斯指数跌至735点，经济分析家艾略特·简维（有人称他为“灾难简维”，因为他是华尔街最热衷于预测灾难的人）认为，它必然会跌至700点以下，甚至大幅低于这一水平。28日，道琼斯指数落至724点，尼克松总统试图力挽狂澜，他说，假如他有闲钱，他会立即购买股票。　　（请注意：1929年10月25日，黑色星期四的第二天，胡佛总统说：“全国经济基础……仍然坚实，并且前景良好。”胡佛没有说他希望自己有钱投资于股票，但5天之后，也即股市出现进一步灾难性下滑之后，老约翰·D·洛克菲勒说：“我和我的儿子几天来一直在购买基本情况良好的普通股。”）　　2　　纽约股票交易所在1970年的主席，注定要成为华尔街毁灭性动荡中的关键人物。他就是伯纳德·J·拉斯克，他一直被叫做班尼，是个高个子，外表像运动员，59岁，有一种正规军高级军官敏感而半疏离的奇怪领导气质。从性格和背景来讲，他与他1929年的同任，人们忌讳提起的理查德·惠特尼，形成鲜明的对比，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也是非常有趣的对比。惠特尼的出身对这个国家来说高贵得无可挑剔—17世纪马萨诸塞州定居者的后代，父亲是波士顿一家银行的总裁，叔叔曾经是摩根的合伙人，毕业于格罗顿和哈佛，岳父是联合俱乐部总裁；而拉斯克的父亲是海狸街一名海绵和海羚羊的犹太进口商，那是一个蜷缩在高贵的华尔街的影子下的一个古老而破旧的商业区。惠特尼毋庸置疑的领导能力来自他对于他认为比他低等的人们的傲慢和轻蔑；而拉斯克非常平易近人，他的领导能力来自一个雄心勃勃而心胸广阔的商人无可比拟的执著，当然，惠特尼会称之为“顽固”。最后，拥有出众外表和美国圣公会教徒气质的惠特尼最终被曝是一个惯盗，而举止直率的拉斯克则绝对是一个有坚定的责任感和正直的职业操守的人。　　拉斯克1910年出生于纽约市，在西区大道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上过私立走读学校。老拉斯克在儿子14岁时去世，海绵生意几年后就被杜邦的人造海绵摧毁，家里再没有钱供拉斯克上大学。于是，17岁时，他在华尔街当了赫施欣龆荆℉irsch，Lilienthal and Company）的一名送信员。他按部就班地往上爬—买卖部、订单室、客户经理、分公司副经理—1939年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员。最终，他成为拉斯克兴雇ㄐ斯特恩公司（Lasker，Stone and Stern）的合伙人，后来成为高级合伙人。这是家专业公司，成员几乎都从事过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业务，从事套利、股票经纪和场内交易，从不直接与公众做交易。按照事情的自然进展，拉斯克进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管理层：1965年进入管理委员会，1967年成为副主席，1969年春天当选为主席，接替古斯塔夫·利维。拉斯克毫不掩饰对纽约股票交易所以及自己在这个权威机构中的职位的热爱，全心全意地把它当做自己生活的中心。他立即投入到没有酬劳的主席职务当中，在履行志愿职责的同时，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公司事务（实际上，惠特尼也曾如此）。但他上任之时，并不清楚这些职责会有多么繁重，它们所要求的精力和能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具备，也不知道它们会如何依赖于他与理查德·M·尼克松的长期私人友谊。    与许多自我奋斗成功的美国人一样，直率的班尼·拉斯克是一个好战的保守派，总是热切地赞美慷慨培育了他的自由企业制度，每当有人批评它时，他总是立即跳起来反击或者进行耐心的解释。实际上，人们很容易把他看做本能上甚至信仰上的共和党人。如果遇见一个共和党人，拉斯克会自动把他当成朋友；相反，如果发现他本能喜欢的某个人不是共和党人，他会觉得很奇怪。有时，这种原始的信仰形式会导致失望。比如，1965年，拉斯克（虽然心怀疑虑）曾担任纽约市共和党市长候选人约翰·林赛的财务主席，但竞选胜利几个月后，
 
    当林赛市长决定增加华尔街的证券交易税时，拉斯克对林赛的好感顿时消失殆尽。总体而言，他对共和党及其成员的信仰似乎对他大有好处。在他与尼克松的关系当中，则绝对如此。他最初是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作为出资人与尼克松建立了联系。第二年，当这位失利的候选人造访纽约时，他拜访了拉斯克，感谢他在竞选中的努力，并提议从未碰面的他们现在见一面。两人在广场饭店见面，一见如故。尼克松从未去过纽约股票交易所，于是拉斯克带他去了。前总统候选人对眼前的景象非常着迷，于是留下来吃了一顿很长的午饭。然后，当尼克松在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失利，跌至政治生涯的最低谷，并暂时放弃政治，来到纽约从事法律工作时，拉斯克夫妇或多或少地照顾了这位新来纽约的人：他们帮助尼克松一家找到了一处公寓，拉斯克夫人则帮助尼克松夫人找到了一个裁缝，两家人还经常一起吃饭。然而，拉斯克1964年才在无意之中让未来的总统欠下他最大的人情。尼克松后来说，正是拉斯克说服他放弃在那个民主党大行其道的年份再次竞选总统，才挽救了他的政治生涯。　　于是，当拉斯克1969年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时，交易所在政府拥有了一位朋友，这从总统为拉斯克的当选发来的电报可以看出来，拉斯克后来把它装裱起来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亲爱的班尼，我昨天已经说过，我非常高兴你当选为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领导人。你的领导能力和品质使你成为此时当选这一职务的不二人选。我和帕特都祝贺你，并向你致以热切的问候。理查德·尼克松。”同时，他对共和党的信仰开始出现新的异常。拉斯克无法回避在管理工作中最亲密合作的人，交易所的带薪总裁罗伯特·哈克，民主党人，同时也是一个性格与拉斯克大相径庭的人。另一方面，和蔼可亲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巴奇法官是共和党人，因此也是拉斯克感到亲近的人，据说这种亲近与证券交易委员会1970年4月同意那15美元的附加佣金大有关系。于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没有与他逻辑上的朋友，交易所的行政长官，保持良好的关系，反而与他逻辑上的敌人，执华尔街牛耳的监管机构的领导人，发展了异常良好的关系。使事情进一步复杂从而达到完全讽刺地步的是，哈克与巴奇合不来，原因非常奇怪，那就是这位华尔街人认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头儿太右了，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头儿认为华尔街人太左了。　　人们很难想象，假如拉斯克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而华盛顿政府是民主党政府，在1970年大危机中纽约股票交易所与政府的关系将会怎样。事实证明，尼克松是对的。从华尔街的角度看，拉斯克确实是此时此刻的不二人选，因为他获得了总统的欣赏和信任，总统在电报中向主席表达的信任将不证自明。4月29日，美军入侵柬埔寨，这一天股票价格继续下跌。拉斯克开始动用他在华盛顿的关系，在拉斯克的建议和尼克松的准许下，他和一批华尔街其他领导人在白宫会见了一些顶级政府官员，包括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Cracken）。双方相互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然而，美林董事会主席唐纳德·里根（Donald Regan）后来说：“会议的基调令人沮丧。”不过，它开通了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联系，这在未来的几周将发挥关键作用。　　5月初，华尔街的情况进一步恶化。5月3日，曾经专门撰书研究1929年大崩盘的加尔布雷思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当前形势与1929年的一系列惊人相似之处：过度投机，控股公司过度负债，投资基金过度膨胀，有些基金只投资于其他基金，等等。4日，道琼斯指数遭遇7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收于714点。第二天，政府首次采取主动措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购买股票的最低现金保证金比率从80%降至65%。但市场下跌的势头太强了，仅仅放宽信用不足以扭转它，5月13日，道琼斯指数跌破700点，收于694点。交易量仍然相对较低。这不是恐慌，而是恐惧—“一种神经衰弱症”，尼克松的管理预算局的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说。舒尔茨没有说的是，这种恐惧，或者神经衰弱症，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尼克松政府在非经济领域的行为导致的。其他的不说，单是美军入侵柬埔寨和肯特州立大学惨案已让全美震惊。展望未来，人们只能看到更多徒劳无益的海外战争和国内暴力。此时，他们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购买股票。　　庞大的股票蚁丘和信用网络正在崩塌，与它们一起毁灭的是它们的建造者。康菲尔德的迅速陨落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在6个月的时间里由于投资和贷款不慎损失了7 500万美元，1969年底还是20多美元一股的股票，现在只卖2美元；5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气氛激烈的董事会上，董事们迫使康菲尔德辞去董事长职务。5月17日的达拉斯，詹姆斯·凌的凌·特姆科·沃特公司正遭受政府的反托拉斯诉讼，深陷于巨额债务之中，连利息都支付不起，股票从最高的170美元一股跌至16美元左右。凌在公司债权人的压力下，默默辞去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职务。就这样，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联合企业之王和共同基金之王双双从王位跌落。
3　　拉斯克知道现在是使出最后一招的时候了。他想与尼克松进行一次私人会面，他认为尼克松完全把股票市场及其造成的影响放在国际事务和通货膨胀之后。5月20日下午，他被通知总统将在第二天上午11点接见他。拉斯克几乎整晚没睡，把他要说的内容记下来，在搭早班飞机奔赴华盛顿的路上，他还在做笔记。他8点15分到达白宫，来到总统秘书罗斯·伍兹（
 
    Rose Woods）的办公室，在那里对他的笔记又做了一个小时的最后修改。然后，他来到街对面的行政大楼，拜访了他的朋友副总统阿格纽（Agnew）。在这次拜访中，他收到了副总统秘书爱丽斯·弗林格（Alice Fringer）的急切求救。她对他说，她把大部分积蓄都投入了一只共同基金，却发现它的价格已经跌得低于她购买时的价钱。“告诉我该怎么做，”她请求着，“我不能损失这笔钱。”大吃一惊的拉斯克并没有立即给她答复。　　“像和巴奇在一起时一样放松！”拉斯克在长达5页的笔记的第一页顶端这样提醒自己。“自1929年以来最糟糕的市场崩盘，现在还没有减轻的迹象。信心是最大的问题。”拉斯克后面的笔记主要是经济分析、关于工资和价格控制及政府采购政策的具体建议，以及另一次1929年大崩盘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最后被引进总统办公室时，问候和寒暄过后，拉斯克立即打开手提箱，拿出他的笔记。“那是什么？”尼克松问。拉斯克用纽约股票交易所式的幽默回答说他带来了他的午餐，因为他再也吃不起餐馆了。他得到了总统的开怀大笑。他接着说，美国“离另一次1929大崩盘的午夜只有5分钟”，要想避免这样的灾难，总统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突然，拉斯克发现，他可以抛弃他所准备的事实和数字，用具体到个人的方式最好地表达出形势的严峻性。于是，他把精心准备的笔记扔到一边，以戏剧化的强调方式复述了阿格纽秘书的事，以及她对于她在共同基金投资的担忧。　　“告诉她不要卖掉股份。”尼克松立即说。　　“你来告诉她，总统先生。”拉斯克恢复了高级军官的语气。　　尼克松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两个人达成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组织并宣传一次大型白宫宴会，邀请政府、华尔街和商界的高级官员参加，向全美显示政府是真正关心股市形势，并准备尽可能挽救它的。（1929年3月，临近大崩盘之时，理查德·惠特尼来到白宫向胡佛总统报告了股市形势。之后投资者信心出现短暂的提升。）　　拉斯克同一天回到华尔街，对他在白宫的听众非常满意。这天下午，他与把握债券市场命脉的比利·所罗门（Billy Salomon）会谈。后者告诉他，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天突然开始通过购买债券为经济注入货币供给，拉斯克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成功警告尼克松的第一个成果。白宫宴会计划还没有向公众宣布，但是正在进行。股市继续下跌，拉斯克所说的最后5分钟正在慢慢消逝。5月22日，道琼斯指数达到1963年以来的新低，美林不得不要求其以部分信用方式购买股票的客户追加1 150万美元的保证金。周末的休市没能阻止市场的下滑，5月25日，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下跌20.81点，是1963年肯尼迪遇刺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收盘时勉强高于640点。简维开始预测股市跌破500点大关了。　　午夜的钟声似乎就要敲响，恐慌即将爆发。星期一下午，股市收盘之后，经纪投资界从道琼斯新闻报道中得知了计划中的白宫宴会的消息。宴会将在27日星期三举行，六十多名商界和金融界的大人物将参加宴会。然而，人们对总统对华尔街命运的关心的领会没有产生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二天，星期二，道琼斯指数又下跌9点，跌至631点。接着，在星期二的晚间电视新闻和星期三的早间报纸报道和评论中，这一即将到来的盛事的巨大影响似乎渐渐为人们所理解。在美国历史上最盛大的总统宴会和具有惊人经济意义的鸡尾酒会之后，道琼斯指数星期三上跃32.04点，为纽约股票交易所历史上最大的单日涨幅。　　宣布之时就已经达到大部分目的的宴会本身则有些虎头蛇尾，甚至有些闹剧色彩。（没有记者在场，没有关于宴会进程的正式报道。但是，我们有不同参与者的叙述为据，尤其是美林的唐纳德·里根，他做了详细的记录。）在白宫的国家宴会厅，政府、商界和金融界的大人物悉数到场。政府这边，除总统以外，还有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拉肯、财政部长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Maurice Stans）、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以及总统特别助理彼得·弗兰尼根、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和威廉·撒费尔（William Safire）。商界人士有通用汽车董事会主席詹姆斯·洛希（James Roche）、美国电话公司董事会主席H·I·罗姆尼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会主席哈罗德·吉宁、保诚保险公司董事会主席唐纳德·麦克诺顿（Donald MacNaughton），以及大西洋富田公司（Atlantic Richfield）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华尔街的代表除里根和拉斯克外，还有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哈克、美国股票交易所总裁索尔，以及几家最大经纪公司的老板。    龙虾鸡尾酒、威灵顿牛排、罗斯柴尔德拉菲堡1962年红酒—在白宫的股票市场之夜除了喝一杯罗斯柴尔德拉菲堡红酒之外还有什么呢？接下来的事情看上去严肃而怪异，甚至有些可怕。总统最先发言。他指着身后一幅巨大的东南亚地图，把三个星期前入侵柬埔寨说成自麦克阿瑟1950年登陆朝鲜仁川以来美国最成功的军事行动。总统想知道，为什么华尔街把这样一次国家胜利看成抛售股票的契机？他说，其实它应该被当做极大的利好消息。他预测，国内经济将恢复增长，下半年通货膨胀将放缓。拉斯克接下来发言，他心急如焚地强调，股
 
    市的大面积复苏有赖于政府的三项措施：美军严格按照公布的计划从柬埔寨撤军，美联储明确表现出对政府债券价格的支持，以及美联储采取进一步措施增加货币供给。下一个发言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向在座的人保证，美联储完全了解华尔街当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并明确而令人满意地表示，美联储准备履行最后放款人的职责。实际上，这是整个晚上政府做出的对建设性经济措施的唯一具体保证。　　伯恩斯讲话之后，尼克松号召大家提问。有人问总统打算如何对待美国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校园反叛行为。总统回答，对于抗议学生，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应该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显然这一回答令所有人满意。据里根叙述：“他说，他成为美国总统不是为了看到所有同盟国的破产，或者看到我们失去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　　从能够获得的记录来看，宴会最后变成了某种疯狂的茶话会，不同的出席者表达着自己的优先利益，而对别人的考虑漠不关心，他们的观点不比国家宴会厅以外的普通市民更加接近事实。接着，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一位几乎所有在场人士都不认识的名叫伊西多尔·科恩（Isidore Cohen）的嘉宾提出了一个“问题”，使形势很快演变成对政府政策长达10分钟的鞭笞—经济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伯恩斯博士对总统提出的糟糕的经济建议（发言者是这么认为的），以及按里根的话说，“在过多的领域表达过多的建议”。随着科恩继续激烈而不留情面地发言，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商界、金融界和政府共同参加的宴会上，存在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那就是普遍的恐惧和惊慌。里根碰巧坐在科恩旁边，他不断拉他的衣摆，试图让他坐下，但都没有用，科恩顽固地站着发表讲话。当科恩终于结束长篇演说坐回座位上时，总统冷静地接着他的话往下讲，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几分钟后，总统就赢得了普遍的掌声。　　这是怎么回事？伊西·科恩是谁，他去那儿干什么？“他要在那儿干什么？”班尼·拉斯克后来问，委婉地表达出他的愤怒。“他是民主党人！”至少，科恩绝不是一个地位可与其他在场者相比的商人。实际上，他是约瑟夫·科恩父子公司（Joseph Cohen and Sons）的一位领导人，这家公司在纽约和费城生产男装，最近刚与飞速美国公司合并。读者可能还记得，后者是风光一时的以色列人梅苏莱姆·里克里斯领导下的联合企业。简言之，科恩出现在那里，是因为某个参与准备宴会的人的疏忽大意。我们要感谢这个不知名的疏忽大意者，以及科恩本人，因为他们使总统的宴会变得比任何人计划的更加人性化，更加代表美国人的心声。　　历史充满了讽刺，托这次白宫虚张声势的宴会的福，美国勉强幸免于“另一次1929年”。（“如果市场跌破了600点，它也有可能跌破400点。”拉斯克后来说。）这次宴会在许多方面与理查德·惠特尼在黑色星期四，恐慌最盛的时候，出价205美元购买美国钢铁股票的著名表演有异曲同工之妙。华尔街第二天流传的关于宴会的报道着重于伯恩斯的保证，而不是科恩的质疑，市场出现上涨。当天，道琼斯指数上升21点，第二天，星期五，突破700点。6月初，市场又出现新一轮的下滑，并且21日人们心目中坚不可摧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Penn Central Railroad Company）由于事后看来无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管理层的原因，突然破产，这时市场大有崩盘之势。这一次，面临危险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国家政策的信心，而是更加触及经济层面的东西，那就是“商业票据市场”的生存。这个市场是企业间的信贷系统，各企业在其中相互进行无担保的短期借款，1970年6月，该系统的借贷总额为400亿美元。随着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商业票据的失效，那些不幸借给它数千万美元的公司本身也将有可能无法履行自己的偿债义务，而它们的商业票据放款人又可能突然拒绝将贷款展期，从而发生连锁反应，导致典型的全国性货币公司恐慌，当然，还有股市崩盘。但这一次，联邦储备委员会准备采取行动。它事先就获得了警告，于是针对这种典型的困境采取了经典的补救方法，大大敞开了通常严格控制的贷款窗口，暂停对各银行的最高利率加以限制，从而向市场注入大量货币供给，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连锁反应的发生。平时动作迟缓的美联储这一次反应迅捷，使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的破产成为个别悲剧，而非全国性灾难。7月初，道琼斯指数开始了长期稳定的上涨，并将一直持续到年底，最终突破840点。　　4　　我们已经比较了1929年和1970年的事件演变和人们对事件演变的态度，发现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与不同之处，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客观数据。从1929年9月的顶峰到1932年夏天大萧条的谷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381点跌至36点，缩水90%。从1968年12月的最高点到1970年5月的最低点，该指数从985点跌至631点，跌幅约36%。按照这个标准，1970年与1929年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光看这个标准是不够的。道琼斯指数准确地反映了1929~1932年的市场，那时，不论是油漆匠还是办公室女孩都大笔买进道琼斯指数成分股票，比如通用汽车和新泽西的标准石油。但很遗憾，它不能反映1969~1970年的市场，因为人们大笔买进的是控制数据公司或凌·特姆科·沃特公司的股票。一个名叫马克斯·夏皮罗（Max Shapiro）的金融分析师在1971年1月的《邓氏评论》（Dun誷 Review）上撰文，试图构造一个更适应新形势的市场标准。作为代表老时代的道琼斯指数的现代版，夏皮罗列出了一份20世纪60年代最耀眼的30只股票的清单—10只最大的联合企业股票，包括利顿、海湾西部和凌·特姆科·沃特；10只计算机股票，包括IBM、里斯科和斯佩    里欣嫉拢?0只技术股票，包括宝丽来、施乐和仙童照相。夏皮罗发现，1969~1970年之间，其中10只联合企业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6%，10只计算机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0%，10只技术股票的平均跌幅是77%。全部30只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1%。即使刨去夏皮罗事后诸葛亮才能选对股票的事实，他的分析仍然有力地显示，以新手投资者最有可能大笔投资的股票的表现来衡量，1969~1970年的大崩盘完全可以与1929年相提并论 　　并且，按照受影响的人数和他们的总损失衡量，1969~1970年的崩盘比1929~1932年严重得多。1929年，至多有四五百万美国人拥有股票；1970年，按照纽约股票交易所自己的骄傲统计，美国有3 100万股民。至于股民的总损失，1929年9~11月，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丧失了大约300亿美元的账面价值，其他地方交易的股票则损失了数十亿美元；1969~1970年的这一损失，包括在最大两家交易所和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总共超过3 000亿美元，是前一个数字的10倍。　　一年半内3 000亿美元的损失分摊到3 000万投资者头上—这就是沸腾年代酿成的苦果；联合企业及其鼓吹者的协同效应和“2加2等于5”的理论酿成的苦果；投资组合奇才们搅拌客户资产酿成的苦果；富有创造力的会计师们编造的盈亏线故事酿成的苦果；每周两股的承销商向股市倾倒垃圾股票酿成的苦果；股票推销商为了赚取快速佣金充当掮客酿成的苦果；共同基金为了获得短期业绩虚增未登记的存信股票的价值酿成的苦果。不过，后一次大崩盘造成的人性和社会方面的危害小得多，倒是事实。这时的美国比1929年富裕得多，因此1969~1970年的市场失败者能够更好地消化他们的损失，而且此时更富智慧和责任感的国家监管也保护了投资者，使他们免受轻信和贪婪所能带来的最严重的惩罚。1929年，政府对借钱购买股票没有任何限制，人们可以随意以10%或20%的保证金把积蓄投入股票，从而面临市场下跌10%~20%就赔个精光的自杀性风险。美联储对最低保证金比率的限制（1969~1970年的大部分时间高达80%）使得投资者，除少数人发现了极端高明的规避方法外，必须提供相对于他们的风险而言充足得多的现金，这正是防止1929年大规模个人悲剧重复上演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对最低保证金比率的限制使得1969~1970年的投资者很难彻底赔光。实际的结果只不过是失去中产阶级地位，生活出现困苦，而不是遭遇灾难。如果说人们在1970年只会听说股票投资者生活困难，而不是家破人亡和自杀的话，大部分功劳都归于罗斯福新政的一项关键改革性法规，《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它（以及许多别的因素）赋予联邦储备委员会管理股票市场信贷的权利。在老式自由主义遭到辱骂和耻笑的同时，虽然不为人注意或欣赏，仍然存在的大量老式自由主义卑微却显著地证明，40年来，美国毕竟获得了一些教训。　　当然，与其说是由于更加英明的政府政策，不如说是由于美国工业力量的强大，与1929年不同，1970年的大崩盘之后没有发生灾难性的萧条。不过，也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萧条。1932年，曾有高达1/4的全美劳工失业，而在1971年最糟糕的日子里，失业率也只是刚刚超过6%。但这已足够糟糕了，尤其是（与1932年不同）大部分失业集中于大城市的黑人区。而在这些区域，失业率有时确实超过了25%。总统1970年的经济报告含糊其辞：它提到“放缓”、“产出减少”、“很多方面未能实现预期”的经济表现，却只字不提“衰退”，更不要说“萧条”。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试图将形势粉饰得光明一些时竟然使用了“增长衰退”这个自曝其短的词。　　但对外行人士来说，1970年处处明白显示着衰退的迹象。10月，劳工统计局报告说，全国劳工失业率为5.2%，年龄不到20岁的城市男性黑人失业率为34.9%。同时，衰退开始向经济阶梯的上层蔓延。经济衰退的潮水从未打湿过富人的衣裳，更不要说把他们浸透—公司老总们凭借天文数字的薪水过得好好的，银行则由于持续紧缩的银根飞黄腾达—但在1970年的秋天，经济衰退的潮水吞没了中产阶级。一名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的组织者曾对撰写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编年史的作家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说：“一个在家附近的银行兑现半月一张的薪水支票的人，前几年拿出的支票都是每张300~400美元，现在他只能拿回家150~170美元。”一名22岁的年轻人则这样描述年轻人反传统文化年代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大部分留着长发的人都不得不为狗一样低贱的工资工作。没多少地方能雇用他们，于是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你知道，每小时1.75美元。就像黑人一样。”　　10月，航空公司由于预计全年总损失至少为1亿美元，削减了奢侈服务：用三明治取代牛排，用纸巾取代毛巾，减少空中电影，不再供应昂贵的澳大利亚坚果制成的小吃。同月，劳工部确定了35个有“严重或持续”失业问题的主要劳工区；优化商务局理事会（Council of Better Business Bureaus）估计当前有40万名失业的管理人员；大公司开始大幅削减管理人员和白领员工的工资。例如，马萨诸塞诺顿公司（Norton Company of Massachusetts）削减了5 000名经理和白领员工15%的薪水，这意味着，一名年薪2.5万美元的员工每周少领取72美元。到11月，在纽约显而易见的是，申请福利救济的非波多黎各白人比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增加得更快。在纽约州就业服务中心的专业人士就业中心，要求领取失业救济的专业和管理人士在一年内增加了100%还多。人们开始听说股票经纪商开出租车，艺术总监从事版面设计，会计师接受锐减的工资并有生以来第一次支付中介费。这年冬天的曼哈顿，供出租的豪华轿车供过于求；许多歌剧赞助商记忆中第一次出现了几乎每场大都会歌剧院演出都有空座的情况；许多以前光顾萨克斯第五大道（Saks Fifth Avenue）① 的消费者现在选择光顾Klein’s或Alexander’s，许多原来的出租车乘客现在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12月，大学里的就业指导员开始向毕业生告知职位的大幅减少，并警告他们对第一份工作挑挑拣拣的日子结束了。大部分大工业公司开始大幅减少校园招聘，有的削减幅度达到一半。高学历就业市场变成小型灾区，新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找到工作的比率只有前一年的一半。习惯于看着有钱的家长们为子女的就读发愁的城市私立学校，突然间互相展开竞争，争夺稀少的申请者。    诸如此类。没有出现排队领取面包的情况，但人们现在吃的是面包，而不是蛋糕，苹果而不是火焰冰山。而忧虑的政客们对不断恶化的形势的反应则更加讽刺地重演了历史。1970年即将结束，国民生产总值自195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全国工业只实现了生产能力的3/4，经国会同意，总统开始运用赫伯特·胡佛的应急点滴投资理论，试图通过国家向商界的转移支付，保住旧有工作职位，并创造新的职位。到年底，国会已经投票通过了赋予洛克希德飞机公司2.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试图以经济援助使该公司免于破产，从而保住6万名员工的工
 
    作；破产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即将获得1.25亿美元的联邦贷款，使它的火车能够继续运行，它的员工能够继续工作；一家新的政府公司美国铁路（Amtrak）正在组建，它将经营全美所有的城际铁路；政府的造船部门也将迅速扩大。一切都很像胡佛的著名商业救济之举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的再现，不同在于复兴金融公司与请求帮助者之间展开了比现在的尼克松政府更为艰难的讨价还价。　　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两个时期新的相似之处不断出现。1971年，尼克松不断否定由政府直接提供工作机会的计划，就像胡佛1930年和1931年所做的那样。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疲软。当美国1933年4月18日最终被迫放弃美元兑黄金的承诺时，离1929年股市崩盘正好过去了三年半。这一次，政治需要战胜国家荣誉的一幕降临得更快。当1933年美元失去与黄金的兑换能力的旧事于1971年8月重现时，距离1970年大崩盘只有一年。　　历史，从经济的角度看，似乎变成了不断重复的噩梦，而美国就是不能从中醒来。但对华尔街来说，这一次噩梦有了新的内容。1970年下半年，华尔街，与其不幸的投资者不同，表现出陷入不可逆转的破产迹象，美国证券市场即将进入完全的社会主义。
第八章　沸腾的岁月(1)
 
　　《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则暗示公司的利润业绩—股市繁荣的基石—是另一个假象。根据《福布斯》的估计方法，索尔·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腾岁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辉煌年代没有产生过任何净利润……　　1
 
　　致沸腾岁月的墓志铭：　　1970年10月中旬，格莱姆克公司管理层中止其濒临崩溃的离岸基金的赎回和销售的前一周，皮埃尔·塞林格董事高坐在他在伦敦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亲切地对一名记者说：“离岸业务是一只死鸭。” 于是，曾经38美元一股的格莱姆克公司股票以1.5美元就能买到。　　1972年6月，伯尼·康菲尔德（更准确地说，曾经的伯尼·康菲尔德）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的一大笔优先股在日内瓦以每股1美分的价格转手。　　1968年底到1970年10月1日之间，28家最大对冲基金的资产下降了70%，合7.5亿美元。（理论上讲，在各种金融机构当中，对冲基金的组合能够帮助它从市场崩盘中幸存，或许还能从中牟利。但只是理论上。组合不是天才，即使对高高在上的对冲基金来说，唯一的天才也是上涨的市场。实际上，它们的经理与其他人一样被沸腾的情绪左右，干脆忘记了及时对冲风险。他们中最有先见之明的一位碰到极佳的运气，或者说做出了极佳的判断，在1970年5月27日市场转向的时候开始大规模卖空，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一家1971年倒闭的对冲基金的严重受害者包括洛伊斯公司的老板劳伦斯·蒂施、奥本海默公司（Oppenheimer and Company）的合伙人利昂·利维（Leon Levy）、华纳兄弟公司（Warner Brothers Seven Arts）前老板艾略特·海曼（Eliot Hyman）以及唐纳森、卢弗金和简莱特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卢弗金（Dan Lufkin）。愚蠢的投资者可以在一起落马的最聪明的投资者，或者说前投资者身上找到安慰了。　　1970年8月，《20世纪基金》（Twentieth Century Fund）发表了沃顿商学院教师欧文·弗兰德（Irwin Friend）、吉恩·克罗基特（Jean Crockett）和马歇尔·布鲁姆（Marshall Blume）撰写的关于共同基金的研究论文。该论文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对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的平均加权或非加权投资带来的收益率，高于共同基金1960~1968年期间的总体收益率。”简单地说，根据论文作者的数据，亦步亦趋地选择股票比把自己的钱交给专业投资组合经理更加有效。　　如果说这一结论暗示着快枪手基金经理们的投资业绩不过是大众的疯狂造成的假象，《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则暗示公司的利润业绩—股市繁荣的基石—是另一个假象。根据《福布斯》的估计方法，索尔·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腾岁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辉煌年代没有产生过任何净利润。　　2　　正如个人危机过后会有悔恨，公共危机过后则有改革。1969~1970年华尔街危机尘埃落定之前，实际上，在其最后阶段结束之前，改革就开始了。1970年12月，国会通过并由尼克松总统签署了一项成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的法案，简称Sipic。这是一家联邦会员制公司，由证券业出资，用来保护破产经纪公司的客户，减少他们的损失，限额为每人5万美元。纽约股票交易所现在宣布，每一个在1969~1970年由于经纪公司破产而遭受伤害的投资者又将获得保全了，甚至包括8月被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的普恩、第一德文郡公司和罗宾逊公司不幸的客户。纽约股票交易所对他们的短暂抛弃现在看来似乎是使得Sipic法案获得通过的筹码。但考虑到诉讼和法律的延迟，一切还需要时间。1971年仲夏，破产经纪公司的大约1.8万客户仍在等待他们的股票和现金。到1972年底，差不多每个人都被保全了。　　就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纽约股票交易所开始从内部改革。1972年3月，交易所成员投票决定对其管理机构进行民主化重组，用新的由21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其中10人来自华尔街以外，取代过去由33人组成的由华尔街内部人主导的委员会，并用带薪主席取代过去无薪的名义上的兼职主席，比如拉斯克。新管理委员会以改革的精神，在7月的首次会议上选出第一位带薪主席，詹姆斯·J·尼达姆（James J. Needham），他并非华尔街人，而是一名会计师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员。被选入管理委员会的首批“公众”代表大部分是不太可能赞成小投资者观点的富人实业家，这意味着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这一改变毫无疑问代表进步。　　那么，是谁的建议被采纳为华尔街11号的更加民主的新模式呢？是小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就是那个曾经早熟而认真的年轻经纪商。惠特尼丑闻之后，1937年刚过30岁的他便担任对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民主改革的委员会的秘书，并于第二年成为改革后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第一任总裁。对于马丁而言，早已退休的他在1970年12月受到拉斯克的紧急请求，生命中第二次花费半年时间研究如何将纽约股票交易所由为其会员服务的俱乐部变成为公众服务的市场，一定是一种奇怪的旧梦重温的体验。　　这就是最后的讽刺：历史不但在事件的演变方式上重演，而且连主角也同原来一样。但是，如果说华尔街的20世纪60年代在许多方面是20年代的重演，那么，它的沸腾岁月则是这个年代大趋势的个性反映，折射和投射出一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10年的困境、疑惑和恐惧。比如，让我们看一看主导这10年的富人欲望的微妙变化。60年代初的爱德华·M·吉尔伯特身上有着20年代受到推崇但现已消失的美国风格，富有上升到原则高度的个人和社会责任感。杰拉尔德·蔡渴望并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一个更加理性的美国梦，那就是贫穷的移民凭借自己的智慧在这个自由的国度获得成功，他在1964年和1965年达到顶峰，这正是约翰·肯尼迪遇刺和1967年巨变风暴之间的平静时期。1968年和1969年的索尔·斯坦伯格是当时为人们熟悉的国家舞台角色的金融版，这个年轻而鲁莽的外部人试图靠打败内部人而挤进来，结果，与同时代的美国反叛者一样，被打败了，并且承认自己的失误。伯纳德·康菲尔德，既冲突又同步的全国趋势的代表，用他的生命而不是笔著成了一篇讽刺文学，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夸张版本；不愿屈尊加入所谓的老派堡垒，而是尽可能明目张胆地鄙视它，正如他所做的那样。最后，主导华尔街60年代末的两个人物拉斯克和佩罗，恰当地反映了回归更加保守和传统的社会责任的全国趋势。他们坦然地爱着这个为他们的个人抱负提供了良好竞技场的国家，作为报答，他们做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情，拉斯克将全副身心投入对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拯救，佩罗则将自己的大笔财富投入同一事业，还曾以一架波音707飞机作为他的罗西南多① 四处奔波，像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徒劳地试图营救困在北越南的美国囚犯。    时尚和方式在变，但致富的渴望不变。最大的金钱追逐者们的风格和动机则如最大的情种，他们的套路一样微妙地反映了所有这些变化。　　3　　客户或者说小投资者，这些华尔街的“消费者”又如何呢？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和
 
    20年代一样无情而有计划的诈骗了吗？联合企业和绩效基金像过去的合伙投资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一样冷酷地对待他们了吗？还是如同骗局的受害者一样，他们应该把主要责任归在自己身上？　　首先，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股市的大输家。不幸正巧于1970年7月股市跌入谷底的时候，纽约股票交易所公布了最新全国股民调查结果。我们已经看到，总股民人数达到3 100万，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股民。这意味着股民人数自1965年以来上升了53.3%，那时的股民人数刚刚超过2 000万。因此，毫无疑问的是，近1 100万人是在道琼斯指数接近1 000点的1965年和大约650点的1970年年中之间首次进入股市。1969~1970年股市崩盘中总共3 000亿美元的账面损失中，到底有多少是由这1 100万新投资者承担无法计算，但可以肯定，1970年7月纽约股票交易所公布人民资本主义重新到来的最新证据时，人民资本主义已经使至少1 000万美国投资者，或者美国全体投资者的1/3，比原来更加贫穷，而且贫穷了数十亿美元。　　20世纪60年代，或者为了购买第三辆车，或者为了去加勒比旅行，或者为了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或者只是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曾经投资于凌·特姆科·沃特、里斯科、梅茨基金或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人们，相对于1929年同样进行危险的孤注一掷，投资于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雪兰多或阿里范尼的不幸者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多亏了证券法案和证券交易委员会，20世纪60年代的投资者在技术上受到联邦法律完全信息披露要求的保护，可以免受公司欺诈的伤害。当然，关键字眼是“在技术上”。如果投资者完全懂得合并会计的深奥含义，他或许不会投资于凌·特姆科·沃特或里斯科；如果他抓住了基金投资组合中存信股票增值的奥秘，他大概不会投资于梅茨基金；如果他阅读并且读懂了全国学生营销公司1969年年报的脚注，他几乎一定不会把积蓄交给这家公司。那么，问题是，业余投资者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只有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股市的进进出出上，而且拥有这样的理解力。他没有权利依赖他的经纪商和共同基金经理的投资技巧和人格吗，尤其当他们的判断力如此频繁地受到最权威的投资机构、全国性银行、大基金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基金会的肯定时？简而言之，相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股票投资游戏的规则对业余投资者是公平的吗？　　实际上，不是。当美国最精明的企业金融家和他们的会计师在法律范围内不断寻找新的欺骗方法时不是；当本应冷静的基金经理在追求迅速业绩的祭坛前成为疯狂信徒时不是；当经纪商对客户利益的承诺不断遭到私人利益或佣金压力的削弱时不是；当代表投资业风度的领导者们像业余人士一样贪婪而鲁莽地投机时不是。完全信息披露在20世纪60年代的股票市场上总的来说是一次失败，只给了小投资者虚有其表的保护。而这一失败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程度的披露能够成功保护投资者。规则可以加强，正如这10年以及今后会出现的规则一样。但就像白天过后一定是晚上，华尔街诡计多端的人以及他们的金融进贡者将永远忙于以新的诡计玩弄新的规则，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那些受人尊敬的机构在下一次快钱风潮盛行的时候将再次上演骗术。正如拉斯克1972年所说：“我能感觉到它的到来，不论有没有证券交易委员会，一轮新的灾难性投机将到来，所有我们熟悉的情景将依次上演—蓝筹股的繁荣，接着是对次级股票的追捧，接着是场外交易的火爆，接着是新股发行的又一个垃圾市场，最后是不可避免的崩盘。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但我能感觉到，而且，该死的，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就这样，按照事物的本性，业余投资者相对于专业人士仍然并将可能一直处于劣势。或许他最好的保护在于对这一事实的认识。　　4　　尽管如此，华尔街正朝着民主的方向改变，并且一定会发生更多变化：公众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或许将与美国股票交易所和小型区域性交易所连成一体）的管理委员会中将有更好的代表，越来越多的交易佣金将通过自由协商确定，而不是由证券业的行规确定，共同基金的收费和经营将得到更好的监管。但即将发生的最大变化或许不是金融方面的，而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　　自从20世纪初变得不再富有的强盗们展开掠夺、精明的商人对铁路债券进行操纵的竞技场之后，华尔街不但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而且成为一个国家机构。20世纪60年代，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华尔街人总是害怕被称做的私人俱乐部，不是一般的私人俱乐部，而是美国最重要和有意思的俱乐部，全美风潮的制造者和反映者，全美领导者的学校。20世纪60年代，虽然它的贵族气质和政治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它仍然拥有它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上演着国家戏剧的浓缩和高级版本。但在这10年及其独特的那一幕戏剧结束时的震荡之后，它扮演旧角色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华尔街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的命运不是被改革结束，而是被机械化结束。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有大量的股票交易不是在天窗下的交易场内面对面地进行，而是在相隔数千英里、坐在闭路电视荧屏前的人之间进行。华尔街显然越来越无法处理全国证券业大规模扩张的业务，这增加了废除股票权证、用计算机存储单元中的记录取代它们的压力。全国最大经纪公司的老板，美林公司的里根，1972年预测：“到1980年，华尔街将失去它的大部分风情……华尔街相对于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将失去许多色彩……我猜，最早消失的将是那张装饰性的纸［股票权证］……当一切电子设备就绪，我们还会需要纽约股票交易所吗？或许不是以它现在的形式。”    那么，再见了，私人俱乐部。使华尔街成为一个社会单元的两股力量，一个是股票权证，它的使用要求场所的集中，因为它必须要能够迅速便捷地从卖方转移到买方，另一个是股票交易所，它使股票交易有了一个看得见的焦点。如果权证和交易所消失了，华尔街将走过漫长的将自己转变为毫无人格的全国性自动售货机的道路，这或许会对投资者更加公平，但作为美国的一个微观世界，它将失去大部分趣味。它私人俱乐部的一面，不论从公平和民主的立场来看多么令人谴责，对社会环境来说却是必需的；改革者和社会历史学家的愿望必须
 
     只占少数派。如果私人俱乐部消失了，或许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我曾提过的华尔街的一个特点：充当以占有、统治、归属为主题的高尚、纯粹的道德剧的舞台。可以想见，本书或许是为“华尔街”时代撰写的最杰出的著作之一。